关于人事，我在“通要”的意义上曾有一句绕口令似的“名言”：大事小事人间事事事人事，家事国事天下事人人事人。

这不？在全国人民辞虎迎兔过大年之际，大洋彼岸的美国《虎妈战歌》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一起“司空见惯浑闲事”：一只洋生洋长在美国的“母老虎”，愣是披着“中国虎妈”的外衣越洋过海来到中国，将本是为母育儿的“个人家事”，不仅演义成关于美式教育成败的“国家大事”，还将战火由西向东烧到中国，最终演义成了一场攸关中美国际竞争力的“天下大事”。

这个话题，不仅涉及到我所关注的“人本发展与管理”问题，而且，作为一个正在天天目睹虎妈虎视眈眈地盯着高三儿子时刻想吃掉他而又焦急万分无可奈何的虎爸，若不插嘴说话会憋死的！

人母变虎妈，根由跨文化？

在美国伊利诺州香槟出生、祖籍福建的菲律宾华裔蔡美儿(Amy Chua)，嫁给一个美国犹太裔法学教授Jed Rubenfeld，又在全（中）国人民都想往的美国高等学府，自以为是地按照“中国方式”生养了两个同有中英文名字的混血女儿索菲娅(蔡思慧)和路易莎(蔡思珊)，这件“浑闲家事”本身就具有天然的“国事天下事”背景，不在跨文化、全球化、国际性的宏大意义层面“上纲上线”都没办法，否则实在难说清楚！为此，须先从蔡美儿的“文化基因”、也是我们最熟悉的中国文化传统说起。

众所周知，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大一统、官本位”的社会。在这样一种社会现实中酝酿积淀出来的，自然是从“家”到“国”层层同构压制的文化传统：在家庭里头，对于儿女们来说，一切行为准则乃惟家长之命是从的家法家规；在国家层面，对于广大“子民”来说，所有行为规范都根源于“父母官”老爷们强加在民众头上“猛于虎也”的严刑峻法、苛捐杂税。进一步从两性文化角色来看，正如洪晃所言，“虎妈战歌”源于“父慈母严”的文化基因，也是有其特殊而深刻社会根源的。

在“唯有夫权父权才是人权”的中国男权社会中，女子以其为夫家老爷所抚养的孩子来衡量其价值；所谓“母以子贵”，一个母亲在家族中的全部价值，就在于她有没有儿子以及子女是不是“龙子凤女”。不难想像，在这样由男性极权统治的家国文化中，那些命运握在别人手里的弱势群体（如妻妾们），为了自己“荣华富贵”，必然要不惜任何代价使自己的孩子“成龙成凤”。由此以往，在心理上、文化上长期纠结积淀，慢慢就形成一种养育子女攀比竞争、待人处事明争暗斗的扭曲心态和畸形传统。

这种文化基因延伸开来，就是一种“弱对强、穷抗富、东风压西风、移民后裔对抗老美贵族”的阶层争斗和跨文化冲突。这种争斗和冲突是如此旷日持久且具有空间拓展性和普适性，以至于像蔡美儿这样经奶奶东南亚争斗、父辈移民北美打斗的二代华裔美妈，由于祖传家教基因影响，虽然成为美式教授、西洋高级知识分子，但骨子里很沉淀着粘稠的中国母性文化血液，并基于自己成长经历和育儿经验著书立说，以沾沾自喜、洋话连篇的极端中式表白，在西洋文化环境中赢得“孤芳独赏”的关注。　

人母变虎妈，文明在退化？

从演化心理学和人类学层面看，相对于为父者来说，为母者更关注、关心子代成长并为之倾注更多精力和心血，乃恒久而普遍规律。但从生物群体进化趋向及人类文明进步大方向来看，在养育子女的方式方法上，从“圈养”到“放养”，从“独裁”到“民主”，让孩子在日益宽松和谐的环境下身心得到全面健康发展，乃现代国民教育乃至世界公民教育的基本价值指向和核心思想理念。

由此判断，身为高端知识分子的蔡美儿这本书，虽说只是她“变成母亲的个人经历”以及她那种家庭“在两种文化交加中的故事”，但在世界潮流浩浩荡荡的民主文化大环境中，以津津乐道、沾沾自喜的口气（据说是所谓“美式幽默”），讲述乃至宣扬其家长极权专制独裁作风，显然是不合时宜乃至有些“反动透顶”的。

同样，在子代没有独立选择能力的情况下，所有做母亲的（包括非人类的动物妈妈），都会在一定的年龄段越俎代庖地代他们做选择，当然，在什么时候（是3岁还是13岁）让孩子自己学习独立选择，以及较多地专注“教”孩子做选择还是较多地“代”孩子做选择，这要基于各位母亲个性化判断、文化文明层次和具体国情环境来确定。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文化文明层次越高的母亲，其家教方式越民主开放，以平和宽松的心态为孩子营造积极向上、全面发展的成长环境，是一个文明母亲的正当责任和义务。就此而论，蔡美儿身为大学教授却高宣“虎母战歌”，似乎多少显得有些“不合身份”。

早在2007年，蔡美儿曾在自己的学术专著《帝国盛世》一书中提出：历史上处于支配性地位的大国，从古罗马到当今美国，都是以一种开放包容性的政策，吸引国内外不同文化背景的才智之士为己所用，并由此判定中国不会成为美国那样的支配性全球大国。她在《虎妈战歌》这本书中所描述的，究竟是其大国学术研究成果在家政层面的“正向应用”，想以此说明怎样结合不同文化的长处培养杰出人才，还是对其学术研究成果的一个“反动”，想用家长极权专制主义来摧残民主文化环境中茁壮成长起来的新生代公民精英？

当然，“归纳过程略去了无数细节，而真正有意思的生活，往往就在这些细节之中”，或许由于“标题党”的误导，人们来不及斟词酌句看书而对她有诸多误读。虽说，蔡美儿作为二代移民奋斗者，因怕孩子在富裕生活中退化而持有“富不过三代”的危机感，以及由此为矫正子女不要过于放纵而走向极端的做法，多少令人能够理解并同情；但是，她作为研究民主法治文化的高级知识分子，在教育子女上死抱狭隘的成功观（保持门门功课皆“A”、18个月就认字母表，在卡内基音乐大厅弹钢琴或成为管弦乐团首席小提琴手），在对待子女的态度上崇尚独裁专制、唯我独尊的蛮横作风，以及在文化心理教育上鼓励宣扬一种极度短视、虚荣和功利主义的偏激争斗意识，或多或少是有些“倒行逆施”意味并令人厌恶的。

人母变虎妈，国人更可怕？

如果说，“虎妈”对于过于民主宽松的美国家庭教育文化来说，尚有一点“西风东化”、“美中调和”意味的话，那么，这股“战歌”以猝不及防之势冲向“父母成祸害”的中国大地，其“祸国殃民”的反动影响则令人相当担忧。

当今中国社会，在日益畸形的应试教育体制拉动压迫下，“要孩子成才就不能输在起跑线上，要成功就要争先恐后上北大清华，要子女成龙成凤哪怕他/她不能成人”，这几乎成为千万家长、万千父母不约而同的社会共识和铁定无疑的意识形态。

在这种社会文化环境下，我们的家长忘记了“成人”而非“成才”乃教育首要目标，背逆了“因材施教，循循善诱”、“以学为主，兼学别样”、“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这样一些最基本的教育规律，疏忽了孩子个人潜能、伦理道德、健全人格、自主意识和独立生存能力的培养,不知道家庭教育的首要任务就是要把孩子培养成能够适应各种环境和有独立生存能力的 “社会人”。

在这种社会文化环境下，自以为有无限爱心、为人父母的家长们，不懂得“满足感有时比成就感更重要”，不自觉“高压严苛的中式教育固然可以培养出像郎朗那样杰出的钢琴家，也可能弄巧成拙教养出像苏菲亚那样的妓女”。他们不了解“智商可能是通往成功的敲门砖，而情商才是走向成功的关键点”，在全球化新时代那些有效率的成功人士往往是集合情感商、患难商和文化商于一身，懂得与人相处之道、理解社会规范、晓得解读并协调跨文化的群体行为而能够化危机为商机的“通才”。他们更看不到，“西式民主文化教育虽然制造不了那么多在国际数学比赛中囊括奖项的天才，但也会培育出像比尔·盖茨和史提芬·乔布斯那样出类拔萃的电脑奇才”。

在这种社会文化环境下，多少中国家长为孩子进不了好幼儿园、好中学、好大学而痛苦不堪，多少中国父母为怕孩子输在起跑线上、被别人欺负、成不了“人上人”而血脉贲张，又有多少中国家长父母在心中没发过毒誓，为实现自己“宏愿”而扬言“宁可打死也不能让把自己气死”……结果，不计其数的中国父母在孩子健康成长的人生旅途中，不仅没有为孩子设计好美好人生、安排好事业前程、打造好职业成功平台，反而成了“祸害”！

在这种社会文化环境下，那些“自以为是”且“反动透顶”的中国父母们，听到“花花世界”的美国黑土地上竟然也高唱起“虎妈战歌”，可能会更加自鸣得意以至于得意忘行，不明就里跟着人家“高歌猛进”，结果很可能使本来就陷于“水深火热”的中国孩子，重吃无尽苦、又受多重罪，这样，“美国虎妈战歌”最终很可能异化扭曲成了“中国母亲的败歌、中国教育的悲歌、中华民族的哀歌”。

人母变虎妈，华裔都效法？

可怜天下父母心，但中国父母的心是最可怜，甚至可以说是最可悲和可耻的。

有人说，这不是中国父母、中国妈妈们的问题，而是中美教育环境、就业环境和社会福利保障环境的差异所致。一个中国父母普遍持有的思维定势就是：如果送给未成年的孩子明媚的20年，那么就是很可能断送掉孩子后来的80年；一个人生，前三十年是要用来奋斗践行的，只有过了这个阶段，才可以有资本或者有资格说“淡定”或“放下”。这可能说出了相当多中国父母、特别是中国妈妈的“心声”。

但令人不得其解的是，我们看到一个奇怪现象：无论是大陆还是台岛，不管是在亚洲还在美陆，即便是在西方民主平等的多元社会价值环境中，乃至相当健全的社会福利保障体系下，在“子女未来不当律师、教授、医生即便只是做一个搬运工他们的生活质量也未必会差”的情况下，相对于其他族人，为什么华人父母都有一种“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强烈诉求和期盼？是他们骨子里都有某种莫名其妙的“应试攀比”心理机制，还是华人在特定社会文化环境下天然具有实现代际传承的本能需要？

据说，在美国,华裔妈妈爱攀比，尤其是那些自诩为进入所谓“中产阶级”阶层的华裔妈妈，更爱攀比。聚会时，孩子是中国妈妈们的一个共同话题，她们三句离不开孩子。在美国，“中式教育”的代名词是“补习”和“拉琴”。中国家长对子女的最高期待，是子女进入纽约的“三大特殊高中”，为以后进入常春藤大学铺路，为此不惜强化恶补，当美国孩子还在睡觉时，中国孩子早已开始“战斗的一天”。

 

现在该是我们平心静气对如下原本“大是大非”而往往又“似是而非”的问题一一进行深刻反思、澄清和回答的时候了：

——子女只是实现父母“神圣光鲜”成功目标、可以任意塑造的一种“工具”，还是有独立人格、追求自己精神自主自由自在的“社会主体”？

——外在世俗意义上的“功成名就”，与内在价值意义上的“自我实现”和“幸福快乐”之间，究竟是什么样的对应关系？

——中国父母，大多不理会孩子自尊心，并坚信孩子不懂事而要替孩子做选择，要求孩子必须有孝顺心，这样做的结果真的很“成功”？

——披着高级知识分子光鲜外衣的封建家长,在拔地造就高楼大厦的同时，是不是也毁灭了大片茂盛森林中美丽的参天大树？

——近年来，中国经济快速上升与这种野蛮的应试教育有正向相关关系吗？

——我们应该把教育纳入“经济政策”，让孩子接受优质教育以帮助他们在竞争中获得成功由此也给国家带来“经济繁荣”，还是同时也应该将教育纳入“社会政策”，让孩子在更加和谐的民主社会环境中健康全面地成长，同时也为整个民族乃至全人类带来文明进步？

——教育特别是基础教育究竟应该强调多学多练多记多考，还是强调多看多问多想多干，更多地注重批判性思维、独立自由思考和创新性修炼？

——应对地位竞争,协调群体行为,理解社会规范,把握自我与群体之间的区别,凡此种种社会考验,对认知能力的要求是哪所大学任何一节高强度课程能够胜任的吗？

——缺乏对公民素养、自强自立意识、独立健全人格、平和友善心理等各方面素养修炼的国民应试教育，难道不应该为当今社会人伦秩序失范、人际生态恶化、创新能力低下承担首要责任？……

对于这些问题不进行深刻反思、讨论和澄清，中华民族真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还沾沾自喜津津乐道于所谓“中国虎妈”、“中国模式”或“中国崛起”而不自知，实在令人惋惜和担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