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段经典讽刺：一城里人，指着一地麦苗说，好多韭菜耶。我自己就常常被亲戚们这样讽刺，尽管这事儿，还真没发生在我身上过。因为我虽然生在乡镇，长在乡镇，长期生活在乡镇，工作还曾经跟农业沾边——收购棉花，却“十指不沾阳春水”，一直没怎么真正跟种田打交道，不怎么认得其他农作物。一般遇着我又被讽刺了，基本会苦笑着说：您太抬举我了，我没这么厉害。韭菜这个东西，做成菜，盛在盘子里我认识，而当它原生态地长在田里时，我根本连这是韭菜都想不到。知道麦苗似韭菜，已经充分说明此人有一定农业经验，而我完全没有。我说的是真话。
没有农业经验也没什么，社会在发展，人各有分工，对本身工作、生活方式以外的其他种生产、生活方式就荒疏了。在如今的城里人中，打起了灯笼，恐怕找不出几个能分清五谷的。也没什么，其他种的生产、生活方式，知道则多多益善，不知道也一样的日子一样过，照样能自己过得好，也绝不至有害于社会运行。
回头看重庆大力开展“三进三同”，要求机关干部每年一周、新提任领导干部和新招录公务员在试用期内用一个月时间，进基层、进村子、进农户，与农民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两年之间，25万人次机关干部走下田间地头，实在是太吓人了（新华网）：
这些机关干部，他们认识庄稼么？他们会做农活么？农活其实也是技术活儿。几乎可以断言，他们之中的绝大部分人，既不可能认清庄稼，更不可能会做农活，安排他们去农村做什么呢？
不会做也就罢了，却还麻烦人。现在外出打工的农民多，村里劳动力就缺乏，如在本地农村，农忙那些天，家庭成员都要下田，一般农户中午根本就不做饭，就是早上多做些，中午用水泡一泡，或者找小贩买几个馒头吃。搞所谓“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如上述，同劳动根本不可能；同吃者，要么村里、乡镇安排吃公款，要么只好留一个家庭成员不下田，回家做饭伺候干部，不是添乱？还同住，人家农民家不是开旅馆，你想住就住么？“三同”者，完全不顾及农民个人意愿，骨子里就透出了霸道。用湖北话说，是“将农民家当菜园子门，想进就进，想出就出”，还以为是多大恩典似的。
麻烦人也就罢了，却还贵。机关干部规模应以工作需要为限，动辄就抽出25万人来，说明规模过大，公众供养艰难，该精简了。且用机关干部做农活实在太奢侈，干部们一天的综合收入可是比农村的一个短工高得太多，不如扣下这些钱来，直接划给农户，让他们去请熟练短工。无端扣机关干部薪水当然也不应该，但比之于纳税人花钱供养干部去农田里添乱，却是次优选择。
以为这样子才便于体察民情，更是本末倒置。即民情的被封闭，原因所在，往往不在于干部不下乡，而在于机关、干部依托权力限制了诉求表达，限制了公民行使监督、选择权力。当此时，不从积级维护公民的言论自由权利入手，保证公民能充分表达利益诉求，争取正当权益，不积极落实宪法赋予公民的监督公权机关、选择公职人员的权利，却搞这么个“三进三同”，寄望这些干部的个人素质，寄望于他们个人的凭良心、为楷模，不是本末倒置？
以天下苍生为念，以民众福祉为念，以公民权利为念，维护公民权利，让公民监督约束公权机关、公职人员，让公职人员岗有其人、人尽其责，做好自己的份内工作，则承担、履行公共服务责任并不难。反之，以秀出个花样来为念，非要整出些花花样儿、歪歪道儿，就伤脑筋了，不仅折腾社会，更怎样变化了具体法子都会被一眼看穿底儿，无论如何蒙混不过去。
有如新闻中所引的“五六十年代同吃住，摸得到脚；七八十年代上广播，听得到声；九十年代坐小车，看得到烟；现在只能在电视上瞧到影”这样诗不像诗、溜不像溜的东西，一看就知道不是群众编出来，而是秀才们关在屋里造出来的。“五六十年代同吃住，摸得到脚”，有一定真实性，然而结果呢？结果是大家吃不饱肚子，据新出版的党史二卷披露，仅在1960年，就“全国总人口比上年减少1000万”。这样可怕的“脚”，谁还愿意回去看？
再退一步说，现实之农村，诚然问题多多，而问题的之所以能被承认为问题，多少有了些解决的希望，则不仅在于农民要追求生活更幸福，且越来越坚定地认为，只有争取法律框架内的个人行为、公共选择自由，并参与平等博弈，使个人、群体之利益诉求渗透在社会规则中，才能够真正拥有幸福，更是凡此种种，被认定为公民不可被剥夺的权利。反之，僵硬地回到过去，回到那样一种权力干预一切、干部决定一切、个人意志凌驾于整个社会之上的氛围中去，则无论正在发生什么，都不会被承认有问题，连大量饿死人都不被认为是大问题。要么将责任推给老天，要么将责任总结为没有紧跟最高领导，要么还强辩“中国这么大，哪朝哪代不饿死人？”这样一种氛围中，除了强势者自己升不升官、掌不掌权、放个屁有多少人说香是问题，哪里还有其他问题呢？没有了。这样一种没问题的氛围，你怕不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