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今年“两会”期间，京城的天气出奇的热。大家说：这下子可好了，以往这会儿来北京，都冻得半死，这回则可以抽空出去转转，导播张磊原和我一样、也是北京市民，甚至还向亲戚借了辆越野吉普，拟定了详细的计划，打算中间录像空档的时候，开到京畿郊野，寻山拜庙……没成想，这次他的这辆吉普几乎是彻底被“打入冷宫”——因为录像一天未间断。
与以往不同的是，每日下午，节目都要在新浪网和看看新闻网进行网上直播，并与网友的互动，这也是与以往“两会新观察”不一样的地方，大家午饭之后，便要来演播室进行准备，折腾来、折腾去，等到直播和录像结束，半天没了，能去哪儿呢？
另外，这次我们也真算见识了北京城的拥堵，前年、去年，我们用车负责接送嘉宾专家，来回顶多两个小时，这次仅从我们的驻地、位于首都CBD地带的演播室，要将一位参加完节目的全国政协委员送到人民大会堂，四到五公里路程，竟然被堵在路上一个多小时。
还有一次，我们邀请了一位国家纪检监察学院的副院长和一位北大教授，准备共话“反腐败工作”。北大教授说，我去机场送个人，三点准时赶到，因为是周六，大家都认为没问题。院长两点半就提前到了演播室，化好妆，静候教授，结果左等不到，右等也不到，竟然快到四点了。负责联系专家的编导秦扬轲拼命给教授打电话，教授说：我已经从机场出来了，路上堵。后来，一轮一轮的催促电话，教授说：我堵在路上了，开不动。最后，估计他也是被我们逼急了，电话也不接了。小秦急得在走廊里匆匆地来回奔跑，我们看他的状态，初步判断病症为“跳楼前狂躁症”，为了拯救一下同袍，负责人唐俊决定：一位专家也可以录……
在这种人几乎被“锁定”的情况下，张磊君制订的任何“旅游计划”都只能泡汤了。
二
演播室由于是在写字楼里改造的，通风条件不好，今年又加了许多热光源的灯，弄得简直像蒸桑拿。我每次带着嘉宾们进入演播室，我都会抢在他们之前、愤怒地大喊一声：“好热啊！怎么这么热呢？”这一来，是提前知会一下他们“你们要做好最坏的准备”；二来嘛，也是有点小“计谋”在里面——既然我都替他宣泄了，人家估计也会想：你看，你们的主持人都为了我们的冷暖安危、如此光火，我们还抱怨什么呢？大不了应和两句“是很热、是很热”，更有懂得客气的主儿，索性会说：“不热，哪里热呢？还行吧。”结果，等到直播开始，他们就只好在台上满脸是汗、把苦水往肚子里咽了。
演播室内的温度，其实并非是真正的问题，我们更关心的是话题的“热度”。所以，每天我与唐俊、孙刧和秦扬轲“之流”，都会像自己去人民大会堂开“两会”做发言一样，先仔细分析一下国内、国外的局势，拿出东批西凑的各种材料、数据来进行商讨，到底提点什么问题好，最后看来，录像（直播）开始后，我顶多也只是能提六、七个问题，但事先充足的准备，至少能使得对话能像流水一样，走得更顺畅、更自然一些。当然，这里面也不乏有跑题的现象——明明说好了，是聊聊如何“合理调整收入分配”，结果专家自己是研究大社会问题的，一竿子捅到“农民工群体”的社会保障问题，侃侃而谈，弄得旁边另一位茫然无措，几乎插不上话，我只好小心翼翼地去“逮”他话里的缝隙，等他咽口唾沫的功夫，马上来一句：“您看，农民工是一个方面，其实更多的城市居民也同样关心自己的工资收入问题……”这样才把话题揪回到正题上来。
最令我尴尬的，是一位权威专家在私底下沟通的时候，谈话还很自然，但等到开始录像的时候，不知是不是演播室太热的缘故，把人家烤晕了，竟然反复地翻阅自己带来的几十页资料，从中寻找他已经准备好的数据以及例证，这样一下子，弄得谈话过程中，纸张的“稀里哗啦”声贯穿始终，中间一张纸掉到地上，他还起身去捡，导播只好把镜头切给我，我也只好赶紧找点儿新浪网和看看新闻网的网友们、即时发上来的观点，先念几段，看到他落了座，才继续对话。不过这些小插曲，并不影响谈话的质量，这位专家还是挺有见解的，也让我学到了不少东西。
对于电视而言，权威的专家不一定懂得电视表达，会表达而又权威的人，便成了凤毛麟角，为了找到这些隐藏在社会中的高人，我们需要一直努力……
三
3月11日，日本地震了。这可是个大事。有人说北京也有震感，只可惜，那会儿我们正好在录像，专注于谈话，没一点感觉。
但是，东方卫视当天决定临终中断所有正常节目，直播日本地震，对我们这个“两会特别节目——两会新观察”的影响就大了，因为地震直播要播到很晚，正好覆盖了我这个节目的时间。于是，地震第一天，“新观察”被拉掉了；地震第二天，“新观察”被拉掉了；地震第三天，“新观察”被推到了子夜之后……我们还要不要坚持录像呢？当然要，即使电视不播出，网上的直播还照常，于是，我们大家一如既往，每天该准备什么，就准备什么。
我当主持人、评论员也已经有许多年了。主持人，这玩意听起来很风光，也非常容易让干这行的人，觉得自己挺了不起，实际上呢——电视永远是个集体合作的产物，名记者、名主持人倒是被大家记住了，但后面的那些构成系统支撑的人呢？恐怕大家都不知道。我每年的这个“两会新观察”栏目，尽管办了“大会记者证”的人只有我一个，但是，跟着我一起赴京的，至少还有九个人，没有他们，我一个人什么也玩不转！
忽然间，我觉得电视本身也像是一个生物，不管哪一天能做成什么影响世界的大事，但每天都得“活”着，陪伴着观众，哪怕观众一时半会儿看不到它，但它需要存在，需要守候。既然是生物，每天也不能断了吃喝，而这些食物，就是各类资讯和信息，而给它制造、加工这些食物、维持它生存的，不就是我们这帮人吗？
地震造成的灾难还没过去。我们在北京，已听到了许多人对东方卫视的褒奖——对于重大新闻事件，反应够快，有大台风范。其实，我们心里也清楚：为了保证随时能实现这种“快速”，平常的日子里，我们一刻也不能停歇……
（注：此文字供上海广播电视台番茄网专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