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心智早熟的民族

　　早在三千多年前,也就是春秋战国时期,中华民族思想文化史就迎来了一个黄金时代。先秦诸子思想中充满了智慧,直到现在还影响着我们。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有一个说法:人类就像人,也有自己的童年时代。人类的童年,可以分为三种类型:正常的、早熟的和粗野的。马克思说,希腊人是正常的,但他没有说谁是粗野的,谁是早熟的。我个人认为,我们民族的童年时代,就是早熟的。因为我们这个民族,很早的时候就已经非常的成熟了。春秋战国之所以能够产生先秦诸子百家,就是心智的早熟。

　　这个心智早熟的标志性的代表就是《周易》。《周易》用一种最简单的符号表达方式,却把一个永恒不变的规律或思想———“世界永远在变化,永远会变化,唯一不变的就是变”表达出来。

　　三千年前,我们的民族就懂得了这个道理,所以说是一个早熟的民族,是一个充满了智慧的民族。

　　我认为,中国的传统智慧可分为哲学、人生和政治三个组成部分。其中,如果说中国人的哲学智慧最集中的体现是《周易》的话,那么人生智慧最集中的体现就是禅宗,禅是中国人生智慧的结晶。

　　忧患与乐感统一的文化基律

　　中国智慧的第三个部分,就是政治智慧。先秦政治智慧的第一位代表人物就是周公。今天讲的中国文化,或者中华文化,其根基就在于周文王。孔子就说:“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孔子的儒家学基本上就是从周文化延续过来的。

　　然而,周制度是怎么创立的呢?是周公对武王伐纣胜利的反思。正是由于周人的反思,奠定了我们民族的总文化基律,那就是忧患意识。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律,就是忧患意识和乐感意识的统一。

　　孟子当年也说了“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还有我们熟悉的范仲淹的《岳阳楼记》,讲的也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一般人读这句,都是先天下后个人,其实它还有另外一层意思,叫做先忧后乐。“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忧患是放在第一位,所以我们去读中国古典文学作品,尤其是中国古典诗词,都是在体验忧患,辛弃疾的词说得很好,“少年不识愁滋味,爱上层楼,爱上层楼,为赋新词强说愁。而今识尽愁滋味,欲语还休,欲语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还有曹操的诗:“明明如月,何时可掇?忧从中来,不可断绝。”都是忧。还有我们的国歌,“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在这种忧患意识中,周公的第一个思考就是,已经获得的政权如何才能巩固?由此诞生了他的第一个政治智慧———以人为本。

　　以礼维秩序以乐促和谐

　　在思考完政权的稳固性问题后,周公又开始思索政权的合法性问题。周公认为,“天下”的产权是“天”的,但“天”有产权却没有治权,需要找个代理人,于是就找到了“天子”,天指定他的嫡长子来治理天下,同时也会收回天命。然而天根据什么来授权,又根据什么来革命呢?那就是德。

　　由此引出了周公的第二个政治智慧,即以德治国。以德得天下,就以德治天下。

　　但是,“德”是虚的。怎样是有德,怎样是无德呢?德必须有可操作性。由此引出了周公的第三个政治智慧,那便是要把看不见的“德”转化为看得见的“礼”。

　　礼是什么,就是秩序。秩序靠什么维持呢?就是等级,礼就是等级秩序。

　　然而,等级森严会桎梏人性,必须以乐保证和谐,这便是周公的第四个政治智慧。音乐就是快乐,快乐就像音乐。音乐是乐音的快乐形式。什么是乐音呢,乐音有什么特点呢?简单来看,乐音有高度、长度、强度和音色等四大不同。因此,乐音的特点就是不同,但放在一起很好听,很和谐。

　　由此来看,和谐是什么呢?和谐就是多样主义。就是大家虽然都不一样,但放在一起却很快乐。

　　儒墨道法诸子争鸣

　　可惜的是,周公的四个政治智慧最终只保住了周王朝500余年的安宁。春秋中后期,开始出现礼崩乐坏。秩序没有了,规矩没有了,天下大乱了。于是,大家就来考虑。怎么解决这些问题。这才有了先秦诸子,百家争鸣。

　　儒家提出的方案就是,以仁爱救世。他们认为,这个社会之所以乱是因为缺乏爱。儒家的仁爱包括两个内容,一个是孝,一个是悌。同时还包含着两重原则,一是对等相爱,即子女要爱父母,父母也要爱子女。一种叫顺序延伸。纵向的爱,爱父母,父母的父母也要爱。横向的悌,亲兄弟要爱,堂兄弟要爱,相当于兄弟的老乡、同学、同事、战友等也要爱,少数民族也要爱。孔子的理想就是,让世界充满爱,四海之内皆兄弟也。但这些并不管用,孔子一辈子都没能实现自己的理想。

　　于是,墨子对孔子进行了批判。并提出,社会之所以出问题确实是缺少爱,但原因正是儒家所提出的等级之爱所造成的。墨家认为,社会要达致和谐,需要的是兼爱,即平等之爱。

　　道家则对仁爱和兼爱都进行了否定,并提出最好的救世办法是不爱,也就是无为。并对竞争机制进行了批驳,然而也没有用。

　　最终,法家出来了。法家也反对爱,但与道家不同,法家认为爱是没用的只能求之于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