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重“基础设施”
赵 伟（浙江大学）
“基础设施”一词可谓一个尽人皆可耳熟能详的词儿。提到这个词，相信绝大多数人首先想到的，是铁路、公路等交通系统，电话、电视与光缆通信设施，城市给排水等公用设施，甚至遥远山谷的水库与分布在田野的灌溉系统，等等。不错，这个词在上个世纪20年代被西方学者创造出来的时候，原本就是指这类设施的。甚至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也多半是指这些有形的物质设施的。然而上世纪80年代的一些重要研究，却导致了这个词的“变异”与拓展，以致包括了越来越多的“非物质”内涵。
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1981年，两位美国学者出了一本书，题目叫《废墟中的美国：衰败的基础设施》。那本书列举了大量实例，认为美国多半的基础设施已经陈旧老化，难以支撑美国经济与产业的进一步发展。这引发美国各方对于基础设施的关注。后有权威研究报告指出，美国基础设施的老化源自制度退化，缺乏有效的制度环境去激励基础设施方面的有效投资与维护，并将这些制度与管理体制的重要性与物质基础设施的重要性相提并论。多半受到此类研究与论争的启发，经济学家们给这个词加上了另外一层重要内涵，这便是制度内涵。这个内涵的“基础设施”，被称作“制度基础设施”（institutional infrastructure），而与其相对应的原有涵义，则被称作“物质基础设施”。到了近期，更有人将物质基础设施归入社会经济系统之“硬基础设施”的范畴，而将“制度基础结构”归入“软基础设施”范畴，并认为后者内涵更广。这里先不去管那么宽泛，这里想集中谈谈制度的基础结构。
什么是制度的基础结构？简单地说就是维持一个市场系统正常运作的制度框架。这个框架最重要的两根支柱，分别是适应市场经济的各种法律法规，以及受法律法规约束的政府及其管制机构。没有这个非物质的“基础设施”，市场经济同样会崩溃的。大量研究令人信服地揭示，与物质基础有优劣之分一样，制度的基础结构也有优劣好赖之分。好的制度基础结构框架支撑的市场经济体，法官、警察、公务员等公职人员大多忠于职守，贪赃枉法虽不可能绝迹但要少得多。相反，那些制度基础结构差的国家，法官贪赃枉法成风，“不给贿赂不替当事人办事；警察不但不去抓窃贼，反而帮着窃贼行窃……”这是一本流行的经济学教科书的说法！这种说法虽然有些夸张，但也不失其现实基础。
沿着这个论题的经济学研究，近年有两个重要发展：一个是由制度经济学家们做出的，这便是对于衡量制度基础结构优劣指标的简化。认为判断一个经济体“制度基础结构”优劣的最简单指标，便是合约履行的好坏，或曰合约的强制性。简化的逻辑是这样的：一个法律制度健全，法官与公务人员奉公守法忠于职守的社会，各种有意与无意的欺诈行为会受到法律及时而严厉的惩罚；久而久之教会自私自利的人，诚实守信是最明智的选择，也是“长期收益”最高的选择。相反，那些法制混乱，欺诈行为得不到及时惩治的社会，无异于鼓励欺诈！
另一个是由国际贸易学家们提出的，这便是对要素禀赋理论的拓展，认为当代国际分工不仅依赖于要素禀赋，而且越来越多地依赖于制度基础结构的质量。按照这种理论，有些产业有些产品，对制度的依赖比之别的产业来要高些。其中就产业而论，金融业对于制度的依赖程度比制造业要高，现代服务业对于制度的依赖比之传统服务业要重。产品方面，从无公害农产品到关乎人的生命的各种高新医药产品，在在都有赖于制度的质量。由此提出一种“新南北分工模式”：以制度的质为转移的产业与产品分工模式。按照这种理论推断，制度环境差的国家和地区，发展具有全球竞争力的金融与服务业较为困难！
写到这里，禁不住想起两个亲身经历：十多年在瑞士访学，论及社会诚信，瑞士朋友每每不无自豪地甩出一句话：“瑞士人讲出的话就是合约！”这话连我的房东太太都挂在嘴上。后来仔细观察，瑞士社会的确是建立在健全的信用基础上的，没有好的信用体系，一个弹丸国家绝对成不了金融大国气候的，更成就不了医药与食品制造大国的。近期在日本访学，新结识的一位朋友研究企业层面的网络，我随口问了一下：日本企业间生意是先付款后供货还是先供货后付款？他听后有些不无诧异地回曰：“自然是先供货后拿货款了！” 我又问这种方式占多大比重？答曰：几乎是百分之百！“从何时形成这种管理的”？ “从中世纪，明治维新之前就有此惯例”。听后我无言。因为我很清楚，目前中国生意人间尚无如此普遍的信任环境！
“你写这些有啥用？”或许有人要疑惑的，“这与中国发展何干？” 我要说的是，这些与中国下一步发展太有关系了！下一步重中之重的议题不是产业转型升级吗？转型升级的一大空间不是现代服务业与无公害农业吗？客观地来看，这些产业无疑都属于强制度依赖型产业，没有好的制度基础结构，仅靠规划与物质资本的大投入，外加“上级领导关注”，显然是不行的！
（2011-2-20写于日本东京）部分内容载《浙江日报》2011-3-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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