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几十年，对我国人口形势的认识和对我国人口政策的主张上，我们达到了一种无以复加的错误程度。面对在人口政策似乎已经走火入魔。如果再不改革，很多社会问题即将严重显现。人口老龄化、婚姻不稳定、社会负担过重，用工荒，国防力量，民族传承，等等。

现代社会是一个复杂系统，无论是作为一个治国理政者还是社会管理者，谋求的都应该是系统的整体优化，而不应是系统的局部优化。现在就是退一步讲，假设中国的人口数量已经超过最佳的人口规模。那么是不是应该采纳只生一胎的政策，很明显，这样做对于缓解人口对于资源环境带来的压力无疑是有好处的。但是，对于中国社会这个庞大复杂系统的其他方面带来的种种负面影响呢？人口学者和其他社会领域的众多专家都提到的，由于实行只生一胎政策带来的标准人口倒金字塔结构，以及由此带来的老龄化、男女性别比偏高、国防安全、独生子女个性缺陷、主体民族弱化、中华民族伦理精神消亡、财富流失（国内很多中产阶级和新兴企业家阶层，为了多生孩子而选择移民，或者把孩子直接生在海外，而这个孩子日后继承的在中国土地上的财富也就随之一国度了。）等等诸多不利甚至是致命性后果，就是有一点点基本思维能力的人也能想到，在“严格一胎化”造成的严重失衡的倒金字塔形人口结构中，在两个在职人员供养一个退休人员的极度老龄化社会中，社会保障的财富和价值从何而来的问题。劳动是价值的基本源泉这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结论。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世界人口空前膨胀，中国也是如此。从世界人口增长规律来看，往往在战争结束以后，都会出现一个人口迅速增长的阶段。新中国成立后，由于社会安定、生产发展和医疗卫生条件的改善，人口再生产出现了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的势头。一方面由于人口快速增长，另一方面由于旧中国长期黑暗统治造成“一穷二白” 的局面一时难以扭转，相对落后的生产力难以承受人口迅速膨胀的压力，使国家在安排人民群众衣、食、住、行、医疗、教育、就业等方面都遇到很大困难。因此，节制生育的问题开始受到一些有识之士的关注。邵力子、马寅初提出的人口控制理论其实是基于那个年代的科技生产力和经济发展水平来说的，现在世易时移，时代和生产力水平，科技创造财富的能力都不可同日而语了，反而是人口控制的一些负面影响暴露了出来。
 

“只生一个”带来的系统的局部优化的好处，却看不到由此导致的系统整体功能严重弱化和降低，看不到由此带来的系统可能崩溃的灾难性结局等系统性风险，不符合马克思主义要用全局眼光统筹考虑问题和追求系统整体优化的思维方式。

  此所谓：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

如果地球上的资源是有限的，尤其是煤炭、石油等不可再生资源是极为有限的。因此，要想过上发达国家一样的幸福生活，就必须大幅度减少人口数量，提高人均资源拥有量。那么减少人口，也只是延长了这些资源使用的年限，而不可能使人类永续使用。那么这样的控制人口的政策还有什么意义呢？现在不控制人口，是使前面更多的几代人消费和使用，而实行控制人口的做法，是以减少前面几代人的数量为代价，换取我们中国人再多延续几代人而已。如果从全世界角度看，则是以减少中国人口为代价，换取全世界各国人民多延续几代人而已。不具备历史宏观上的意义。

就在几天多以前，在北非的利比亚， ；为了石油资源， ；由法国、英国和美国挑头， 打着保护利比亚平民安全，避免人道主义灾难的旗号，美欧多国部队和卡扎菲已经真刀真枪地干起来了。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们生育观念的改变，适时调整计划生育政策，适当放松对于生育二胎的限制，首先不会引起生育率大幅度反弹，也不会带来人口大幅度增加的后果；而且，适当放松对生育二胎的控制，实际上是对前30年过度严厉的计划生育政策的一种修正，正好可以弥补此前严厉计划生育政策带来的种种带有滞后性的负面影响。因此，是识时务的得策之举。这一点在10年、20年后肯定会清楚的显现出来。反之，如果不能根据现实情况的变化，适时调整计划生育政策，当十数载后恶果逐渐显现之时，则必然悔之晚矣。

  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口学者大声疾呼：调整计生政策，时不我待的根本原因。

推迟退休应对严重老龄化的做法，不是不可行，关键是对什么样的职工可行的问题。对于从事脑力劳动为主的领导干部，推迟退休是发挥余热，是充分利用宝贵的管理和智力资源，胆识。但对于从事高强度的体力劳动的建筑工人、煤矿工人和纺织女工也合适吗？如果您回答合适，请您去试试。别忘了，当前的民工荒已经凸显出在总劳动人口有余的情况下，青壮年劳动力的不足了。

所以应该鼓励放开生二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