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主流的经济思想史中，重商主义意味着两个教条：金银是财富的唯一形式，对外贸易是财富的唯一来源。显然，这是两个幼稚得愚蠢的教条。即使考虑到重商主义盛行时期的十六到十八世纪欧洲社会经济发展的特殊性，对财富性质和财富来源这样的判断也显得过于狭隘，过于牵强，过于幼稚。我们现在知道，尽管重商主义者通常是些商人或者政客，他们通常也缺乏思想深度和理论修养，但重商主义作为一个政策体系被实施了数百年并推动了若干国家工业化的实现和民族经济的振兴，将其理解为如此简单而幼稚的两个教条，显然不合情理。其实，重商主义包含着一系列理论上合理，实践上有效的东西，比如贸易差额论，幼稚产业论，但在主流经济学中，这些东西统统被斥之为阴谋和谬论，或者被束之高阁，或者被扫地出门。

　　主流经济学对于重商主义如此偏狭的判断来自亚当.斯密。在《国富论》第四篇《论政治经济学体系》中，斯密第一次对重商主义的理论和政策进行了深入而全面的阐释，这部分内容占到全书篇幅的五分之一左右。在斯密冗长而乏味的分析中，重商主义的一切理论和政策都围着以上两个核心展开，而这一切理论和政策都缺乏任何科学的依据，缺乏任何实践的支撑。重商主义者似乎就是一群偏执狂，眼光短浅，思维狭隘，盲目而冲动，狂妄而自私。他们的一切政策主张，无论是保护国际贸易还是干预国内市场，都表现为赤裸裸的利益集团阴谋，表现为贪得无厌的寻租和腐败。

　　斯密着力“妖魔化”重商主义有着深刻的背景。在斯密的时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有了长足进步，而代表旧的利益格局和政策观念的重商主义仍然存在并对自由经济的发展起着阻碍作用。谷物法就是阻碍自由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严重障碍。英国由于比较早就推进了工业化进程，农业相对衰落，农产品供给不足，价格上升。谷物法的实施，限制外国谷物的进口，维持国内谷物的高价，这对新兴的工业资产阶级来说是一个打击。因为谷物的高价提高了工资成本，降低了利润水平。谷物法迎合的是地主阶级的利益，因为谷物法的实施以及谷物高价的维持提高了地租。在斯密的时代，谷物法成为衰落中的重商主义的重要堡垒，成为自由资本主义发展的拦路虎和绊脚石。于是，作为新兴资产阶级的代言人，斯密将自己的学术使命理解为清算重商主义，为自由资本主义的发展开辟道路。这样，“妖魔化”重商主义就成为斯密学术工程的一个重要构成部分。

　　斯密 “妖魔化”重商主义的观念被后世的资产阶级经济学所继承，成为主流经济学的一个重要传统。经济学这样的发展有其内在的逻辑。我们知道，经济学在相当意义上就意味着资产阶级经济学，至少就主流经济学而言是这样。不仅经济学产生和发展一开始就是为了适应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需要，适应为新兴资产阶级利益辩护的需要，而且，主流经济学的自由主义精神也正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核心精神。而重商主义的观念，虽然承认市场的作用，承认自由的价值，但在政府与市场，干预与自由的关系中，他们总是倾向于前者。这样的理论观念，与自由主义经济学格格不入；这样的政策观念，与资产阶级的普遍利益有着内在冲突。于是，在主流经济学发展过程中，不断清扫理论战场，不断强化自由观念，也就要求不断清算和批判重商主义，包括继续“妖魔化”重商主义。

　　前些日子读迈克尔.佩罗曼的《资本主义的诞生——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一种诠释》，说到理解斯密的两个路径。佩罗曼说，经济学对斯密的理解，一般来自《道德情操论》、《国富论》（其实还有一部是在斯密去世后一百多年的才由坎南发现并出版的根据斯密当年学生的课堂笔记整理的《法学讲稿》），在这些专著里，斯密呈现给我们是一个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形象。佩罗曼认为，认识历史上真实的斯密，还有一个路径，就是搜寻和阅读斯密生前没有公开出版的演讲稿、书信、私人谈话记录；在这些文献中，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个相反的形象，一个干预主义者和重商主义者的斯密。佩罗曼想要说明的是，作为一个自由主义者的斯密，似乎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自然地产生的，这样的想法天真而不切实际。佩罗曼说，在斯密的书信等文献中，斯密作为一个重商主义者和干预主义者，现实地理解到并不存在天生的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在相当意义上是国家干预的结果；至少，没有作为国家干预形式的圈地运动，就不会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也不会资本主义市场的形成。这样来看，作为干预主义者和重商主义者的斯密，才是一个现实的经济学家。

　　历史而现实地考察问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离不开国家的干预；如果没有圈地运动，如果没有资本原始积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所需要的两个条件就不可能具备。不过，就我的阅读和理解而言，至少是就我所阅读的斯密的所有书信而言，没有透露出任何信息说明斯密具有干预主义和重商主义的倾向。其实，不仅仅是从斯密的《国富论》中可以证明斯密是个自由主义的坚定拥护者和重商主义的坚决反对者，而且，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以及资产阶级经济学发展的需要而言，也要求斯密成为一个自由主义者和重商主义的“妖魔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