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易斯拐点”出现之前
拉大初次分配差距是天经地义？
昨天我写了一篇短文：《“刘易斯拐点”来了才想到涨工资？》是在继续批评人口学家蔡昉的观点。蔡昉在接受《第一财经日报》刊登专访：《专家：中国收入差距不见得在扩大 基尼系数不说明什么》时实际上是在为今天初次分配差距的现实做辩护。蔡昉的理论根据是西方经济观点，与中国实际的距离过大，忽视了中国的特色。
我的拙文《“刘易斯拐点”来了才想到涨工资？》也不会受到主流媒体的认可，这是我感到非常郁闷的。
蔡昉在这次采访讲了这么一段话：“但是我觉得趋势其实出现了转折。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通常伴随着所谓的库兹涅茨转折点(编注：以横坐标代表人均收入水平，以纵坐标代表收入分配恶化的程度，形成一个倒‘U’形曲线，在转折点之前，社会倾向于牺牲公平来换取效率，而在转折点之后，社会倾向于给予公平更高的评价和关注，收入分配状况开始得以改善)的到来，比如日本。就是说收入差距到了它的顶点，具备了下降的条件。但应该注意的是，我强调了库兹涅茨曲线转折点的到来并不是自然而然的，也要做出努力，政府要高度重视，要解决相关的问题。”
刘易斯拐点的正义在学界尚无定论，蔡昉又提出：“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通常伴随着所谓的库兹涅茨转折点的到来”。
什么是“库兹涅茨转折点”？
百度说：库兹涅茨揭示在对各国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关系进行观察后，发现长期来看存在着一个有规律性的轨迹，即在经济增长的早期，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收入分配有恶化的倾向，而当收入进一步提高，并达到一个转折点之后，收入分配状况开始得以改善。把这种增长与分配之间的关系描画成图形，以横坐标代表人均收入水平，以纵坐标代表收入分配恶化的程度，如基尼系数，就形成一个以库兹涅茨命名的倒U字型曲线。
“经济增长的早期，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收入分配有恶化的倾向”，这就是人口学家、经济学家为中国初次分配不公的必然性辩护的理论依据。
中国全盘西化了，我以为无可厚非，因为整个西方的发展轨迹就是这样的。但是中国并不是要走西方的老路，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邓公在世强调的是西方发展好的经验为我所用，并非全盘细化，至始至终中国共产党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中央现在着手解决分配不公的问，而经济学家、人口学家千方百计为这种分配不公做辩护，认为这是天经地义的发展规律，这是我批评蔡昉的原因。
对于蔡昉的批评最早出现在一篇题为：《社科院蔡昉睁眼说话瞎话》，这篇帖文写于去年6月7日。环球网6月7日报道：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昨天在北京给眼下呼声甚高的收入分配改革泼了“冷水”。蔡昉说，目前还找不到数据让他得出“城乡差距扩大或缩小”的结论，也没有数据表明中国收入分配状况正在继续恶化。
蔡昉的一个基本依据是：“中国农民工的工资在2000年前增速较缓，‘2004年是个转折点’，在2004年后每年以大约两位数的势头增长，2008年增长19%，去年增长16%。但是，这些收入在农村没有被统计到农户收入中，在城市进行住户调查时通常也不会选农民工。”
因此不难看出，蔡昉在接受《第一财经日报》刊登专访：《专家：中国收入差距不见得在扩大 基尼系数不说明什么》还是故伎重演。
我在去年就说了：中国改革，不“革”蔡昉们的“命”，改革就没有出路。
现在我依旧坚持，否则中国发展一定会走更大的弯路。
二〇一一年三月三十日星期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