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扮演的是一个怎样荒诞的角色
——答刘旭峰七问
特邀嘉宾：王彦明（诗人、评论家、《天津诗人》杂志主编）
特约记者：刘旭锋（诗人、布谷鸟中文网访谈栏目主编）
采访时间：2011年3月26日
主办单位：布谷鸟中文网
诗歌于我是种宗教，是种自我的修行。在这样一个不能凭借诗歌取暖的时代，诗人做好自我，不妄求他人，才是实现自我救赎的一种方式。
采访记录：
刘旭锋：王主编您好！感谢您可以接受本网采访。光双龙得到两本《天津诗人》，阅读之后特意送我一本。他说:“旭锋，你有必要读一下《天津诗人》这本杂志，我感觉这是一个特别优秀的诗歌群……”，奔着光双龙的这些话，我认真地读完2011年《天津诗人》春之卷。在创刊词中，您反复讨论过是否有“天津诗歌”这么一个概念。借此，您能不能给更多的诗歌爱好者，介绍一下，或是阐述一下《天津诗人》的创刊理念、创刊宗旨等等。
王彦明：首先感谢你们对我的关注，给我这样一次发言的机会。
光双龙把《天津诗人》创刊号的作者群，看作为一个“诗歌群”，这里面存在一个误会。创刊号的《天津诗人》确实是一期“天津诗人专号”，但这不是一个群体，因为整本刊物的编辑思路缺乏群体应有的圈子性，彰显更多的是“个性”。所以这本刊物不是某个群体，或者流派的同人刊物，更非地域刊物，更非“天津”（“天津”成为刊名的部分实是无奈妥协的产物）刊物，更多的呈现的是诗歌。现在看开，我的想法比较简单。
刊物创办之初的理想是“力推青年诗人和有独立意识的诗歌作品。期待勇于承担，直面现实，体现汉语诗性魅力的作品”，但我知道这很难，尤其在今天这个看来有些荒诞的时代，我扮演的又是这样一个看来更具荒诞色彩的角色。在创办刊物过程中，我其实牢骚不断，甚至不断地和朋友诉说，因为我想保持自己的激情，我想压制自己的理念。因为一旦理念大于刊物，这本刊物就无法为继了。我的投资人特别信奉没有立场，而我恰恰相反，并且我固执得厉害。我自己预言自己迟早会另起炉灶，还好现在我还在坚持。
我编选诗歌当然还有一个侧重点，就是诗歌的现代性和诗人的独立意识。我认为这个侧重点，在当下不可或缺。以后无论我编选什么刊物、选本，这个立场不变。
刘旭锋：天津是一个盛产文学名家的地方，就《天津诗人》杂志而言，就囊括了众多著名诗人，比如林雪、伊蕾、朵渔等。而天津通过曲艺闻名全国，同时文人墨客在国内文坛也是举足轻重。雅俗共处，您是如何解读这一现象？或是说，天津在您心中，有着何种不同之处。
王彦明：天津确实是个神奇的城市，它的码头色彩，决定了各色人等在此地扮演地都是近乎于江湖角色（我的朋友、记者何玉新曾表达过类似的意思）。他们各具特色，且互相保持距离。在天津长期居住、生活的文学名家，数量惊人，而且各个文本质量一流，早期的孙犁、穆旦、阿垅、方纪、鲁藜等，到当代的蒋子龙、冯骥才、航鹰、吴若增等，在全国都是拿得出手的作家。在编选第一期杂志的时候，我也在感慨天津有多少写作者是被遮蔽的啊。同时有部分诗人没有出现在这期刊物上，更多是由于理念不同。天津现在的文学基本以小说为支撑，龙一的小说一再改编为剧本，成为电视剧，赵玫的历史演义在成为电视剧之外，成了很重要的畅销作品。诗歌自身不景气外，当地刊物对于诗歌的支持也远远不够。以《天津文学》为例，林雪老师曾经和我交流，诗歌的版面争取起来非常困难。而那本刊物上大多的小说，都是以“小三”的故事为底色的，可想而知文学的庸俗化、市场化之深。“曲艺”的市井气息，确实淡化“诗意”，但是强化了生活的作用。一个注定无法脱离生活，那么受到生活的影响，也未必尽是坏事。现在的诗歌持续“向下”，我知道这也是一种危机，毕竟诗歌的写作更多要“高于”、“多余”生活，应该给人更多的温暖的力量。天津于我最为特殊的，与文学无关，她是我的故乡。这个最为重要。
刘旭锋：我和许多刊物主编聊过一个老套的问题，就是目前民刊的发展有些举步维艰，有的只存在创刊号，之后就没了影子，有的存在了一两年，也就消失了，这是一个客观性的问题，民刊有自己的局限，同时也有自己的独特优点。您是如何看待办民刊这一举措，或是在您眼中，中国文人是一种什么状况，顺便谈谈您对《天津诗人》的期望。
王彦明：民刊是由民间自发组织创办的刊物，它带有极强的自由精神，要彰显民间话语的魅力。从一出现，它就具有着极强的政治色彩和意识形态对抗功能。从比较知名的民刊《今天》最初的几期刊物的印刷和交流方式就可以看出。然而在今天，民刊的政治色彩逐渐被淡化了，但是其他功能，诸如梳理整合的功能一直保存着。关于民刊我有更多的观点，可以参见我的文论《民刊精神的背离与偏移》。
就我所知，民刊发展的势头越来越好。而断档的问题确实是一个比较普遍的问题。一本刊物的持续性是非常重要的。有持续性才能使民刊的艺术性的强化。无持续的原因有很多，比如经济问题，比如很多编选者只是票友心态，比如同人之间的利益冲突种种都会造成刊物的中断，甚至是消失。诗人都不是很富裕（当然有人凭借声名获奖之类，也算接近中产了），所以办一个刊物的艰辛与无奈，是很多人无法理解的。当然这部分人也属于“自讨苦吃”，如我。其实，任何一个诗人也不会因为某本刊物的消失而结束自己的写作，现时代的任何一本刊物也制造不出“一诗成名”的效应了，所以诗人有表达自己的场所就已足够。现在也算是“个媒”时代，博客、空间比比皆是，所以现代的诗人很幸福，他们有足够的空间。在做民刊这件事上，功利之心不要太重。
对于《天津诗人》，我没有更多的期待，像对待一个人，从出生，就注定了他的使命，就注定了死亡。只要它完成了应有的功用就足够。
刘旭锋：我试着读了您的一些诗歌，比如《大寒》《怀念》《旧照片》等。我发现在用一些简单的、仿佛意犹未尽的意象，抒发自己对生活、生命、人的看法。这种具有中国传统审美的叙述手法，我称其为“竹美”，在此基础上，我能隐隐感觉到您对诗句分行的理解，您的部分文字给我“幕感”，如同舞台剧，一幕一幕展示，我将这种感觉与上面的“竹美”合并为“竹节之美”。请原谅我对您文字的浅显品读，借此，请您谈谈您个人在诗歌创作中的信条，或是原则。
王彦明：很高兴你能阅读我的诗歌。这是作为一个诗人最大的荣幸。其实你大可不必谦虚，你的阅读已经足够深入，已经抓住了我的诗歌脉搏。我确实在自己的诗歌写作，吸收了大量传统的技巧、意蕴。在我理解，诗歌的张力是诗歌最大的魅力所在，也就是你所说的“意犹未尽”。我希望我的写作贴近生活，可以捕捉一些生活细节渗入到诗歌的意境之中，因为我认为这是最为动人的写作，当然这些细节如果可以给人既熟悉又陌生的感觉，那就更好。2009年创作的《索马里海盗》，这首诗歌写于索马里海盗最为猖獗的时期。海盗的猖獗和不幸都让我感慨，让我想到人的当下处境、命运的颠沛流离等等。我们的命运其实和索马里海盗相似，我们的生活一直颠沛流离。当然那首诗的文化底色是来自于中国的，情感更加的中国化。我的诗歌信条很简单：现代、日常、现场和张力。我的朋友木桦的诗歌观是“日穿生活”，我想我的想法接近于他。
刘旭锋：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应该同步进行。深层次的批评，可以推动文学事业的发展，您如何理解文学批评在文学发展过程中的作品，或是您对文学评论有着如何的看法，请您谈谈您评论一篇优秀作品的准则。
王彦明：创作和批评本就是两个不同的领域，其价值基准是有相似点的，或者说彼此是有交叉的地方的，但是写作方式和理解却差异很大。至于“同步”，我以为未必非要如此。诚然很多诗人，也是非常优秀的批评家，如徐江、伊沙、沈浩波、朵渔、赵卫峰、陈超、霍俊明等等，但是不是所有的诗人都具备这两方面的才华？我认为一般的写作者，这两种身份偶尔的交叉换位是正常的，但正儿八经地写评论，就未必有那个本事了。如果写些简单的东西更好，比如写作札记、日记、信件、创作谈之类，这些东西更加直接传达创作的意图，更值得信赖。部分人狭隘的想法可能认为这些和批评无关，其实这是大错特错的。尽管可能很多人出于自恋，会进行自我夸张与美化，但是相对于拙劣的批评家的文章，我更愿意读这些。其实，我对“文学批评”是持怀疑的，我知道我怀疑的也许是某些评论家的能力，但是大多数无意识低层次，让我对这个群体丧失了信心。我无法定义“评论一篇优秀作品的准则”，因为任何准则的提出都是一种自恋的体现，甚至于他人是一种圈套。我认同的就是内心的一种价值，它偶尔的一现就在我的阅读或者编选看重过程中。我知道它过于宽泛，那就是“诗艺”。这个宽松的想法缘于我对流派和圈子的厌倦。
刘旭锋：中国文学界有种不好的现象，文人相轻。这种现象在群落之间尤为明显，作为《天津诗人》杂志的主编，您是如何看待其他文学群体与“天津诗人群”之间的关系。您理想中的文人与文人，应该如何相处，如何在发展自己的同时，又能壮大中国文学的力量、团结其他文人。
王彦明：我还是要强调，“地域”于诗歌的影响是有的，但也是混沌的、不清晰的。我对“地域”以及地域关系一直是不屑于谈的。诗人无论什么场合，相聚或者朗诵，或者其他，一定是以人的交际形式为前提的，然后才是诗。进入到现实，一切就越发清晰起来。亲热，大打出手，都是存在的。不仅现实，网络不也如此？只不过很多时候，现实里大家都有些“羞涩”，顾及自己“斯文人”的形象，彼此恒定的距离此刻涣然冰释了。
保持适当的距离这种关系是我认同的理想关系，不是说“不团结就是力量”嘛。在《天津诗人》的创刊词中，我曾经写到过：“一个氛围的存在不是单纯的“和谐”两字，而是包蕴着批判、质疑的精神。这样的氛围，当然取决于对等的思考和无私心的整合。”在写作中，诗人保持独立的自我，是写作的唯一的出路。过于“团结”，形成的小团体，或者师承关系，也许会限制了诗歌写作的可能，诗人的创造力和判断力。我想每个诗人都是有“野心”的，塑造一个自我的诗歌世界，是一个最低的要求吧。而距离是必要的。这里的距离当然是指艺术方向上的。
刘旭锋：再次代表布谷鸟中文网感谢您对这次采访的重视，您的文学精神将会影响更多的后起之辈。顺祝您佳作不断，事业兴旺，也祝《天津诗人》越办越好，布谷鸟中文网愿与您携手前进，为中国文学添砖加瓦，奉献力量。
王彦明：我一直认为自己的写作还是处在一个“学徒期”，我不知道这个期限有多长，也许还将持续很久。但我希望可以通过自己微薄的力量，影响和感召那些热爱诗歌的人，希望他们可以继续他们的热爱。诗歌于我是种宗教，是种自我的修行。在这样一个不能凭借诗歌取暖的时代，诗人做好自我，不妄求他人，才是实现自我救赎的一种方式。现实的场景决定了诗歌在社会层面的小众化，诗人自我的不自爱会坏了诗歌的名声，也会让更多的读者远离。毕竟更多的人愿意接近“兰芝之室”，而非“鲍鱼之肆”。若要真正的为诗歌（或者文学）“添砖加瓦”，应该是在解决自身问题之后。“砖瓦”的基础不实，大厦必将倾覆。当然了我们也不必如此悲观，毕竟现在有更多的人在做诗歌的事情，无论出于何种目的、何种态度，无论现场多么嘈杂，它们都或多或少地给诗歌一个存在的“场”，证明诗的存在。希望我们都可以做好自己。感谢你的采访。
刘旭锋拾言补录：
采访过程中，我已然被王彦明先生的认真和严谨打动，作为一个学者，认真和严谨的态度是必备的。他的一句话，让我深铭于心“诗歌于我是种宗教，是种自我的修行。在这样一个不能凭借诗歌取暖的时代，诗人做好自我，不妄求他人，才是实现自我救赎的一种方式。”这种豁然的、感人的、深层次揭露诗人现实的言语，我认为是这个尚还需要诗歌的年代，对“自我”和“他我”的客观评价。与其盲目地沉溺于拜金主义的大潮，不如安静地在自己的心窝开掘一个暖巢。让那些走失的灵魂，在浮华的世界里找到最适合诗歌驻足的土地。
嘉宾简介：
王彦明，80后代表诗人，青年评论家。已出版《即景》等三部作品。主编《天津诗人》杂志。
博客：http://blog.sina.com.cn/wangyanm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