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的偏离往往是在其过程失误

经济学家张维迎不久前卸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引起不少媒体的猜测，据北大光华一位教师对《第一财经日报》记者透露，称张此次离任是其言论过激所致。据该教师称，张维迎“思想有新意，但很多观点引起了社会争议，好像和管理学院院长的本分有些偏离。”此举可能直接导致其无法继任院长一职。

在经济学界，乃至整个社会对张维迎的经济观点褒贬不一，他的一些语录导致他成了众矢之的。例如：“官员是改革中相对受损最大的利益集团”；“中国目前为什么穷人上不起大学？是因为收费太低”等等。最近我又看到一篇张维迎的演讲《好政策与坏政策》，这是张维迎在“2011年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第十一届年会”上的讲演。

张维迎说经济学家评论一个政策的好坏有三个标准，第一个标准就是政策的结果是与政策的目标相一致还是相反；第二，我达到同样的目标是不是成本更低、更好的替代方案；第三，企业家的决策一定基于对消费者的支付决策的预期。

张维迎在这个讲演中丝毫不掩饰自己的观点，他说：“在这方面我想我们普通人跟经济学家之间可能有很多的分歧。也就是目的是善的还是恶的，比如说我们政府出台一个政策，要缩小贫富差距，我们说是好的，要普遍提高工资，大家说好，我们提出建立和谐社会，大家会说好政策，要增加就业机会也是好政策，提高全民社会福利也是好政策，保护弱势群体也是好政策，控制物价、房价都是好政策。”

那么为什么张维迎说的这些政策目标往往并没有达到其目标，由于结果与政策目标相反因此就认为这些政策不是好政策。这是张维迎判断政策好坏的基本出发点一个单纯的结果论者。

昨天我还在说中国房改政策初衷：“对不同收入家庭实行不同的住房供应政策。最低收入家庭租赁由政府或单位提供的廉租住房；中低收入家庭购买经济适用住房；其他收入高的家庭购买、租赁市场价商品住房。”

现在高涨的房价说明这个政策的目标根本没有实现，而现在宏观调控的基本目标还是要回归这个政策的初衷：“对不同收入家庭实行不同的住房供应政策”。那么问题究竟出现在什么地方？

问题出现原来一个有多渠道的实现“对不同收入家庭实行不同的住房供应政策”在实施过程变成了单一由市场供给解决。

而张维迎判断实现“成本更低、更好的替代方案”那就是政府退出，全部由市场决定。厉以宁说的“一户有两套住房是小康”也是完全由市场去推动。

再次，“企业家的决策一定基于对消费者的支付决策的预期”，结果是市场房子越建越大，可供消费者选择的中小面积越来越少，这到底是政府的决策还是企业家的决策？

我曾经在2005年的一篇帖文：《老百姓为啥还是买不起房子？》中写到：“开发商要赚钱，地方政府要面子，一拍即合，开发商开发大面积的豪华住宅，城市的普通居民却只能干瞪眼。因此解决中小户型房屋供应不足的问题首先是地方政府把政策调整过来，把大力开发中小面积的普通商品房和经济适用房作为解决城市居民住房的大问题来抓。”

因此政策的好坏不仅要从初衷和结果看，更需要从过程看。住房政策的跑偏不仅是地方政府有责任，开发商也并没有从“消费者的支付决策的预期”着眼，而是从利润，因此张维迎彻底的把“好政策还是坏政策”说颠倒了。

中国经济发展到今天，政府的十二五规划中确实是会有更大的财政赤字，这是不是就是凯恩斯主义？

张维迎说：“第一凯恩斯主义政策可以使政府大把的花钱，第二政治家通常喜欢短期的目标，因为现在的民主体制下，大家知道每个当官的不像过去皇帝考虑子子孙孙的利益，现在只考虑这一届政府的利益，所以凯恩斯主义为他解决短期利益提供了借口。”

现在政府正在积极治理“政府大把的花钱”，治理三公已经提到议事日程，人民日报点名批评政府的形象工程。这个时候，我们不能说财政的赤字就是凯恩斯主义政策。特别政府这样做就是为了纠正过去政策执行的偏差，重点解决民生中的各种问题。

张维迎卸任了，说话更加肆无忌惮了，这种经济学家还有资格评论中国的经济政策吗？

我昨天写了一篇微博：“民粹主义不一定好，但是不尊重民意更不好！经济学没有多玄妙，就是解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过去认为越公越好，后来认为越私越好，都是极端。只有实现老百姓的共同富裕才好。这个命题实际上是经济学效益与公平的命题，绝对的兼得不可能，但中庸一些，和谐一些可不可以？”

张维迎的经济观点就是属于单纯的经济观点，和厉以宁这些经济学家的观点基本一致。

我昨天说：邓公在世时强调的是西方发展好的经验为我所用，并非全盘细化，至始至终中国共产党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而今主流经济学家却是拿来主义，根本不顾中国国情，更不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策初衷的跑偏与这些人的关系极大，这是决不能掉以轻心的事情。而张维迎正是要为改革初衷的政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泼上冷水，以鼓吹全盘西化。

二〇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星期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