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风云(二)
刘少奇挨批 林彪外逃
王先金 编著
第四章 陶铸魂飘合肥
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陶铸时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广州军区第一政委。1966年5月被调中央工作。
陶铸调到北京，是邓小平提的名，并得到了毛泽东的首肯。
中央文革小组对陶铸起初也还是持欢迎态度的，因为陶铸与刘少奇、邓小平仅仅是一般工作关系，没有源远流长的历史关系。再说陶铸敢放炮，这一直率的特点，可以日后借用来炮打“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所以最初一段时期，中央文革对陶铸是采取拉拢的策略。然而文革小组很快就对陶铸失望了。最早的分歧发生在派工作组的问题上。
陶铸刚赴北京上任没几天，6月9日就飞杭州去参加毛泽东召开的一个会议。会议着重讨论了文化大革命派不派工作组的问题。陈伯达提出不要派，刘少奇、邓小平等大多数同志主张派，毛泽东主席最后表态：可以派工作组，也可以不派，不要急急忙忙派工作组。陶铸是积极主张派工作组的，并且负责组织派遣工作组的工作。7月18日，毛泽东从外地回到北京，江青立即利用北大大字报事件向毛泽东进谗言。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于6月1日贴出了全国第一张大字报后，北大的群众即张贴出500多张大字报，其中有四百多张是反对聂元梓的。后来又发展到有几千人围住他们辩论。江青便对毛泽东说：“北京大学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发表以后，我用了一个月时间，观察形势，分析形势，我感到出现了不正常的现象……坚持派工作的人把革命事件说成是反革命事件，并通报全国，以此镇压全国的革命师生，企图把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毛泽东听了江青和陈伯达等人的汇报后，从6月20日起连续召开了许多次中央政治局会议，7月26日又召开了有各大区负责人参加的扩大会议。8月5日，毛泽东发表了《炮打司令部我的第一张大字报》。毛泽东的大字报明显是针对刘少奇和邓小平的，公然提出了中央存在两个司令部的问题。
陶铸调到中央没几天，就在派工作组问题上站到刘邓一边。但真正令“四人帮”失望和不快的，还是在1966年8月召开的中共十一中全会上。这次会议通过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调整了政治局常委的名次。原先陶铸排在较后面，毛泽东亲自用红笔把陶铸勾到周总理之后，陈伯达的前面，成了中共的“第四号人物”。陶铸去见了毛泽东，要求把陈伯达调到第四位来，自己放到李富春后面。毛泽东说：“已经定了，不变了，伯达那里我找他谈谈。”
十一中全会上，毛泽东主持召开了好几次政治局生活会，目的是批判刘少奇和邓小平。会前，江青私下找到陶铸，要他在会上打头阵，向刘、邓放炮。陶铸没有照她的意思做，对她说：“我刚到中央来，对情况一点不了解。”结果打头阵的是谢富治。开了几次生活会，最后只有周恩来和陶铸没有发言。
十一中全会，实际上是毛泽东以党的会议的形式，组织对刘少奇、邓小平的全面围攻。尽管保留了一些名义上的职务，刘邓实际上是被“拉下马”了。刘少奇仍然是国家主席，邓小平也还是政治局常委。陶铸主管的新闻宣传口，还是把刘邓作为国家领导人来对待。新华社要发表一组国庆检阅的新闻照片，按规定要有毛主席和刘主席两人在一起的一张，这次依然循章办事。审稿时，陶铸发现没有邓小平的镜头，当即指示一定要有邓小平的照片，并询问新华社有什么办法可以补救？新华社的同志说可以做技术处理。后来他们将一帧照片上的一位同志隐去，将邓小平的照片移补过来。这就是后来哄动一时的所谓“换头术”事件。而毛泽东与刘少奇的那张，江青也硬说是陶铸拼接而成的。 陶铸、曾志和毛泽东
1966年国庆节后，妻子曾志发现陶铸的眼神突然失去了往日的光彩。每当他坐下歇息的时候，总是用手指无意识地在沙发上划来划去，或者背着手，低着头在室内很不安地踱来踱去，眼神阴郁，面色铁青。
11月份，毛泽东下达指示：要谭震林和陶铸去中南及华东地区视察。他因工作太忙，未能及时下去。
12月底的一天，陶铸很晚才回来，面色阴沉，刚在饭桌旁落座，就十分严肃地对妻子说：“曾志，告诉你一件事，今天中央开会，江青批判我犯了方向路线性错误，很严重。”
“事情的起因是保王任重。”陶铸把保王任重的有关情况又对曾志说了。
王任重原是湖北省委第一书记，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也被中央调到北京来，当时是文革小组副组长。因他有一首诗，被武汉造反派发现了，说他在诗中称毛主席为战友和兄弟，造反派大骂王任重胆大包天，竟敢跟伟大领袖称兄道弟！搞得武汉三镇乌烟瘴气。中央文革的江青、康生一伙，因王任重跟他们合不来，早就想整他了，这时便不失时机，形成了对王任重的合围阵势，王任重的处境岌岌可危。陶铸见状，很是着急，为了解脱王任重的困境，给毛泽东写了个报告，建议王任重辞去中央文革副组长职务，仍然回中南局去工作。毛泽东在报告上批示：王任重同志是文革小组副组长，要离开文革小组，请政治局和文革小组开个联席会，对任重提意见。
会议是由周恩来主持的，除了政治局委员以外，中央文革将全体人马都拉来了。文革小组给王任重提了一些意见后，突然矛头一转，对准陶铸猛烈开火。先由王力、关锋、戚本禹打头阵，然后张春桥、姚文元横扫，最后主将出马,江青、陈伯达和康生重点批判。这样周密的安排，他们是事先预谋好的。说陶铸是最大的保皇派，继续推行刘邓反革命路线，是没有刘邓的刘邓路线代理人……
第二天，毛泽东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陶铸一走进会议室，毛泽东就冲着他说：“陶铸，你为什么不说是犯了很不理解这一条错误呢？”接着，毛泽东又说：“陶铸来中央后，工作是积极负责的，忙得很，做了许多工作。”毛泽东还批评江青太任性，说陶铸是政治局常委，未经中央正式批准，就说他犯了方向路线错误，随便在会上批判，是违反党的组织原则的。
会后，毛泽东把陶铸留下，单独谈了一个来小时，态度十分亲切。毛泽东说：“江青这个人很狭窄，容不得人，对她的言行不必介意。”毛泽东批评陶铸：“你这个人啊，就是说话不注意，爱放炮，在中央工作不比地方，要处处注意谦虚谨慎。”
陶铸很高兴，以为毛泽东这样保了他，他就不会有什么问题了。
江青原本希望借陶铸打压自己的对手邓小平，但她很快就发现陶铸与她根本不合拍，甚至没多久两人之间就爆发了冲突。于是，在精心策划的阴谋中，“四人帮”对陶铸下手了。
1967年1月4日晚上，中南海西门外的高音喇叭，突然大喊大叫：打倒陶铸！并宣读了文革小组接见他们的讲话内容。传单上写着“打倒中国最大的保皇派陶铸”。
凌晨两点多钟，总理来电话召见陶铸，说江青他们的讲话他也是才知道的。陶铸问毛主席是否知道？总理说：“不清楚，不过昨天我去主席那里，主席曾问我，江青说陶铸镇压群众，这是怎么回事？我向主席汇报了那天事情经过，我说不是镇压群众，是陶铸态度有些不好，主席说：哦，是态度不太好。也就再没讲什么了。”最后，周总理关切地嘱咐陶铸：“这几天你就不要出去了，在家休息，外面红卫兵正要揪你，不要惹出麻烦。”
从这天起，陶铸就逐渐丧失了自由。元月20日左右，停止了送文件，并派驻了四个警卫。不久，红色电话机也被拆掉，电灯线也改为36伏的低压电。每天在警卫押送下去西门看大字报，造反派随时可以来揪斗。
1968年8月份，在天安门召开了百万人的“批斗刘邓陶大会”，为了相呼应，在中南海分三个场子，分别批斗刘少奇、邓小平和陶铸。
一大群人突然将陶铸夫妇带走了。一个好心的警卫跟陶铸的女儿陶斯亮说，你悄悄到后面看看，没事儿的。陶斯亮于是看到了父母被批斗的全过程。她看到那一群人，一会儿这个人按父亲一下，一会儿那个人按父亲一下，而父亲老是很倔强地挺起头来。她实在看不下去了，就跑回家。当父母疲惫不堪地回来后，陶斯亮端了盘热的洗脚水，想给父亲泡泡脚，但却看到父亲的头上起了一个大包，于是“哎哟”一声扑了上去，说，爸爸，我给你揉一揉吧。火气还未消退的陶铸一下子甩开了女儿的手，厉声说：“如果我不相信共产主义，老子今天跟他们拼了。”然后他气哼哼地一屁股坐下来，对那些尾随回来的批斗他的人说：“你们批斗我就批斗我吧，你们为什么要把曾志拉去呢，她是个病人。”说到这儿，陶斯亮看到父亲的一串眼泪刷地流了下来。她从来没见过父亲流泪，这是第一次。
到了国庆节前后，陶铸突然说头晕，眼花，想呕吐，但无人过问。拖到1969年元月，又出现胃部不适和恶心呕吐，请来医生看，也只是随便给点胃药和去痛片。直到3月才检查出是胆囊部位的癌症，住进了医院。给陶铸做了胰腺癌切除手术。
到了1969年9月下旬，陶铸又感到腹内阵阵疼痛，发低烧，脉搏微弱，医生诊断是癌扩散，已无好的治疗，只有用止痛剂和麻醉药来减轻痛苦。 陶铸、陶斯亮、曾志一家人
1969年10月15日早上7时，汪东兴派人来叫曾志去说：“北京要紧急疏散，可能爆发战争，陶铸要疏散到合肥，你怎么办自己决定，随陶铸去也可以，但是去了以后不准与外界通讯，不准与任何人来往。不随他去就去广东插队劳动，但必须与陶铸断绝联系。”
曾志如五雷轰顶，勉强自持，问道：“什么时候走？”
“明天。”
“明天不行，陶铸病得很重，至多也只能活两三个月，我要为他准备一下。”
“那就18号！陶铸到那里后，每月给他一百元生活费，生活自理。”
曾志回去后，把汪东兴的话如实告诉了陶铸，陶铸沉思良久，然后说：“你千万不要陪我去，我活不了多久了，你去也帮不上忙，何苦再牺牲你？还是争取和亮亮在一起，你们能在一起，我也就放心了，我们只有她一个女儿……”
第二天，中直政治部王良恩主任来谈话，陶铸躺在床上平静地说：“好吧，我同意离开北京。”王主任又说：“审查你的历史，你有变节自首的政治问题。”
18日到了，曾志熬了一碗鸡汤，烤了一片面包为陶铸送行。由于他肠道已经梗阻，所以吃了足足有一个小时。他对曾志说：“若不是为了你，我是什么也吃不下的。”上路的时间到了，曾志送他去机场，没有获准，只好在家门口送行。陶铸拄着手杖，镇定自若，一步一步地走出来，踏上了他生命的最后一段路途……
11月30日，陶铸在合肥病故，假借烈性传染病，深更半夜以白单裹尸，一烧了之。死前不许家属去，死后也不准去料理后事。
癌症痛得实在厉害，陶铸用手在墙上拍打，据说在墙上深深地留下了他的手印。
陶铸满含冤愤悲怆，孤单单，凄凉凉地去了，一个为党奋斗了四十多年的老共产党员，一个忠贞热忱的革命家，最后落得如此悲惨的下场！
他留给后人的一首诗中说：“如烟往事俱忘却，心底无私天地宽。”
1978年12月，陶铸终于得到了平反，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非常隆重的哀悼仪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