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成功用金钱计量时

文/孙玉良

    北师大教授董藩对他的学生们说：当你四十岁时，没有四千万别来见我。

    董教授是房地产专家，我相信他说这句话时，主要的是为了“励志”。只不过，在这个道德沦丧的金钱时代，这句话让渴望道德回归的人们，找到了发泄点，于是大家“一拥而上”，群起而攻之，口诛笔伐，恨不得让董教授万年不得翻身。

    其实董教授只不过是“皇帝的新装”中的小男孩儿，按他自己的想法把成功用金钱量化，说了一句实话而已，自从中国进入有特色的市场经济以来，事实上“成功”已经用金钱量化了，老板们有福布斯排行榜来证明，官员们也由“为人民服务”改为“为人民币服务”了，教师们忙着办学习班挣个外块，医生们忙着收个红包操刀，纯正的农民也不多见了，穿身西服、打条领带，你不知道他开放搞活到哪行哪业发财去了。

    陌生人见了面，掏出名片，只要你开的是名车，拥的是美蜜，住的是豪宅，没人追究你是农民还是工人，干部还是职工，一律以“某总”相称。不管什么部门，都会产生“交易”，钱与钱的交易，权与钱的交易，甚至纯洁的爱情也产生了交易，纯正的友情也产生了交易，同学会、战友会、磕头拜把的目的，都是为了交易。

    互相利用，也称为互相帮忙。大家结成一个又一个小圈子，以前见了面，问声“吃了吗”，现在见了面：在哪里发财啊？

    因为穷困，我很羞于参加那互相利用的组织，因为我是一个农民，多有用人帮忙之时，而少他人用我之处。没有地位，又囊中羞涩，别人用你什么呢？亏了我能写几篇文章，又因言辞尖刻，常惹人不爱听，不受用，这年头时兴明里一套、暗里一套，大家共同装傻，一些心知肚明的事，很不需要说出来的，如果心有灵犀一点通，那你就是个明白人，如果攥着拳头装糊涂，那你就是装蛋，此之谓潜规则也。

    当其他人开着豪车，而你不得不骑着自行车或乘“11路”赴宴时，从气势上就矮了一头，赶上董教授这样的名师坐在宴会中间，你不承认是失败者也不行啊。他不想见你，你想见他吗？自取其辱啊！不如不见。

    当成功用金钱计量时，我担心人会变得贪婪，因为挣钱的欲望是没有穷尽的。世界上只有一个首富，但却有数十亿地球人。

    当成功用金钱计量时，我担心人会变得势利，所谓门当户对，财主哪会看得起穷困的庄户人？资本家哪会瞧得起给他打工的穷工人？

    当成功用金钱度量时，我担心人会变得自私，各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道德值多少钱一斤呢？

当成功用金钱度量时，我担心人会变得残暴，为了挣钱铤而走险，“黑猫白猫，犯了罪挣钱也是好猫”。

    可悲的是，中国正进入了这样一个时代，越来越多的行业，成功的标准用金钱计量。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哪个状元都被赋予金钱的色彩。如果这个状元象曹雪芹一样，有写出红楼梦的能耐，却穷得连粥也喝不上，必会被当做失败的典范，旁人会劝他应该好好跟郭敬明学学，跟金庸学学，考虑如何应对受众口味，考虑如何让自己的作品畅销。

    当然，按董教授的标准，对很多人来说，四千万确实有点高。别说四千万，就说一百万，中国有多少人钱包里有这个数呢？反正拿我们这个小康村来说，一千七百人，也就那么几户吧，绝大多数的，都是“失败者”。

    “钱不是万能的，但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其实钱只不过是维持生活的必备需要而已，多了无益。象那些大贪污犯，贪污数亿元有什么用呢？花不了废纸一堆啊。四千万对我来说，是一个天文数字，这辈子够伧达到了。亏了我不是北师大的学生，不是董教授弟子，所以不用羞于见他。相反地，我从来没有因为穷困而彻夜难眠，活得也好好的。我相信其他很多人，也不会因为没有挣到四千万而萌生失败感。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对于信奉以金钱衡量成功标准的人来说，咱“失败者”别跟他坐一块就是了，他美他的，咱们高兴自己的，人的追求不同，重要的是享受追求的过程。这辈子如果能做成自己想做的事，就算成功了，足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