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治党

　　瞿秋白，江苏常州人，生于1899年1月，卒于1935年6月。1927年8月八七会议后主持中央政治局，成为继陈独秀之后中国共产党的第二个最高领导人，31年7月中共六界四中全会后解除领导职务。不同于李大钊、陈独秀等文人建党治国及普及众生的宏图大志，更不同于康生、王明等文人在政治上的投机专营，瞿秋白的政治生涯更多是历史的偶然、其人生也更多具有一种悲剧色彩。

　　瞿秋白之于革命，在于其求学过程中，1917年18岁时考入外交部办的俄文专修馆，学习俄文。而其学习俄文，又因其家庭有关。瞿家世代为官，父亲擅长绘画、剑术、医道，然生性淡泊，不治家业，寄居叔父家中，经济上依赖家族接济，母亲也是官宦之女，精于诗词。然而因家族不再接济，一家靠典当、借债度日，生活陷入困顿，1915年因交不起学费，瞿退学，母自杀，瞿于16年得到堂兄瞿纯白资助，西赴汉口，后又谁堂兄北上北京，进入俄文专修馆学习俄文，时年18岁。

　　瞿学俄文，更多在于俄文专修馆的免费，因俄文，使得其不自觉间卷入了政治风云，并一度被推向了一个政党的最高领袖地位。


　　书生，多手无束鸡之力，其价值的体现更多在于思想而不是行动上，中国的大文人孔子一生颠沛流离，政治上处处碰壁，四处销售其政治主张但四处无国君响应（唯一一处响应的小国，结局也是惶惶如丧家之犬），不得己成为中国的大教育家，从政治角度看，孔子无疑是失败的，但从其作为一教育家在上对国人影响力来讲，无疑是成功辉煌的，其思想影响了整个中华民族。

　　文人在行动上无功，更多在于文人具有更多的妇人之仁，全无“错杀一千，不可漏杀一人”及“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狡诈及阴险，在读书的熏陶下更多形成了一种爱屋及乌、忠厚愚直的性格。“士为知已者死”、“先天下之忧、后天下而乐”、“路漫漫其修远，吾将上下求索”、“浩然正气，修身治家平天下”、“零落成泥碾成灰，只是香如故”、“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无一不都是其一生追求的目标，其光明磊落、尽忠直言、独立特性的做人秉性使得其常被别人一眼看透，被小人或枭雄作为工具利用而不自知。

　　瞿秋白年少时候曾做一诗，“今年花开盛，栽宜白玉盆。只缘秋色淡，无处觅霜痕”

　　其父读之，颇感不吉，诗含秋白名字，意兴凄凉。多愁善感、落叶伤秋之诗人情感跃然纸上。党另外领导人之一毛泽东年少也做一诗，“独坐池塘如虎踞，绿荫树下养精神。春来我不先开口，哪个虫儿敢作声”。不说这两首诗的遣词造句，单从诗的意境来说，一个张扬跋扈，唯我独尊；另一个则冰清玉洁，洁身自好，差别大矣。

　　瞿秋白在爱情上，不啻是一段才子佳人的故事。瞿一生两段爱情，第一段是与上海大学的学生王剑虹，二段则是杨之华。瞿作为留学生，知识渊博，风度翩翩，赢得美人归当情理之中。瞿和王杨之恋都是师生恋，王是丁玲的挚友，23岁因肺病而死，和瞿的婚姻也仅一年；杨则又是另外一传奇人物，其和瞿的婚事更是一时轰动，杨曾为沈剑龙结婚，沈父为上海滩名流沈定一，作为沈定一的儿媳，离婚再嫁在民国年代无疑是轰动一时的大事。但纵观古今名人，在爱情上如鱼得水的却往往在事业上如履薄冰，如战国的楚霸王，宋代的柳永等。赢得佳人未必就能赢得世界。

　　瞿秋白的书生生活只有短暂的几年，1917年入俄文专修馆，1920年作为通讯记者入苏联，其间一度在东方大学作为翻译和助教，学生中有刘少奇、罗亦农、任弼时等共产党早期领导人，1921年由张太雷介绍参加共产党，其间，陈独秀到莫斯科，瞿为其翻译，1922年受陈独秀邀请回国，在于右任等创办的上海大学任教授，同时，负责共产党的宣传工作,1924年辞职离开上海大学后便开始了其政党生涯。

　　作为一个书生，对政党的纷争自不擅长，政党早期领袖陈独秀、李大钊；后期博古等莫不如此。任何一个政党，其在建立之初必离不开文人的笔墨，其政治纲领、主张、奋斗目标都出自一些富有理想和拯救社会的知识青年，但在后期，政党的发展会远远背离其成立之初衷，(如蒋介石在国民党建设中背离三民主义一样）。作为一个书生治党不懂进退，曲直，被拉下马亦是预料之中。

　　瞿秋白加入政党，更多在于一种偶然，其时，国家危难、生死存亡，俄国一声春雷，布尔什维克执牛耳，神州大地一片沸腾，向俄国学习从而使中国走向图强，当是中国进步知识分子一梦想，也是当时中国文人之潮流，瞿秋白以其俄文的熟悉不自觉加入了政党，不自觉一度给推向了政党领袖的位置。然文人为领袖，向无大志，瞿在其《多余的话》中开盘写道：“我不幸卷入了“历史的纠葛”-直到现在外间好些人还以为我是怎样怎样的。我不怕人家责备、归罪，我到怕人家“钦佩”。但愿以后的青年不要学我的样子，不要以为我以前写的东西是代表什么什么主义的，所以我愿意趁这余剩的生命还没有结束的时候，写一点最后的最坦白的话”。

      能够这样剖析自己，除了感动、哀伤和钦佩，还能有什么？

      可以肯定的是，瞿秋白如没有这篇《多余的话》，其在政党历史中也只会是惊鸿一瞥，浮光留影而已，因其《多余的话》，一个真实、平凡的人却清晰起来。很多时候，人至死也不会说真话，尤其小人。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书生造反，三年不成。一个政党，如果要颠覆另外一个政党，口诛笔伐是解决不了问题的，“不是东方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方”，两个规模相当的对立政党共存的可能性在一定条件下是微乎其微的，在不是你死就是我活的政党斗争中，文人领袖则只有被鱼肉。瞿秋白在《多余的话》中写道“要磨练自己，要有非常巨大的毅力，去克服一切种种“异己的”意识以至最微细的“异己的”情感，然后才能从“异己的”阶级里完全跳出来，而在无产阶级的革命队伍里站稳自己的脚跟。否则，不免是“抓住了老鸦在树上做窠”，不免是一出滑稽剧”。瞿在人生最后阶段道出了自己的感悟，真是“一为文人，便无足观”。没有强盗的心狠手辣，没有小人的反复无常，怎么能站稳脚跟呢？

       文人治党，一如瞿秋白所说是一出滑稽剧，但其的真实和坦白，确实中国几千年来文人的风范。

      “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

        2011年5月13日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