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阿忆

　　恩师贺卫方，许多年前写过随笔，《法学家的缺席》，探讨法学家为什么不愿在五四运动中发挥影响。篇幅虽微，却深深撼动了我。直到今天，我仍然赞赏贺教授的理念，在战争和社会运动中，法学家是没用的，“枪炮作响法无声”，对法学家而言，以战争论输赢，以运动治国，都是灾难。不过，恩师对法学家在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中缺席的原因分析，我并不全部赞成，至少不觉得那是缺席的全部原因。
　　我们可用历史的方法，对五四学潮前后的重要法学家做个时空定位，看看他们究竟在做什么，是否真的缺席，或者找找缺席的真相。
　　诚如恩师所言，晚清修律大臣沈家本，1913年病逝，没赶上五四学潮。沈家本是中国现代法学第一人，跟他齐名的，有另一位修律大臣伍廷芳。他是第一位留洋法学博士，但他不仅热衷于运动，而且信奉革命战争，孙文在广东另立中央，他是外交总长兼财政总长。五四运动中，他已77岁高龄，却相当活跃。广东革命政府要求和民国政府共派代表团，去巴黎和会，伍廷芳是首席代表，位列孙文、汪精卫、王正廷、伍朝枢之前，只因年纪太大，没能成行。五四运动后期，广东资本家号召民众反对桂系，搞“粤人治粤”，恳请伍廷芳做省长，伍廷芳接受了。如此看，伍廷芳非但没有手捧法典，在运动和战争中黯然神伤，反而相当兴奋。如果在民运中他是缺席的，只因为，他在参与暴力革命。
　　第二代法学家在做什么呢？年纪最大的是王宠惠，他是美国耶鲁的法学博士，五四学潮中，他的欧美同学会和国民外交协会，均在营救被拘学生，他搞的“国民大会”，汇集10万北京人，呼吁拒签巴黎协议。五四运动后，他是全权代表，参加华盛顿会议，最终解决了山东悬案。其次是王正廷和顾维钧，前者也是耶鲁法学博士，后者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法学博士，两人同是参加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团成员。最后是王世杰，他正在巴黎大学法学研究所攻读法学博士，旅欧同学会推举他当代表，包围中国首席代表陆微祥住址，阻止签约。可见，这四位重要法学家，均未缺席。
　　至于张君劢博士和燕树棠博士，一个远在德国深造，一远在美国求学，鞭长莫及，无法发挥影响。而萧公权、吴经熊、钱端升，前者和后者在清华读书，萧公权参与创办《民钟》日报，没缺席，钱端升游行，贴标语，清华不到三十人被抓，其中竟有他，中者吴经熊，在上海东吴大学法学院就读，两年前加入美国教会，沉浸于上帝之爱，他的确缺席了，但并不因为法学，实是宗教观所致。这仨人，前者22岁，中者20岁，后者19岁，都在筹备去美国拿博士，运动一过就走了，真正的影响全在30年代以后。还有几位大法学家，蔡枢衡、张佛泉、王铁崖、朱奇武，五四学潮时分别是15岁、12岁、6岁、2岁，根本没到出席的年龄。
　　最有意思的是周炳琳，北大法学院大三学生，北大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北大平民教育讲演团、《国民》杂志创始人之一，一直在宣传列宁主义，号召“万国无产者联合起来”。他是最早获悉巴黎和会消息的学生之一，学潮中担任北大学生会秘书、北京学生联合会秘书、全国学生联合会常委。他和游行总指挥傅斯年一起火烧曹汝霖家，只是，当傅胖子撕下赵家楼的红绸被面，围在腰间，周炳琳曾责问“你这是干什么”。他认为五四运动是“感情的冲动”，但依然认为“很合于理性”。在《少年中国》月刊上，他号召奋斗和牺牲，“消灭阶级、实现共和”。后来，周炳琳在巴黎大学修法，长期担任北大法学院院长，他不但没缺席，而且是五四悍将。
　　所以说，恩师贺卫方的思考，是法理式的，不是历史式的。法学家理应远离社会运动、暴力、战争，但中国法学家并非如此。这不是说他们是错的，只是说，这是一段史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