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大伟

籍贯：山东省文登市

简介：中国人民 公安大学教授，说顺口溜的警察，出镜率最高的专家。

王大伟的山东情

山东人记者　薛晓红

 

听说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王大伟是山东人出乎我的意料，每每在电视上看到他一口地道的北京话，怎么也想不到他是山东人。于是便想采访这个说北京话的山东人。

在我想象中王老师一定很忙，不是忙着在各地讲课，就是忙着在电视台录制节目，还要接受各种采访，所以心中早有准备。跟王老师联系了几次，几次都是关机，我想他肯定是在录制节目或者上课。终于有一次打通了他的电话，未等我开口说话，他却声音极小地对我说：“我正在上课，一个小时后再打。”说话的语气像是对老朋友一样，虽然还未曾见面，但一下子让我很感觉很亲切。

流淌着山东人的血

四月的北京春风送暖，鸟语花香，在东三环外北京电视台边上的一个安静优美的环境里，刚刚录制完节目的王大伟接受了本刊记者的采访。

说起山东，王大伟那自豪之情溢于言表。他说：“我是最标准的山东人，我祖籍是山东文登人，我母亲是莱州人，我出生在济南。”

1957年，在山东医学院上大学四年级的王大伟的母亲生下了王大伟，6个月之后，还在襁褓中的王大伟随父母分配到北京军事医学科学院。六岁的时候，由于“文革”王大伟被父母送回山东莱州的姥姥家。

王大伟的姥姥个子不高，是个高颧骨的小脚女人。这样一个小脚女人，却是共产党员，抗日英雄，救护伤员的一等功臣。姥爷个子不高，而且高度近视，是个满口牙都没了的小老头。却是掖县兵工厂的八路，敢于与鬼子拚剌刀的男子汉。姥姥留下祖训：“冻死迎风站，饿死不作声！”永远激励着王大伟不屈不挠的山东人的性格。

王大伟就是觉得他们长得很实在，人很朴实、很和蔼、很亲切，就是那种山东最朴实的农村人。虽然姥姥家生活贫苦，但农村人忠诚质朴的性格、尊老爱幼、热爱生命、热爱家乡，以及中国传统文化教育潜移默化着幼小的王大伟。王大伟说：“人找不到北，就干不了大事。我虽然受的是西方教育，但骨头里百分之百是个山东老农民”。

故乡哺育了他的仁爱之心

最让王大伟至今都不能忘怀的是，姥姥家的院子里有一窝燕子，秋天的时候，姥姥脚小，她却很艰难地爬着梯子给小燕子的腿上梆上红布条，看看明年春天的时候它们还回来不，来年果真那些小燕子又飞了回来。家里养了一头猪，一年之后要杀了，可是自己家绝不会杀这头猪，而是把猪卖了，让别人杀。卖猪的那天，全家人都不高兴，而且那个时候，农村很少用油炒一盘菜，但是却要给这头猪抱抱锅做一碗带油的汤面吃。很多次，王大伟将干完农活的牛往家里牵，牛走得很慢，王大伟就在后面抽打牛让它快点走。即使王大伟怎么抽打牛，牛都不会欺负他，因为姥姥告诉他牛是不会欺负小孩子的。

在莱州，王大伟待了一年多。正是那一年多的时间奠定了王大伟今后人生性格和生活习俗。也正是那一年多的时间让王大伟完全成为一个地地道道的山东人。说来奇怪，就是那短短的一年多的时间，王大伟学会了最老最土的莱州话。如今，他与山东莱州人讲话，不仅发音准确无误，而且满口都是40多年前的莱州老话。有的在莱州生活了一辈子的人都说不过他，丝毫看不出他是个“外乡人”。

不投降的是老山东！

    那个时候，山东莱州保持了中国最传统的山东文化，包括婚丧嫁娶、过年印年画、贴春联、磕头、蒸面鱼等等。受老人的耳濡目染，这些山东最传统的文化在年幼的王大伟心里扎下了根，并且根深蒂固，也改变了王大伟今后的生活。

在北京某部队大院里成长起来的王大伟，总以自己是山东人为荣。考上北京师范大学后，班上的山东籍同学都不说自己是山东人，那个时候人们觉得山东人特别土，但是王大伟嘴上却常常挂着“口洞的风，霸王的弓，不投降的是老山东！”，并深以山东人为荣。

非常关注药家鑫案件的王大伟说：“我很自豪，山东人绝不会出药家鑫。我当警察一辈子，我听到一句非常感动的话，那就是北京卖淫嫖娼的女孩里，没有一个山东人，够了，这就够了。”说完这话后，王大伟像个孩子似地开心地笑了。

三代山东人出国带回的东西

王大伟的祖父是山东文登人，解放前他到韩国汉城（现在的首尔）做苦工，那个时候文登还是县，县里的石匠都是去韩国做苦工养家糊口。抗日战争爆发后，王大伟的祖父回国时只背了两床棉被，两手却空空如也。为什么要带两床棉被回国呢，因为他祖父的几个儿女都参加了八路军，战斗在胶东地区，而八路军的伤员急需药棉。这个老人辛苦了一辈子，将身上所有的钱买了药棉絮在棉被中带回了祖国。这就是王大伟的祖父，第一代山东人出国带回来的东西。

第二代就是王大伟的父亲。王大伟的父亲从小参革命，解放后，组织把他父亲送往苏联基洛夫军事学院学习深造。学习完后，他父亲从苏联回国的时候带了两只大箱子，王大伟还清楚地记得，那天他兴冲冲地去火车站接父亲的情景，看见父亲从国外带回那么大的两只箱子，王大伟高兴极了。那个时候，电视在国内还没有普及，很少有人家有电视，出国人员基本上都是带着电视回国的，王大伟对家里有电视的同学非常羡慕。他想，父亲肯定也是带着电视回来的，这回可有电视看了。当王大伟从火车站把父亲接回家中，父亲把箱子往地上一放，王大伟的妈妈特别高兴地问，箱子里是电视吗？王大伟的爸爸说不是电视。随后，他父亲打开了那两只大箱子，王大伟一看立刻傻了眼，眼前的两只大箱子全是书。这两大箱子书是王大伟父亲在基洛夫军事学院学习几年来省吃俭用，攒下的卢布买的专业书，全是俄文原子武器防护的书，那是他父亲的梦……这就是王大伟的父亲，第二代山东人出国带回来的东西。

第三代就是王大伟。大学毕业后，王大伟分配到公安部工作6年，之后又调到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工作。由于工作需要，王大伟先后到日本、英国、荷兰等国家学习。

34岁时王大伟考入英国Exeter大学警察研究所学习，他是第一批新中国警察到英国去学警察学的人员，非常珍惜这次学习机会。他想中国的警学解放前有，解放后就没有了，那么引进外国警学开创中国警学就落在了新中国的这些警察学者的身上。于是，王大伟拼命学习，在即将从英国Exeter大学警察研究所学满归国时，他开始实施他策划的“唐僧取经”计划。面对如此众多的警学专著，王大伟决心选择有价值的书带回国去，可是他却没有这个经济能力来购买这批书。因为每一本书都价值几百元人民币。怎么办，王大伟终于想出一个别人想不到的办法，那就是把这些有价值的书复印出来。于是，当研究所边上的音乐厅里响起迪斯科音乐，当学生们聚集在酒吧开怀痛饮时，每天晚上王大伟都独自站在空无一人的研究所里的复印机前，开始复印那些昂贵的警学专著。打开复印机盖，翻书页，用力压好，按动按钮……一整套机械、单调的动作，整个研究所，只有复印机闪烁的绿色光芒和机械的转动声。

回国时，每个留学生只可以带70公斤行李，王大伟把所有的个人用品，什么棉被，什么锅碗瓢勺都扔了，将复印的70公斤外警研究的“圣经”带回了祖国。这就是王大伟，第三代山东人出国带回来的东西。

回国之后，王大伟从1991年到1995年用了4年时间，把这些珍贵的复印本翻译成了中文，写成一本本专著，奠定了中国警学理论研究的基础。

我哈中华民族

虽然王大伟曾多次出国学习，并在国外生活多年，但这些丝毫没有改变王大伟那颗中国心，而且更加深了他热爱自己祖国的情结。

从小受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使王大伟身上散发着中国人的傲骨。他曾写过一本书叫《中国人的十二种高贵》都是写的山东。他说，人可以矮小，人可以不漂亮，但是人不可以没有傲骨，人不可以不高贵，这就是山东人的特点，山东人的优点就是忠诚，就这一点就够了。

成天忙忙碌碌的王大伟，再忙都会抽出时间去北京的旧货市场――潘家园淘宝，那是他重温儿时生活的快乐。他说：“我为什么去潘家园？”

去潘家园淘宝有三个档次，第一档次是捡漏（挣钱发财），第二个档次是捡智（获得知识），我是最高档次，也是第三个档次叫捡心。什么叫捡心？就是永葆中国心！我看到的东西好像都是我姥姥家的。卖家跟你说，这东西是明朝的，我说不是，这是我姥姥家的，我小时候用过这东西。有人问我，王老师你玩了一辈子古董，你哪件东西最值钱，我说我没有一个值钱的，因为我没有想到要去挣钱，我只想到它很宁静，它很有中华民族品位就可以了，有一种感觉就够了，这就是热爱，热爱山东文化，热爱中国的传统文化。所以我说做山东人真好，做中国人真好，我没有去想要做英国人法国人，我也做不了英国人法国人。”

最后，王大伟感慨地说，大多数出国留学生都十分热爱祖国。我小时候总觉得中国人长相很一般，外国人高鼻梁大眼睛，但是你到了国外就会发现不是这么回事，实际上我们民族有很多可贵的东西，我说我们民族不是可贵而是高贵，中华民族高贵。

现在的年轻人，喜欢看日本动画片，吃日本料理，崇尚“韩流”。王大伟坚定地说：“有哈日一族，有哈韩一族，我就哈----中华民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