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中国当代诗歌传统与“桃花源诗群”的提出

    在我看来，中国诗歌经历了上升、衰落和变异三个阶段，从“关雎”（前1046——前771）到杜甫是上升期，从杜甫（712——770）到《尝试集》为衰落期，《尝试集》（1916——1920）以来为变异期，变异的目的是为了使诗歌步入一个新的上升期。而中国当代诗歌大致处于已经完成转型但尚不稳定的状态。这里的转型指的是从旧体诗到新诗的转型，它体现了“五四”时期那一代人求变创新的强烈愿望。但是，从总体上来看，“五四”时期是新旧诗体的过渡期，当时不仅涌现了一批新诗人，还出现了一些以旧体诗著称的作家（如鲁迅、毛泽东等）以及一些从新诗转向旧诗的诗人（如沈从文、汪曾祺等）。经过近百年的努力，旧体诗已不可避免地成为陈迹，丧失了昔日的文化氛围，即使仍然有人在写，也不可能形成气候了。新诗为中国诗歌的发展开辟了另一条道路，其主导地位已经形成，并积累了自身的传统，但目前尚处于未定型状态。

    新诗的诞生尽管是汉语诗歌演变的趋势，但它主要是借助西方诗歌完成的一次革命。所以，必须将西方诗歌纳入新诗的传统。西方诗歌大致可以分成以下几个阶段：从《荷马史诗》（约前9世纪）到“世界文学”概念的提出（歌德，1827年）属于古代阶段，此后属于近代阶段；至于现代诗歌的开端，在创作上始于《恶之花》（波德莱尔，1857），在理论上始于《传统与个人才能》（艾略特，1917）。文中提出“诗歌秩序”的观念：“现存的杰作自身就构成了一个完满的秩序，这个秩序在新的（真正新的）艺术作品引入其中时被修正和改良了。现存的秩序在新作品的来临前是完满的，为了在新事物加入之后继续保持完满，整个现存秩序就必须改变，哪怕是微小的变化；因此每件艺术作品相对于整体之间的关系、均衡和价值就会重新调整；这就是新和旧之间的协同。无论谁赞同这个关于秩序、英国文学、欧洲文学的看法，就不会认为过去被现在所更改、现在受过去指引是荒谬的了。明了这一点的诗人就会认识到巨大的困难和责任感。”进入全球化时代以来，人类的诗歌事实上已经成为一个庞大的“诗歌共同体”。就此而言，国外诗歌也成了中国当代诗歌传统的一部分。但是，长期以来，翻译的滞后影响了中国新诗的发展。这里，不妨结合中国新时期以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诗人做两项考察：一是诗人获奖的频率，二是部分诗人作品的汉译情况。

1977年，[西班牙]阿莱桑德雷（1898——1984），《天堂的影子》

1979年，[希腊]埃利蒂斯（1911——1996），《英雄挽歌》

1980年，[波兰]米沃什（1911——2004），《拆散的笔记薄》、《切·米沃什诗选》、《米沃什词典》

1984年，[捷克]塞弗尔特（1901——1986），《紫罗兰》、《世界美如斯》

1987年，[美国]布罗茨基（1940——1996），《从彼得堡到斯德哥尔摩》、《文明的孩子》、《布罗茨基谈话录》

1990年，[墨西哥]帕斯（1914——1999），《太阳石》、《批评的激情》、《帕斯选集》

1992年，[圣卢西亚]沃尔科特（1930——），《德瑞克·沃尔科特诗选》

1995年，[爱尔兰]希尼（1939——），《希尼诗文集》

1996年，[波兰]希姆博尔斯卡（1923——），《呼唤雪人》、《诗人与世界——希姆博尔斯卡诗文选》

从诗人获奖频率来看，1977至1986二十年间，共有九位诗人获诺奖，大致平均每两年就有一个诗人获得诺奖。但是，从1996年至今十五年以来，再也没有诗人获得诺奖。这在一定程度上折射了诗歌在文学中的困境。不过，最近二十年来的诺奖诗人中的确出现了一些诗歌大师，如米沃什、布罗茨基、帕斯、沃尔科特、希尼等。他们的作品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当代中国诗歌的发展。但是翻译明显滞后（米沃什的汉译只有三种，布罗茨基两种，帕斯三种，沃尔科特一种，希尼一种），以沃尔科特为例，作为一位多产作家，沃尔科特至少出版了十五部诗集，七部戏剧和一部散文集。而目前的汉译仅有一部诗选。其余几位诺奖诗人的汉译也大致如此，致使那些不懂外语的中国当代诗人不能完整深入地把握他们的成就，从而制约了中国当代诗歌的发展。

总之，传统激增，翻译滞后，这是中国当代诗人面临的文化困境。关于翻译滞后的问题，我只想谈一点感想，当前的诗歌奖项很多，这对改善诗人的创作条件和促进诗歌发展都是有益的。但还有一项更迫切、更有意义的事值得有识之士的资助，那就是翻译出版国外重要诗人的全集。这里，我想着重讨论如何解决传统激增的问题。无论传统距离现在多么遥远，都是当代诗歌写作者必须靠近的源头。否则，一个诗人即使很有才华，他的写作可能仍然游历于“诗歌秩序”之外，属于无效写作，或者是不能与时俱变的“失效写作”（欧阳江河语）。1948年，致力于诗歌研究的朱光潜曾呼吁：新诗要健康发展，必须“接近民众与恢复传统”。关于恢复传统，我想特别提到两位湖南诗人昌耀（1936，6，27——2000，3，23）和张枣（1962——2010，3，8）。他们无疑是中国当代的优秀诗人，而且他们都体现了将新诗与传统加以融合的努力。昌耀的诗歌大有楚辞之风，张枣的《何人斯》源于《诗经》。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旨在恢复传统的“桃花源诗群”诞生了。其倡导者是常德市诗歌协会主席罗鹿鸣。在诗歌协会的成立大会上，罗鹿鸣提出了这个概念，并得到杨亚杰、余志权、庄宗伟、高玲等人的认同。“桃花源”固然是个地名，但“桃花源诗群”并非只是一个地方流派，它更重要的元素体现在时间维度上，也就是说，“桃花源”实质上是一种中国文化传统，“桃花源诗群”体现的正是衔接传统，并在当代社会中激活传统的努力。

2 对“桃花源诗群”的文化考察

    常德市诗歌协会成立于2010年4月22日。而我直到12月21日才第一次见到罗主席，并加入该组织。在诗歌协会举办的一系列活动中，我感到这是个有力量的组织。首先，我感受最深的是罗主席的魄力。在我看来，没有热爱诗歌的真挚情怀，没有一定的学术底蕴，没有勇于创新的魄力，是提不出来“桃花源诗群”这个概念的。尽管我参加诗歌协会的时间不长，认识的会员不多，但我感到协会是个有活力、实力和潜力的组织。高玲是诗歌协会的发起人和组织者，她所到之处往往留下热情的笑声，使这个组织充满了活力；邓朝晖和谈雅丽参加过青春诗会，体现了这个组织的实力；诗歌协会现有会员130多人，其中包含着巨大的潜力。

现在，我从文化的视角对“桃花源诗群”做一个简要的综述。需要声明的是，这个考察依据的文本主要是《桃花源诗季》第3期（即常德诗人在新世纪十年中公开发表的作品结集）。在我看来，“桃花源诗群”涉及到文化因素主要有男性与女性，自我与他人，城市与乡村，现实与历史等。为了便于讨论，下面将“桃花源诗群”分成男诗人与女诗人两类。

首先我要谈的是罗鹿鸣（1963——）的“故乡与异域”系列写作。罗鹿鸣是“出湘返湘派”的代表人物，出湘与返湘的双重经历使他的人生阅历异常丰富，并使他在湖湘文化与西北文化之间形成了自然的对照与互渗，从而使他写出了《屋顶上的红月亮》和《土伯特人》、《围绕天葬台》等力作。“屋顶上的红月亮”在构图和色彩上极具美感：屋顶是一条线，月亮是一个圆或弯，它们一上一下，一红一黑，一动一静。就给我的感觉而言，月亮是轻盈的，而屋顶是沉重的，和风吹雨淋，积尘成泥，长满青苔的屋顶相比，月亮却如无须擦拭的明镜一般亘古常新。这种对比意味极强的两件物体其实具有不同的归属：月亮属于自然，而屋顶属于人事。尽管城市也有月亮，但“屋顶上的红月亮”无疑是乡村的，因为屋顶几乎是乡村特有的标志。对这首诗而言，稳定的屋顶无疑是个核心性因素，因为它是现实的直接对应物，正是它给诗人以及诗人故乡的人们提供了栖息之地，而高悬在屋顶的月亮如同诗人及其乡邻早期生活的见证。《土伯特人》和《围绕天葬台》则是罗鹿鸣书写异域的力作。《土伯特人》为一个民族塑像，而且多用古语，诗句漫长而节奏紧迫，在语气的缓急之间生成了一股不可遏止的情感冲力，可与昌耀的高原诗作相媲美。《围绕天葬台》则涉及到本土与异域、世俗与宗教、生命与死亡等多种关系。罗鹿鸣的“故乡与异域”系列作品既是阴柔与阳刚的融合，也是追忆与写实的融合，更是湖湘文化与西北文化的融合。

    从目前来看，“桃花源文化”的代表作是张奇汉的《这里的村庄——桃花源记》。这首诗用活泼的口语描摹了一个永恒的村庄——你可以说它是远古的，也可以说是当前的。全诗意象丰富，集中展现人与自然的和谐景象，并且将丰富的想象与随意的结构融合在了一起。龚道国（1968——）的《一棵桃树》将深厚的历史感融入现实，构思别致，也是体现“桃花源文化”的力作。在“桃花源诗群”中，几乎每个诗人都写过故乡，其中写得最有感染力的诗人当数刘双红。他把自己写得和故乡血肉相连，可以说写到了令人惊心动魄的地步。《车过刘家坪》和《窗户》都是如此。给我印象最深的是那首写亲情的诗《我的弟弟》，其中充满了感人的细节，显示了他高超的叙事能力。此外，黄修林写故乡极虬劲，麻建明写故乡较浑厚，杨拓夫写故乡有新意，胡诗词写故乡很投入，黄道师写故乡的散文诗也清新可喜。写城市较好的诗人是汤金泉。他的《我在诗歌里走来走去》将地域与历史融合在一起，写出了一个城市诗人对诗歌的热爱。余志权的组诗《城市已无丰收可盼》写得很尖锐，大有深意。冯文正可以视为一个关注城乡结合部的诗人，这使他获得了从城市（现代）看乡村（传统），从乡村看城市的双重视角。在“桃花源诗群”中，他可能是唯一一个写农民工的诗人；《远去的补碗人》则传达了一个现代人的传统观念，同时，他还写了一些游览的作品。总体来看，冯文正的作品涉及到城市与乡村、现代与传统、故乡与他乡等因素，是“桃花源诗群”中视域比较开阔的诗人。庄宗伟（1957——）的《裂缝》达到了艺术性和时代感的统一。诗中写了三种裂缝：有地上的，有人间的，有天上的。只有人间的裂缝是恐怖的：“大厦的裂缝/是崩溃前的恐怖的预兆/没有什么可以使它愈合。”从文化追溯的深度而言，似乎无人能超过周碧华。他的《忧伤》决不是个人的忧伤，而是诗人在现实中追溯文化的忧伤——“流水带走屈原”的忧伤。这种文化不仅已经流逝，而且永不再来，其忧伤难以治愈。在“桃花源诗群”中，视野开阔的诗人当属张奇汉。他在《沃尔塔·德·埃布罗》中写了对国外绘画的理解，体现了与国际文化对话的意识。

    在女诗人中，邓朝晖是第一个参加“青春诗会”的常德诗人。邓朝晖为人超然，诗歌灵动，是“桃花源诗群”中优秀的诗人之一。尽管她写的是城市生活，但不可把她归于城市诗人，她以自身的气质超越了题材的限制，写出了她在现实生活与理想生活之间的张力关系：既不被现实完全束缚，也不陷入对理想的空幻高蹈。从根本上说，她写的仍然是现实，一种被梦想吸引的现实，这种现实既牵扯了人，又给人带来了温情。如《厨房里》就写出了现实的复杂性。作为一个女诗人，邓朝晖不怎么写爱情，这应该和她独立超然的气质有关。在诗中，她有意克服女性诗人的局限，或者说淡化自身的女性身份。通过她的诗，我看到的是一个当代人的生活。《安居》写的是城市生活和一个生活在城市里的人的内心变化：“就像一只疲于迁徙的飞鸟/我安心于自己栖息的枝头/对于曾经激烈的内心/也已宽恕”。面对这样的句子，我们绝不能说这只是一个女人的想法，生活在城市的无数男男女女都已经经历或即将经历这种变化。

和邓朝晖不同，雅捷具有明显的女性意识。但是她的女性意识并非单纯地对女性意识的坚持，而是基于对男权社会的对抗。因此，雅捷写的是一种有锋芒的诗，她试图以诗歌证明那句著名的唱词：“谁说女子不如男”。她的《三只眼的歌》是一部有雄心的作品，这部诗集视野开阔，结构严密，通过个人的成长将湖湘文化与宇宙意识融为一体。即使在男诗人中，这种作品也是不多见的。

    相对而言，谈雅丽则乐于固守自己的性别，她与这个世界既无冲突，也无抱怨，而是以一种感恩的心态领受生活带给她的一切。用她一首诗的题目来概括这种关系，就是“赞美”。所以，她的诗异常和谐平静，并且执著于对家乡风物的书写，在一种貌似保守的氛围中成为传统文化忠实的继承人。她笔下的“船娘”异常动人，这种动人并非由于船娘是故乡人，更因为她身上洋溢着传统的美德。生活在现代社会里，却不受现代观念的污染，而是在自然中保持着人的天性，并因此拥有一种古典的美丽。就此而言，船娘是传统美德的化身。

    和谭雅丽相比，唐益红是个典型的现代女性，或者说，她是一个充分城市化了的诗人。从她的诗来看，城市精神已经深入她的内心。尽管城市可能伤害过她，也改变过她，但她已经明显摆脱了那种挣扎状态，因为她知道城市毕竟是自己的安身之地。所以，她的诗中透露出一股扬厉之气，这种气息来自诗人与城市的摩擦、对抗与沉迷的交替轮回。在她的诗中，我印象最深的一首是《冰凉石头》。章晓虹又有不同，她生活在城市里，尽管对城市也有些微词，但她知道自己并无力与城市对抗，所以她基本上是个城市的逃避者，但这种逃避只是精神的逃避，她仍然生活在城市里，并时时感念乡村、追忆传统。所以，从她的诗里可以看出一丝轻微的分裂感。从表面来看，她是一只“城市飞鸟”；从根本上说，她是一个钟情于传统的现代女诗人。

当然，“桃花源诗群”中也存在着在写作上非常现代的一脉，可以谢晓婷为代表。她的《生日》如实地写出了生活的痛苦，其中居然看不出对痛苦的任何怨诉，所有的只是对痛苦的冷漠感，这是一种与传统迥异的现代风格。高玲在大学里学的是经济，却能在才华的驱谴下写出异常灵动的文字。她的散文诗《水盟》用一颗心和亡灵交谈，写出了对一个投水女子的敬重。在这里，文字如同沟通生死的灵媒，令人感怀不已。

桃花源里多桃花，“桃花源诗群”里多女诗人。张惠芬是桃源人，是地道的桃花源诗人，也是“桃花源诗群”里一位才华横溢的女诗人。从她的诗中，我看到的主要是乡村和自然，那些浸润着她心灵的美丽意象在词语中跳跃闪烁。我推测她是一个扎根于民间的诗人。正是带着这种认识，我注意到她写的《明天去深圳》，这是她去深圳之前对这个高度现代化的城市进行的想象。值得注意的是，整首诗全部是用自然界的动植物意象组成的。从她写城市的这首诗来看，她完全是一个乡村诗人。

    除了写故乡之外，女诗人最容易写爱情。在这方面写得好的诗歌往往是那些将爱情扩展到人际关系，并充满追问和思索的作品。陈小玲的《你是看不见的》写得张力十足，与其把这首诗理解成爱情诗，不如把它理解成人际关系诗，当然，人际关系诗包括了爱情诗。这首诗的巧妙之处在于诗人设置了一些中介，这些中介围绕在“我”周围，实质上是“我”的一部分，这些部分往往被你忽略。既然你看不见它们，就意味着你不理解“我”。就此而言，这首诗写出了爱情双方以及普通人之间理解的难度。刘冰鉴的组诗《被遗忘的时光》富于灵气，很值得注意。如她所言，她在爱情的表象里写出了对人生的深入思索。最有特色的是她对声音的诗意传达：天下的风声，晴朗的风声，看风的声音，我在倾听夜的声音。如此等等。

    综上所述，“桃花源诗群”的男诗人文化视野比较开阔，女诗人的优势在于她们对生活状态具有敏锐的感受力。大体而言，写自我、乡村和现实的作品较多，写他人、城市和历史的作品较少，诗风比较传统，不够现代。从地域而言，其核心文化是桃花源文化，兼及湖湘文化，作为外围的中国文化与全球化文化只有少数作品有所涉及。从总体来看，“桃花源诗群”写作的层次还不丰富，视野还不开阔。除了罗鹿鸣和张奇汉等人的少数作品以外，大多数诗歌集中于个人的喜怒哀乐，或局限于桃花源文化以及湖湘文化。过去有个说法，愈是民族的，就愈是世界的。但是，对于当代诗人来说，写作必须首先是世界的，然后才能成其为地方的。这是“桃花源诗群”的诗人应该注意的。

3 关于“桃花源诗群”的建设

“桃花源诗群”的提出为诗歌协会的发展提供了明确方向，但这只是诗歌协会工作的第一步，接下来的工作更艰巨：建设是核心，宣传是辅助。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丁玲是常德最有名的作家，但她不是诗人；昌耀是大诗人，但他很小就离开了家乡。通过协会的持续建设和会员的不懈努力，从常德本土走出一个大诗人，这是协会当前的期待，也希望它有朝一日能成为现实。在历史上，可能有一些被埋没的好诗人，但几乎没有一个不想写好作品的诗人。在某种程度上，写好作品的过程就是克服自身局限的过程，也是一个不断学习的过程。下面，我对“桃花源诗群”的建设谈两点意见：一个是诗人与时代的关系，一个是诗人与学习的关系。

诗人与时代的关系，这是一个写什么的问题。严格地说，任何诗人的写作都不可能脱离他的时代。尽管这样，诗人和时代的关系并不相同，有的诗人与时代的关系非常密切，有的比较疏远。拘泥于时代当然不好，漠视时代也未必可取，最佳的状态可能是既要关注时代又要超越时代，通过个体写出时代，并进行艺术性的传达。然而，难度在于人们对自己的时代往往认识不清，这需要写作者有敏锐的眼光和超常的智慧。尽管当前的社会问题很多，我认为这个时代最值得关注的是道德观念，或者说这应是中国当代诗人着力表现的问题。道德观念之所以重要，因为它是当前社会问题最集中的一个受力点。市场经济的冲击、消费欲望的诱惑和网络技术的快速传播，使当代人的道德观念游移不定，复杂多变。从毒奶粉到染色馒头，事实上都是道德问题：为了弄钱，可以无视别人的健康和生命，这跟杀人没什么两样。不仅如此，现在的很多事情基本上没有一个公认的标准，美好的道德典范对许多人来说已经成了明日黄花。因此，人们普遍处于无所适从的状态，在充满压力与诱惑的日常生活中，一个人时刻生活在坚持自我与迷失自我的过程中。把这种坚持以及对坚持的突然放弃写出来，可能是当代诗歌最有魅力的一部分。值得警惕的是，许多貌似过时的传统道德观念仍然具有强大的力量，一旦有人在自由中突破了相应的道德界限，他可能需要独自承受严重的后果。由于价值观念的多元化，当代诗歌已经不再具有教育功能，但它可以给读者带来启示。一个人在什么情况下做出了什么选择，这种选择给他带来了什么后果。如此等等。总之，通过一个人的日常生活和内心活动写出这个时代的基本面貌，并具体而动态地呈现了这个时代的道德状况。这种写作在诗歌与社会之间会形成某种对应关系，因而可能具有诗学和社会学的双重意义。

下面谈谈诗人与学习的关系，这是一个怎么写的问题。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当代诗人基本上都接受过高等教育，或自我教育。萧开愚有一本诗集，名字叫做《学习之甜》。我曾有幸听他讲课，他是当代中国诗人中为数不多的思想者。他的思想源于大量的阅读，他一般通宵读书，下午休息。诗人需要学习，这个道理非常简单，因为学习既是了解诗歌传统的内在要求（避免无效写作），也是获得诗歌形式的唯一途径（提高写作水平）。毫不夸张地说，一个不再读书，只凭感受写诗的人是没有前途的。而且，我认为一个人读什么样的诗，就会写什么样的诗。但这是一个逐步渗透的过程，因为读书首先作用于人的眼界和胸襟，随着眼界与胸襟得以扩展和提升，写作技术自然会得到提高。从波德莱尔以来，诗人与批评家和翻译家呈现出合而为一的倾向，这其实是现代写作的基本要求：一个人不仅能写诗，还应清醒地认识到自己是怎么写的，以及为什么要这样写。一般来说，成熟的诗人具有一定的稳定性，但也会有阶段性的变化，既与时俱变，也与艺俱变。从根本上说，变化是生命的存在状态，也是创新的内在要求。而学习正是促成变化的重要动力。基于当前翻译的滞后状态，我认为英语基础较好，而且对自己的写作期待很高的诗人应该直接阅读英语诗歌。这样一来，不仅可以大大扩展阅读量，而且可以直接从外语中学到写诗的技巧，从而使写作获得更大的进步。

从总体上来说，现代诗歌的基本特征是真实比唯美重要，客观比主观重要，细节比概括重要，技术比感受重要。这就需要我们既要体验生活，又要坚持学习，离开了学习，生活就不能得到艺术地表达。因此，那些诗歌大师，已经去世的惠特曼、米沃什、布罗茨基，以及仍然健在的希尼、沃尔科特和希姆博尔斯卡都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典范。他们既有开阔的视野，也有复杂的技术，更有对现实的介入和细描，以及直面现实的批判精神。

最后，我要回归传统，回到陶渊明（约365——427）。因为他是“桃花源”的提出者，也是田园诗（乡土诗）的开创者。而且，他并非一个单纯的观光客，还是一个实际的劳动者。纵观中国诗歌，将隐逸与劳作融为一体的诗人极其罕见。与陶渊明相比，孟浩然只是一个纯粹的隐士，他的田园诗只具有审美意义，而缺乏与土地的亲密接触，也没有耕作与收获的苦乐情怀。陶渊明之所以能将隐逸与劳作结合起来，是因为他是“桃花源”这个理想社会的提出者。就此而言，陶渊明实质上是一个具有民主倾向的政治诗人，他关注现实、同情民众、反对剥削、提倡平等。所有这些在当前时代下仍具有借鉴意义。建设“桃花源诗群”自然应当汲取这些品质。纵观诗史，一个人拥有娴熟的语言与高超的诗艺也许不失为优秀诗人。但伟大诗人却需要非凡的人格精神与普世情怀为支撑。舍此便不可能成就其伟大。就此而言，陶渊明特别值得当代诗人学习的一点是如何和他人建立普遍而深入的关系：通过自我写出对他人的关心，或通过他人写出自己的同情。事实上，这不仅是一个如何写诗的问题，更是一个如何生活的问题。

其次，陶渊明还是一个善于学习并有效转化外来文化的诗人。中国古诗中的文化因素主要体现在三方面，即儒家文化、道家文化和佛教文化。在《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中，陈寅恪认为陶渊明的思想是“实外儒而内道，舍释迦而宗天师者也”。由此来看，陶渊明和佛教思想曾有过联系，而且可以说他是禅诗发展史上的重要人物。众所周知，佛教是西汉末年（公元67年）传入中国的，到晋代才形成玄言诗，但成功的作品并不多，直到唐代的王维（701——761），禅诗才达到了成熟的顶峰。这表明一种思想经过诗人的转化是需要漫长时间的。在晋代诗人中，陶渊明是写出禅意的优秀诗人之一。其代表作是著名的《饮酒》第5首：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 

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 

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由此可见，“桃花源”不仅是一个诗歌传统，也是一个思想传统，是一个古代诗人提出的理想国，而且至今尚未实现。换句话说，“桃花源”是指向未来的。而“桃花源诗群”则源于对传统文化与当代创作的整合。让我们在陶渊明的感召下，在协会主席罗鹿鸣的带领下，走向桃花盛开、诗意盎然的美丽新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