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福洪
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方方面面的问题太多、太复杂。就拿经济来说：
1、在国家总体经济发展速度要放缓的大势之下，许多地区发展的唯一出路还是做大经济规模，当地经济需要高速发展才行；
2、新中国建国几十年，都是鼓励出口赚取外汇，可中国2011年3月末的外汇储备过了3万亿，发愁没有地方用了；
3、多少年来国家财政始终是紧张状态，近几年年年增长比例在20%以上，今年国家财政要过10万亿规模，占GDP四分之一；
4、毛主席在1958年就想“赶英超美”，现在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说：按购买力平价计算，2016年中国就要超过美国成世界第一经济大国；
5、“大路进”时期全民“大炼钢铁”，现在中国是世界上第一大钢铁生产国，记得华国锋执政时期搞的年产3000万吨钢是宏伟计划，现在7亿吨；
6、“鸦片战争”后，从1860年代的“洋务运动”开始兴办现代工业，几次被外敌入侵打断，工业在中国发展滞后，现在中国的工业，许多部门都是产能过剩，量产前茅；
7、近100多年来，中国人始终是看着发达国家发明新产品，过着现代化的生活，今天中国人再也没看到外国人的用品而两眼发直，他们有的中国商店里都有了；
8、虽然中国农村还是相落后，农地抛荒，农工流失，但统计局与农业部报告数字是连续8年农业大丰收，吃的不愁了，虽然安全上有问题，吃胞还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不可否认的是：
1、经30多年高速发展，社会各种差距拉大了，该富的人都富了，不该富的人也富了，穷的人还是穷。其中隐匿着较大的社会政策与机制矛盾，其后果有可能危及稳定；
2、市场经济条件下，各级党政机关与部门的组织力、领导力、执行力似乎有下降的趋势，干部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鱼水关系再没有过去那么密切了；
3、社会进步，不可否认，道德倒退，也不可否认。发展过程中，还有许许多多不如人意的地方，虽然是发展中的矛盾，富贵阶层已经形成，解决起来的确不很容易；
4、明摆着的问题，老百姓个个清楚明白，但总也拿不出一个好的解决办法，有的只能拖、维持现状不变（如高等教育问题）才是硬道理；
5、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政府与企业的关系、发展与民生的关系、建设与公民权利关系等等，似乎整个社会都没有好的解决办法与方案；
6、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目标是什么，好像没有具体化地明确，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理论系统没有建立，改革开放30多年仍处于“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状态；
7、经济要转型、社会要进步，有的要市场化、有的要公共化，下面急上面稳、民间燥上面冷，政府改革不到位，没人不知道是社会发展的阻力；
8、美国似乎是经济上的天然盟友、政治上的敌对势力；国家指导思想是睦邻、但国民感觉他们是恶邻；政府自认为人权状况物质上有改善、但民间对权利要求比官方认定的要高；人民群众都说互联网好、但官方没有一个说它好的。
综上列举，有三点结论：一是中国经济发展不等于改革就一定全正确，甚至有的方面，是往坏里改不是往好里改，如医改、教改等；二是中国经济发展不等于执政合法性提高，30多年的市场经济建设，有的反而使普通民众产生新的痛苦，如住房商品化；三是社会事业发展不等于社会就一定进步，大学扩招、收费，教育质量下降，没有品质的扩规模不是进步。
中国社会这种错综复杂的状况，似乎没有好的解决办法，有些问题好像寸步难行，如腐败与特权。其实，不是那么难，主要是决心与信心，就一个解决办法——政府拿自己开刀什么事情都好办了，中国人心一顺，百事顺。
第一，向政府收钱开刀。
中国的“政府收入”与“财政收入”两个数字有较大距离，公开的财政收入以外的政府收入，一律经全国人大重新审定，全国人大没有批准的收入和收费，一律停止。
2011年物价上涨幅度比较大，任何商品物价上涨的背后，都能找到政府与民争利的影子。如高房价、公路收费、出租车份儿钱、蔬菜流通价格占70%等，其中都有政府的利益在里面，该收的费用没有规矩、没有监督。
第二， 向财政支出开刀。
各级政府所有财政支出，除军费、国家安全费外，全部明细向社会公开，可不向人民公开向人大代表公开，一笔笔地审。
第三，向事业收费开刀。
国家公共事业收费，定编、定岗、定员、定预算，明确财政负担比例与收费比例，人大一年一审，明确政府与接受服务者的责任。
第四，向公务经费开刀。
党和国家各级机关公务经费，要有一个标准、额度限制，炒得沸沸扬扬的“三公消费”的确要有好的解决方案出台。
第五， 向垄断企业开刀。
国有垄断企业近十年来，既占有国家最优质资源，又占有行政、金融资源，还占有企业独立经营优势，自肥分配、剥削经营、高消费已十分惊人，“中石化喝茅台”只是冰山一角。
第六， 向官员财产开刀。
向官员财产开刀不是要剥夺其财产权，而是要公开其财产数量与状况，让阳光杀毒。如果官员认为其财产公开是侵犯其隐私，那就制定《公民财产登记法》，配合个人所得税修订和开征遗产税，让中国公民都遵守这一法律，只是公众人物向社会大众公开而已。
第七， 向特权消费开刀。
特权消费是中国不节俭的总根源，中国的国情决定，特权与公款消费是联在一起的，损公肥私，明公实私的行为遍地皆是。发挥新闻媒体与人民群众的作用，曝光严惩任何特权与公款消费行为。
第八， 向非德行为开刀。
社会道德靠政府和政府官员引领，政府有不道德行为，社会非德行为就会猖獗，在严厉打击不德行为的同时，政府自律要起引领作用，如果政府与官员做得好，社会非德行为才有可能收敛一些。
道德培养同时不能少了法律制约，人是经济动物，趋利避害是自然选择，正是因为有了法律的制约和监管，人才能在做选择的时候避免选择“不道德”的事情。久而久之，这种制约的力量就造成人们自然选择“对”的事情，道德标准、价值取向也就形成并固定，成为无需严苛监督而奉公守法的传统。
恶性食品安全事件，并非道德沦陷发生的根本原因，经济发展不平衡，大多数人收入水平不高才是病灶所在。中国目前的人均GDP水平和美国一百年前水平相当，而一百年前美国的屠场跟今天的中国食品厂恐怖的程度相差无几。拿北京等大城市来说，70%职工的年收入水平低于3万元。在大多数人都还在为温饱生活操心劳力的阶段，赚“快钱”变富有成了大多数人的价值取向。当你需要从牙缝里攒三个月的钱才能背上一个LV包，你就会对有LV包的人另眼相看，装模作样也要挤进这个群体；反而在一个18岁的青少年在加油站打工半年就能买上一辆不错的汽车的社会，一个小白领就不会为了买车绞尽脑汁。
为了节省读者阅读时间，只从经济角度谈几点政府向自己开刀的观点。
2011年4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