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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国松：大美青松唤红日，纸上江山铸经典！
文/李坤禧
高山有高山掣举的精神，宇宙有宇宙奥妙的天梯，流水有流水梦幻的容颜，岁月有岁月不老的松枝……
2011年3月21日，台湾水墨名家刘国松“创作大展——八十回眸”在中国美术馆开幕。这次展览共展出了刘国松1949年至2011年间创作的150余件重要作品，包括“太空画”、“西藏系列”、“九寨沟系列”等代表作，是其艺术作品最集中、最大规模的一次展示。
在这个非凡大展上，所入视觉的画面浑然天成、华滋竞现、气韵生动，墨趣天成。更重要的是让我裹挟着一颗在春天里绽放的心徜徉、遨游于刘国松艺术精心探索的笔端。他以超越自然的密码溯逆传统的手法横扫视觉盛宴的惊艳，将一个偌大的艺术空间拓展到如此传神而独特的境地，这是令我这个职业观者为之倾倒且叹为观止的！带着众多内心的迷惑与惊奇，我如一名整装待发的登山队员，又如一名擂响战鼓的士兵，将心中需要探析的绘画之道一并向前方出发。
诗人李白曾云：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此话的简意是，入蜀之道高险难行，简直和上青天一样难以攀登！或者我也可以说：绘画之道难，难于揽日月！但今天我在这里不仅看见了跃动在地平线上的绮丽日月，还细品了一瓢神奇九寨的水、黄龙折射的彩瀑，更有道是多年来神往已久的雪域高原的雄浑、遒劲中傲立之美在其厚重的画面上实令人震撼！至于如临登高望远的心境，莫过于刘国松先生踏歌远行的人生历程了。这“歌”在一帧帧如草如叶如花如石如泉如刀如剑如梅如瓷如影如魅如风如雨如海如天如青铜如雪峰……之中，把一首跌宕了50余载的丹青妙邃之笔表现得淋漓尽致！真可谓：松风千里傲骨铮，丹青万里赶日月！大道无形无我法，千山万壑笔生花。在心脉与画面碰撞、放飞于色彩、图式、意境的“音”域之际，那个神采奕奕、超凡脱俗的老者就在大家的簇拥下，叩开了我对刘国松先生的艺术探索之旅……
刘国松，祖籍山东青州，1932出生于安徽，14岁开始勤学传统国画，1949年定居台湾，20岁改习西画。上世纪60年代，他创立了“五月画会”，揭起现代抽象艺术的标杆。此后，刘国松又提出“中国画现代化”的口号，展开了“现代中国水墨画”的新局面。
自1959年起，刘国松先后任教于台湾成功大学、台湾中原理工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台湾东海大学、台南艺术大学，并被美国威斯康辛州立大学、爱荷华大学聘为客座教授。在香港中文大学任教期间被香港中文大学聘为该校美术系主任。在从艺的50余年间，刘国松还先后在台北艺术馆、美国加州拉古拉美术馆、德国法兰克福博物馆、北京中国美术馆等国内外文博机构举办个展八十余次，参加海内外联展数百次，作品被美国芝加哥美术馆、英国布里斯朵美术馆、中国美术馆、上海美术馆、台北历史博物馆等百余家艺术机构收藏，出版有《中国现代画的路》、《刘国松谈艺录》、《刘国松画集》等专集专著。他还屡殊荣，曾荣获北京第六届全国美展特别奖、台湾师范大学第二届“杰出校友奖”、台湾“李仲生现代绘画文教基金会现代绘画成就奖”等多项大奖。刘国松曾任台湾二十一世纪现代画会会长，现任台南艺术大学造形艺术研究所教授兼研究所所长、台湾“中国艺术协会”顾问等职。
刘国松不但在台湾的美术发展上有特殊的意义，也在整个中国现代美术史上，占了一个很重要的地位。从他考入台湾师范大学艺术系开始至今的近50年中，他一直都在开创新的艺术环境，自台湾、美国、欧洲，又到香港和祖国大陆。无论在当代台湾或内地画坛，刘国松的确是一名开拓了现代水墨绘画艺术的先驱者与传道者。
众所周知，中国绘画相对的高度完善为当代的中国艺术同行者提供了足够的甘霖与养料，同时也为他们设下了无穷的险途与迷惑。如何在有着古老文明的神州大地上留下几笔堪称为艺术的作品实在不是易事！众多人在无奈中渐于复制渐于麻木，在所谓的继承中不得不自缚于世。只有极少的人得道成家，化腐朽为神奇，独领画坛风骚存世。其中况味可谓：流水无情风雨在，天机禅透即功夫。若现真容大不同，唯论笔墨移山风。
为了在精微中寻得刘国松先生的艺术真经，在画展开幕后的第三天，笔者幸得于先生面对面在中国美术馆的茶座煮“画”问道，神游一方虬松皓月的精微与畅言！今以我陋笔抒之，既是学习更是对我解析其绘画语境的锤炼。
一、革中锋的命，革毛笔的命
刘国松先生是台湾现代水墨画的代表画家，从上世纪60年代起，刘国松力推“中国画的现代化”，提出“革中锋的命”，进而提出“革毛笔的命”，他所提出的放弃笔墨语言的主张，更是惊世骇俗，曾被指为“数典忘祖”。他的探索精神却唤醒了一批山水画家投身到水墨画的种种变革，开启了水墨画由传统走向现代的全新篇章。台湾东海大学教授姜一涵说：“要了解一个艺术家要从白纸开始，而非笔墨。”刘国松正是用一种“白纸”的心态在向当下看、向未来看，把革新的思想贯穿创作始终，创作不止，革新不止。面对他的作品会有一种极大的震撼。当我们已经习惯了通过笔墨浓淡、山水情趣去品读国画时，刘国松的画让我们看到了另一番面貌，他“革中锋的命”，用一种去笔墨化大胆尝试，寻求水墨表现的新风格，结合他独创的“刘氏”用纸，整个中国水墨画的革新在他那显得是那么顺理成章。
刘国松作国画不用毛笔，不用宣纸，甚至在国内称为圭臬的“中锋”，他也要“革其命”，就连笔墨，他也以肌理和制作取而代之。他发明了百余种“稀奇古怪”的画法使自己的作品焕然一新。他像一个无法无天的孙悟空在大闹中国绘画的天宫。许多人视刘国松为反传统的先锋，有的人视刘国松为发明新技巧新工具新材料的巧匠，有的人认为刘国松在移置西方的观念和风格。但恰恰相反，刘国松研究传统之深，民族主义情结之重，反对向西方现代艺术趋同之切，都超出了我们的想象。刘国松正是立足于对传统美学、美术史与传统画论的研究，立足于对西方美术史论的研究和比较，而创造出他的包括技法、工具、材料、风格在内的全新的画风，这也是刘国松对他的“中国现代画之路”主张的成功实践。尽管刘国松“离经叛道”之处多多，但他却是一个在国际国内均广受称赞，获得无数荣誉的人。
二、“造纸术”的发明
刘国松在中国画的技法、工具和纸张上进行了非常多的创造，他所研究的“拓墨法”独树一帜，而“刘国松纸”更是充满传奇。
为了找到更适合表现现代水墨题材的纸张，刘国松跑遍了台北的纸厂，甚至还在卫生纸上画过画。最终，他找到了一种糊灯笼的棉纸，对它的纹理感到非常满意，特别是这种纸有纸筋，可以挡住墨。刘国松突发奇想，如果把纸筋糊在正面，待画完后再将纸筋撕去，就会形成一种独特的“皴染”效果，这是过去传统水墨画所没有的。刚开始，纸厂都不愿意做这种纸，终于有一家纸厂的老板也画画，对刘国松的想法很感兴趣，但前提是必须一次买1000张，这让囊中羞涩的刘国松颇感为难，最终只好靠举债渡过难关。第一批“刘国松纸”虽然效果不很理想，却轰动一时，这种被刘国松称为“抽筋剥皮皴”的画法，赋予了传统水墨全新的境界，也令刘国松在画坛上声名鹊起。
三、弃传统笔墨语言、立现代水墨标杆
“敦煌壁画不是在宣纸上画的，可一样是中国画，你看我很多的作品，没有用笔，可也一样是中国画。”刘国松说。
“放弃笔墨语言，革中锋的命”，刘国松在改造中国画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这引起了书画界的轩然大波，曾和他住一个宿舍的朋友也撰文反对他，说：中国画的笔墨，就像房子的梁柱一样，是绝不可以失去的，失去了就没有了基础，最终会导致整个大厦的崩溃。太多的人在恶骂刘国松是“数典忘祖”，刘国松平静地说：10年后，自然会有答案。结果，没到10年，“巨蛋形”建筑物开始流行起来，在这样的建筑中，没有任何梁柱，但一样结实，并没有出现崩溃的情况。刘国松找到自己的朋友，朋友说：你是先知。
刘国松说，过去建筑有梁柱，结果阻挡了室内的空间，最多只能做篮球场，现在有了“巨蛋形”建筑，室内空间没有任何阻隔，空间更大，可以做足球场。
改造中国画也如此，中国人几千年来，千千万万的画家在使用笔墨，还有什么新的线条可以出现？到了后来，文人画甚至是一定要用中锋，其实中锋只是中国画诸多表现技法之一，如今把中国画都局限在一个技法之中，中国画的空间还怎么拓展？要求放弃笔墨语言，就是要像“巨蛋形”建筑一样，拆掉那些不必要的梁柱，给中国画更大的空间。
四、绘画路途上下求索
少年时代的刘国松是漂泊的。
上高中时，老师问他将来想做什么，刘国松说想当画家，老师建议他去考台湾师大美术系，并当众宣布了这个建议，搞的同学们都管刘国松叫“师范大学生”，这逼得他不得不去参加考试。第一节考木炭素描，刘国松此前从没用过炭条，甚至不知道为什么要发半个馒头，同学告诉他，馒头是当橡皮用的，可以擦掉画错的线，刘国松模仿着别人的样子，用馒头蘸水去擦，结果水蘸多了，反而越擦越黑。第一节考得稀里哗啦，几乎想放弃，怕被同学笑话，勉强参加了第二节水彩考试，由于擅长国画，结果考了第一名，就这样，刘国松进入了大学。
大学第二年，刘国松开始接触油画，一时被惊呆了。与油画相比，刘国松感到传统中国画与现代生活非常脱节，缺乏油画所体现出的鲜明的时代感，在表现形式上和艺术观念上，油画看上去都更加丰富。这导致刘国松对中国画产生了反感，转而去学油画。整整7 年，刘国松一直在油画领域中探索，先后模仿过毕加索、马蒂斯等现代派大师。然而，越深入油画，刘国松就越感到在其中很难获取真正的突破，更无法找到自我。刘国松非常苦恼，然而，刘国松是一个不肯放弃的人，他反复思考，不断深入，蓦然回首间，刘国松看到：既然模仿西方现代派的画家是模仿，那么模仿中国古代画家同样是模仿，为什么一定要模仿新的而不模仿旧的呢？那么掘弃就是要打破自己已有的陈腐，开拓自我绘画的新课题！践行比什么多重要！
五、被文化殖民是一种奴才的贼脸
“现在的年轻人对中国画没有信心，这使他们不能专注在中国画的研究和创造上，这是一种很危险的倾向。”刘国松说。从1965年以来，他已经在全世界应邀举行过80多次个人画展，并在欧美游历教学多年。刘国松先生深切地感到，中国画正面临着文化殖民的冲击，西方美术界依靠强势的资本背景在争取着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使他们完全追随西方绘画的主张，失去了艺术个性与文化传统，最终，沦为西方绘画的附庸与补充。
“有许多台湾画家在美国发展，美国画廊会挑选其中的2-3个，进行力捧，由于这些人很快成名，并赚到很多钱，于是他们就成了青年人的偶像，年轻的画家纷纷跟风效仿，这样，画商们就通过资本的力量，主导了不同文明的审美趣味。”刘国松说。
国外画廊在选择中国画家时，往往会依据自身的文化见解，比如偏重浓墨重彩，用油画的思路来理解中国画等等。这些歪曲的理解，一旦成为风尚，就会对青年人造成影响，使他们觉得油画才是正宗，不自觉地去模仿西方的东西，在创作思想上走进死胡同。“中国画落后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经济还有待发展，中国文化存在着被边缘化的危险。”刘国松说，“只要中国强大，中国的艺术就能兴盛起来。”虽然万水千山走过，刘国松仍然保持一口乡音，其中所饱含的，是爱国之心。
六、求异在先，再求画好
“画家首先要诚恳，要忠于自己。要把真实的自己表现出来，而不是虚假的自己。”
刘国松很反感的是，现在学习传统绘画，都是从临摹开始，从小学一直临摹到大学。这是培养通才的教育思想，可以培养美术史学家、美术老师，却不能培养出创作人才。临摹所打下的基础，就好比是金字塔的庞大地基，但是，现代技术不同了，摩天楼的崛起并不需要如此大的地基。
刘国松在西方从事美术教学，在美国，不少大学的美术专业一年级学生的素描只画抽象，不画人体。为什么要从抽象开始学呢？因为他们认为抽象以前的技术不是技术。而中国学校在美术教学的时候，一开始必须画人体，要画精致的写实画，这其实对学生们将来的发展未必有帮助。刘国松在美术教学理论中提出了“先求异，再求好”，他认为：“一开始应该要求学生画得不一样，让他们独立去研究、发明，一再重复的同时即在往地下打地基，他们自己的风格也随之建立起来了。他们打下的地基有多深，建起的大厦就有多高。”
“今天画家虽多，但画得好的太少了，都是在模仿别人，是没有创造能力的假画家。画家和科学家在本质上是一样的，也应该在画室里不停地做实验，有实验才有创造，有大创造是大画家，有小创造是小画家，没有创造，不是画家。”
七、复古不等于回归中国，西化也不等于现代化
刘国松说：“大学一年级的时候，艺术导论老师就讲‘所有的艺术来自生活，来自于艺术家的生活。’传统的中国画来自古人的生活，那些文人画的表现形式，表现方式、方法都是古人的嘛。你看西洋画写生，那些东西都是来自于生活，在画室里画静物、画人物、画风景，都是我们现代的生活，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反而更接近我们，这就是所谓的艺术理论。所有的艺术来自于生活，不是来自于古人的生活，而是来自自己的生活。我觉得中国画多少年来都不变，简直是没有前途，所以那个时候就忽然变成全盘西画，觉得西画才有前途，结果画了七年西画之后发现，西画也没前途，因为画来画去，都是跟着西方人跑，而且你又不是生活在西方。那个时候我就发现，我们画西画、学西画的那些风格，那些流行的形式，也不是来自于生活，那是西方当代画家的生活。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写文章说，我们既不是生活在宋、元的那个环境，也不是生长在欧美的社会，我们模仿古人的，明、清画家的风格是错误的，模仿西方现代画家怎么就不是错误呢！”
刘国松极力反对元、明、清以来一味模仿的中国水墨画风，极力引进20世纪中叶的抽象表现主义，最终以“中西合壁”的宋人山水图式与抽象符号融合的改革方案，填补了水墨画革新的一项空白，成为超出台湾本土而具有国际意义的代表性画家。他提出“复古不等于回归中国，西化也不等于现代化”，从而展开了中国水墨画的新局面。
八、现代水墨形成就是绘画上的创新
吴昌硕、黄宾虹、齐白石也算成是当下意义上成功的革新例子，确有点离谱和牵强。语言说到底是一种思维方式，创新是在特定语境中的实践活动，齐白石之前的大师无论做得怎样成功，都无法用来证明今天延续这种思路、方式的正确。吴昌硕的“直从书法变画法，绝艺未敢谈其余”，同赵孟俯的“石如飞白木如籀，写竹还与八法通”是一脉相承的。黄宾虹虽然说过：“画者欲自成一家，非超出古人法理之外不可”，也是在“用笔须平，如锥画沙；用笔须圆，如折钗股，如金之柔；用笔须留，如屋漏痕；用笔须重，如高山坠石”的立场上说的，他说得更肯定的是：“离于法，无以尽用笔之妙。”齐白石同样也说：“若无新变，不能代雄”，但说得更刻骨铭心的却是：“青藤雪个远凡胎，老缶衰年别有才。我欲九原为走狗，三家门下转轮来。”囿于前人规范的新变实在是难，齐白石的这种心情在一幅画的款识里流露无遗：“凡作画欲不似前人难也，余画山水疑似雪个，画花鸟恐似丽堂，画石恐似少白……”时过境迁，今天水墨画创新的文化针对性是由时代的新变提供的，诚如刘国松所言：“随着中西文化的频繁交流，彼此了解的加深，两大艺术体系的差异逐渐减少，作为一个历史过程，一个包容中西文化传统的世界大一统的文化的诞生，只是迟早的问题。”正是这样一种差别，使我们同齐白石们站在了完全不同的时空交叉点上。
刘国松称他是经过东西方两种传统的洗礼之后，站在中国人、中国文化的立场，保留中国传统绘画的优点，吸收西洋绘画的长处，去创造新的、现代的中国作品。他说：“我们这一代的中国画家，如果欲从中国绘画这一牛角尖或临摹的恶习中解救出来，就必须来一次惊天动地的革命。革谁的命，革中锋的命，革笔的命。”“画家有权自由选择任何他需要的工具和技法”、“中锋只不过是用笔技法中的一种，而笔又是许多工具中的一种。”
刘国松说到做到，为了创立现代水墨的新规范，从60年代起一直没有停止在形式语言上的探索，刘国松经过20年对水墨技法的经营、效果上的探讨，使印、拓、擦、撕、贴、渍于渲染的使用已臻炉火纯青，诚如楚戈所言：“中国伟大的神、形融和的自然主义理想至刘国松可说已圆满完成了。”
九、在艺术上取得真经需要付出代价
刘国松先生在拓展中国画的题材上同样不遗余力。
1968年底，刘国松在新闻中看到了美国宇宙飞船自月球背面拍摄的地球映像，开始创作“太空画”。从地表升腾至宇宙，揽日月而入画，在宇宙中感受造化的秩序与变幻，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从梦幻的太空归来，刘国松仍迷恋于神州大地。2000年，刘国松在西藏大学讲学期间，前往圣母峰体验雪域高原，雪山在阳光下熠熠生辉，成片的白云在山腰间飘动，刘国松沉浸于雪山之美，忘记了时间。刘国松笑着说：“回到日喀则，我太太吓了一跳，因为气压的关系，我的头虚肿得很大，像个大头娃娃。回到成都后，发现左耳失聪了。”
“记得当时的那个感受吗？”我问他。“就是看见珠峰，简直是震撼的不得了！因为什么呢？我去的时候是美协的主席陪我去的，但是到了定日，他就说‘我就不陪你了，你自己上去吧！’就由西藏的小年轻人也是画家陪我去。在我去之前，他就跟我讲，前不久，一个美国的摄影队跑那儿去，要去摄影，等了一个礼拜，结果珠穆朗玛峰都没露头。”
刘国松看见了珠峰，左耳朵却听不见了。他下来之后住过两次医院，结果在台湾和成都的医院都没治好。有半年时间，刘国松为了要治好耳朵，什么画也画不下去，结果最后他一下想通了：上苍对我还不薄啊，不是还给我留了一个耳朵嘛！他还幽默风趣地说道：“好话嘛，就用这个耳朵听！坏话就用左边耳朵听！”想开之后，刘国松恢复了以前的创作，画了“西藏系列”。
听刘国松先生讲出这段悟道的经历，心情在晌午透入窗柃的阳光许久未能平静，在刘国松先生起身之际又在观众的簇拥下步入展厅合影、留念……
之后的几个不眠之夜，当我打开思绪的阀门，将这段人生难得的一段“艺术之旅”行吟荡涤在一隅狭小空间的一豆灯火上时，似乎遥远的天地有一种天籁、地籁、墨籁之音，在八荒之域吞吐着我——点点文字的墨痕宛若一束束咏春的花火，擦亮着我如歌者行吟的喉嗓，我于刘国松绘画艺术的弦音宕唱：大美青松唤红日，纸上江山铸经典。丹青踏歌载两岸，笔墨传薪是国松。
赞哉！乐哉！画哉！鼓哉！在此以我沧浪在大城小庄上拙笔写先生的一片拳拳爱国之心，染两岸一缕水墨的乡愁，擂先生穿梭日月山河现代水墨的精髓，祝先生闪亮的艺术长青，颂先生在未来的艺术大道上将康健快乐的大旗挥向更远更美的日月山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