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福洪
（黄冈职业技术学院 湖北 黄冈 438002）
【摘 要】中国社会的进步与发展，涉及到方方面面，单纯强调任何一方，都有可能出现问题。从目前的社会现状看，我国党和政府的关系；党政领导社会的机制；农村与土地问题；高等教育的问题；人文社会科学不重视不发展；人民的聪明才智得不到发挥等方面不改革，中国想成为强国是不可能的。
【关键词】党和政府；社会均衡；协调发展
美国《商业周刊》2011年4月10日（提前出版）刊登《查利· 罗斯专访新加坡内阁资政李光耀》一文，李光耀说：“中国20年之内不可能成为世界技术强国”。李光耀先生是有华人血统的世界级资深政治家，他对中国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十份关心，中国每一个进步时段都要说出他的看法。笔者认为，中国社会进步不是时间问题，有几项改革不深入进行，中国想做世界强国，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事情。
第一， 中国党和政府的关系不改革，想成为强国无望。
2009年3月9日上午9时，十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吴邦国委员长说：“我们深化政治体制改革，是不断推进包括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内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要积极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文明成果包括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但绝不照搬西方那一套，绝不搞多党轮流执政、‘三权分立’、两院制。”
2011年3月10日上午9时，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吴邦国委员长再次重声：“从中国国情出发，郑重表明我们不搞多党轮流执政，不搞指导思想多元化，不搞‘三权鼎立’和两院制，不搞联邦制，不搞私有化。”
吴邦国委员长的话，绝大多数中国人是认可的，中国可以“不搞多党轮流执政，不搞指导思想多元化，不搞三权鼎立和两院制，不搞联邦制，不搞私有化”。但吴邦国委员长只否定没有肯定，没有说我们今后要怎么做，难道现在这样做就没有一点可以改进的地方吗？党与人大、党与政府的关系与他们之间的权力边界是什么？这是中国党、《宪法》以及政治生活机制都没有解好的问题，所以，才有过去的“文革”、“大跃进”、“大炼钢铁”、“亩产三万斤”等荒唐之举和今天的腐败、裸官、官员日记、三公消费、三聚氰胺、农民工、高房价、就医难、入园贵等荒唐事件。
作为中国政治问题的核心，如果权利没有边界、各级政府没有各自的责任与明确的分工，整个中国大陆的政治就不可能现代化。当然，政治现代化不是西方的“多党轮流执政，指导思想多元化，三权鼎立和两院制，联邦制，私有化”，但现代中国特色的政治决不是“一党执政，一元思想，一权独大，一院制”。一个13.4亿人口的社会，体制内没有批评的声音，建设性意见没表达渠道，人民群众没有维护自己权益的机制保障，其持续发展的可能性与政权的永衡性是值得怀疑的。
我们不认为“全民选总统”就是民主政治，但我们身边的、直接领导我们的、基层的小干部们，以及天天叫我们要这样、要那样的官员们，还是希望自己有权选择。“要积极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文明成果包括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不能只是挂在嘴巴上，只是用此话搪塞了事，要落实在行动上。
不是人民急燥，是本来就没有顶层设计，没有改革的动力和意向。试图用经济发展与解决民生问题缓解中国社会政治本身的矛盾，无异于缘木求鱼。
第二， 党政领导社会的机制不改革，想成为强国无望。
中国共产党自建党开始，就一直在探索领导体制的科学建构。在新民主主义时期，由于战争的需要，中国共产党逐步确立了一元化的领导体制；建国后，中国共产党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沿袭继承了一元化领导体制，后因左倾思想的影响，这一体制得到了强化，文革中，则是极度集权的领导体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对领导体制的科学构建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使得整个领导体制呈现法制化、制度化趋势。但是，这种领导体制的科学构建始终是在极其有限探索、维持现状与停顿中徘徊，社会领导体制大大落后于经济社会的步伐。
自从改革开放后，我们的上级领导干部基本上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他们自己认为他是在“为人民服务”，但我们老百姓没有人不认为他们是在做“自肥”的事情，在维护、发展、状大、稳定他们的特权。表面上是在发展经济，其本质上若亚当 . 斯密的著名论断反过来说，再恰当不过了。社会呈现的特权与特权阶层的力量日益强大，与我们党的理论与宗旨有越来越远的趋势。
一方面，民主集中制在实践上得不到很好地贯彻，另一方面，反腐法制建设、公共财政与事务公开、公平竞争机制建设等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得不到推行。使许许多多的社会矛盾集聚，人民群众的心理怨气得不到失放，国家强力机关维护社会秩序演化为维护强权。有识之士十分担心中国社会的稳定问题，一旦社会反抗力量集聚到一定程度，就一定是火山暴发、地震与海啸。这种结果与整个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事业，是背道而驰的。
现代社会不应该集聚社会发展力的内耗，而要尽可能集聚合力，要像统战工作一样，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形成社会巨大的向心力与合力，合力与向心力的大小决定一个社会的发展力。一个社会是否形成强大的向心力与合力，是社会现代化的软实力的标志。中国社会近几十来的向心力与合力一直处于减弱的状态，上层建筑的顽固、迟钝、滞后性，显而易见。这一点，我们的党和政府必须有醒的认识。
政治体制改革的同时，社会领导与组织机制也要改善，加大社会向心力与合力。
第三， 中国农村与土地问题不改革，想成为强国无望。
中国农村是我党取得全国政权的基地与建设现代化国家的大后方。但在工业化时期，农村相对落后状态，有目共睹。原以为通过工业发展，可以带动农村的进步，事实证明，中国农村人口规模太大，寄希望于工业带动农业发展，城市促进农村进步，基本上是痴心妄想，我们必须在农村实行新的社会政策。
农民、农村问题是中国最大的社会发展问题，通过人口城市化不足以全面解决中国的农民、农村问题。农民、农村要在农业产业方面有一个全新的社会政策的顶层设计，从土地所有制和农民组织入手，让农民自己解决发展问题，才可能适用于千差万别的农村实际。没有适应农村发展需要的顶层设计，农民的极积性调动不起来，农村的现代化就没有可能。
农村需要资本下乡、人才下乡，需要有钱人和能人带领他们致富；需要稳定、优惠的农业产业政策；需要金融服务等等，给政策比给钱更重要。现代社会三大产业：现代农业、加工业和服务业，在农村，需要明确以现代农业和服务业为主体，加工业以农产品加工为主体。试图把中国每一寸土地建成工厂，几乎是痴人说梦。
农产品必须涨价，粮食产品更应该涨价，涨价的标准就是一餐饭菜价格各占一半。中国工业品价格要在维持总体平稳的态势下发展，农产品要在总体涨价的态势下发展。农产品涨价比中央政府的财政补贴更加重要。
农民需要组织，需要现代公司经营农业企业，现代公司制度下的农业经营企业，是农民致富的必由之路。一家一户的农业体制到了非改不可的时候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只能理解成恢复封建农业制度，以适应农业生产力实际状况，它是非现代农业。
农村土地既不能私有化，也不能国有化，大面积农区只能是公司法人所有制。现在的农村土地理论上的集体所有制，已经演化成“准国家所有制”。事实上，没有任何人和社会机构爱惜珍贵的农用土地，看着大量可耕农用土地被占、被荒废，有民族与国家责任感的中国人，无不痛心疾首。边远地区、大山区，以及荒漠、石漠、沙漠地区才适用一家一户的农户经营体制。中国农村没有现代化，整个中国就不可能现代化，中国也不可能强大。
农村土地政策现代化和农民劳动技能的现代化，是农村、农民富裕的基础条件。
第四， 中国高等教育的问题不改革，想成为强国无望。
中国教育，可能是人人都有意见的一个行业。其实，中国的基础教育应该说是世界上比较优质的教育之一，中国差就差在高等教育。这一判断从美国耶鲁大学的华裔教授蔡美儿的《虎妈战歌》的国际比较讨论中得到证实。我们不应从基础教育的均等性（这种均等是向低质看齐）上去努力，而是要在从农村等低质基础教育向城市优质基础教育看齐的方向努力，改应试、知识教育为素质、创新教育。
而高等教育，关键不是“去高校的行政级别”，“去行政化”的本质要求是推行高校“专业主义”，高校党委专司其党务和思想政治工作，高校行政专司其行政管理，教学委员会专司教学工作，学术委员会专司学术事务，中国高校的本质是方方面面不够“专业”，中国整个社会组织和人群，也不够专业，所以才不够现代、不够发达。中国13.4亿人口，各类组织都“专业”了，中国就现代化了。
中国高教机构本身不“专业”，是高校发展的瓶颈是“千校一面”，没有特色，分类不明显；人才培养是“百万人一样”，没有人才差别与特色。仅仅有知识不是现代社会需要的人才，中国具有某一学科知识的人才并不缺乏，缺乏的是有学科知识的人，同时具有专业规范。中国高等教育没有完成知识向职业转换，新中国的知识份子只是有知识的人，不是职业的人。学科知识转化为专业规范的核心要素是职业道德与学术崇拜。
职业技能与职业道德、学术崇拜三大要素组合起来，是一个上升系统。有职业技能的人是“技术的人”，“技术的人”加上职业道德是“职业的人”，“职业的人”加上学术崇拜就是“学者”，“学者”再加上专业的“先见能力、构思能力、讨论的能力、适应矛盾的能力”等研究能力，才能称得上“专家人才”。高校不仅仅是培养出知识的人、技术的人，而是要培养职业的人、学者、专家。“专家人才”只是“985工程”学校或硕博士教育培养的人才。
中国的本科教育是中国一流人才，硕士教育是二流人才，博士教育是三流人才。
高校改革的动力来自竞争，高校之间没有竞争，就不可能形在有效的分类培养。中国高层次人才培养，决定中国社会的现代化程度，没有人才培养的现代化，中国社会现代化是无本之木。高等教育行政机关不是培养人才的机构，除分钱、介绍先进办学经验外，每多做一件事，都是对高教的瞎指挥和损伤。
中国最需要自由环境的是高校，中国最需要钱的地方是高校。中国各级政府中，对教育支持最大的是县级人民政府，其财政支出40%以上是教育支出，对教育支持力度最小的是地市级以上人民政府。
第五， 人文社会科学不重视不发展，想成为强国无望。
民国时期的大学教育，即所谓的“博雅教育”，用现在的话说，其实就是素质教育，按照“美国模式”办的大学大多注重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强调自由、独立发展。新中国1952年的高校院系调整，彻底告别“美国模式”，学习苏联的大学模式，苏联作为国家实体已不复存在，可其大学模式与文化仍然在中国大陆遗存。
1952年的院系调整，实际上最大限度地拆散民国留下的大学、最大限度地拆散民国留下的大学各科系、最大限度地拆散民国留下的大学各科系的教师，尤其要拆散各名牌大学、重要科系及其骨干教师，割断了各大学与解放前的历史联系，基本割断了原来教授与学校的历史联系，最大限度地拆散了民国大学体系，苏联特有的政治文化全面占领了大学一切阵地，大学“博雅教育文化”荡然无存。
新中国在科学与教育方面，犯的最在错误是轻视和轮番打击人文社会科学，其直接后果是造成技术人才没有思想、没有创意、没有中华文化传统。只看到人文社会科学中政治、宗教等学科对国家统治者“反叛”的一面，没有看到人文社会科学主体是促进人的进步的一面。一个社会的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程度，最终决定国家的品质，包括经济品质和社会品质等多个方面。
关于影响经济发展的因素的主要学说有制度说——有了正确的制度结构，则人的本能反应自动地实现经济增长；资本说——只要有了资本，在经济增长过程中所有阻碍经济增长的制度都会消失或改变；需求说；消费说；技术说；自然资源说——有自然资源保证的每一个国家都可以得到资本和制度；政策说；世界体系论与依附论；还有文化说和心理说等等[1]。
自由主义经济学在分析经济增长时，侧重考虑市场经济范畴之内的因素，如资本积累与投资、劳动力（人力资源）、人口规模、人口素质与人口增长、科学技术创新与转移、国内外贸易、资源廪赋与资源流动、生产结构、市场拓展与市场供求、产业转移或升级、经济政策与发展目标等。政治经济学则着重思考各种政治因素。制度经济学则重点把制度（结构）因素纳入经济学分析之中，“制度经济学的目标是研究制度演进背景下人们如何在现实世界中作出决定和这些决定又如何改变世界”[2]。经济文化学与经济人类学则关注文化因素对经济发展的制约。经济心理学重点研究人格、社会心理与行为模式等。
从当今美国总统奥巴马的观点看，社会发展最核心的是教育，联系中国实际，加上理工科与人文社会科学并重，就整理出了中国社会发展最本质的核心问题。中国如果没有人文社会科学的大发展，其他方面再怎么发展都是不可持续的，或者其发展是奇形的。如同中央电视台新台建筑一样（现代的“大裤衩”）八不像的怪物。
第六， 人民的聪明才智得不到发挥，想成为强国无望。
毛主席他老人家曾经教导我们说：“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还说：“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从近几十年看，基本上没有尊重“人民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一说，倒是认为“干部自己和资本家们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源泉”，这种“幼稚可笑”的观念在整个社会实际上占主导地位。
从深圳到浦东，从天津滨海新区到武汉城市圈建设，从医疗体制改革到住房体制改革，从事业单位改革到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没一件事情发动过群众依靠过群众，没有一件事情与人民群众商量过。历史上有“英雄创造历史”，今天的中国是“干部创造历史”、“资本家创造历史”，甚至是“外国资本家创造中国历史”。
中国的事情必须是中国人做，中国任何大事情不可能靠少数人能干成，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聪明才智，才能干好、干得大家心平气顺。否则，即使干成了，与人民的利益不一致，人民最终还是会起来反对的。如房地产业，不能不说中国房地产业在最近10年发展得不快，但是，其发展方向与人民群众的利益相反，得不到人民的支持，最终必然要调整，放慢步伐。甚至还有人找证据，说只有10%的人希望降房价，有房人和炒房者、地方政府和银行，房地产商和房产从业人员都是希望房价上涨的。这话表面上看起来有一定说服力，但是，那与“资本主义好”的语境没有什么两样。
“顶层设计”在中国这个急剧变化的经济社会里，十分重要，但顶层设计的施工与建设，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来贯彻、落实，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因人制宜。“顶层设计”是方向与框架，贯彻、落实过程是细节、是匹配、是效应，二者不可偏废。
马列主义认为任何事物都是辩证的，社会问题更是辩证的，强化任何一方，都可能出问题。否则，永远跳不脱“极左”与“极右”的怪圈。中国之所以老出现“极左”与“极右”，就是缺少了博弈，博弈主体不健全的原故。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方方面面都是这样。
2011年4月5日
参考文献：
[1] 具体分析可以参考华民：《中国的改革开放与经济增长》，《复旦大学校刊》645期.
[2] [美]道格拉斯·C.诺斯：《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陈郁、罗华平等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页.
作者简介：
柴福洪，男， (1957年5月--)，湖北蕲春人，经济学硕士，黄冈职院教授，高职教育研究所研究员、所长。
研究方向：高职教育、公共经济。
联系方式：电话：0713-8348688 传真：0713-8345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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