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光标是一个事件，中国慈善史上的一个大事件，引起各方争议。我也是很纠结地在考虑这个事件的问题出在哪里？

我在微博里骂过他，是因为极度失望后的牢骚，不妨从我对他的认识过程说起。

2009年CCTV中国年度经济人物颁奖晚会上，我第一次近距离接触了陈光标，听了他去汶川的事情，我感动的哭了，心中由衷的敬佩。因为我除了捐款和在北京承办汶川孤儿夏令营，地震现场我是不敢去的，不是怕生命安全，而是怕经历那样苦痛的场面，恐怕一辈子都难以释怀。

我对陈光标的敬佩是发自内心的，他积极、开朗，敢于担当，印象很好。之后每每听说他又慷慨大额捐款，更是敬佩，“捐的越多赚的越多，向社会奉献就会有更好的回报。”这句话我是很认同的，至少在价值观上这是高尚的。

2008年夏天我们一同参加了宝马一个活动，为了树立宝马注重社会责任形象，陈光标和我作为企业家被邀请。席间我们友好的交谈，很是赞赏他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但当时实际上我很困惑他的企业有这么大的实力捐那么多钱吗？同事环保行业的企业，尤其是他们搞拆除和废物利用的，利润率并不是很高。但也许有一些不为人知的业务，这也许是陈光标特殊的商业秘密，所以，这个想法在我的脑海闪现即失。

几乎和所有人一样，对陈光标的疑惑产生于“高调”，尤其是越来越高调，慢慢带来了其他的情绪，甚至是厌恶。

刚开始我想，作为要影响社会更多的人参与慈善，我觉得“高调”无可厚非，只不过和中华民族传统的中庸文化有些冲突，不是什么大问题，甚至高调的有价值。“高调慈善”也是慈善，只要对社会有益，何必在意这些形式呢？

台湾的慈善之行，我开始有些不适，在大街上用那么多现金，我觉得这多少有些不妥，这不是“高调”了吧，比“高调”过一点叫什么呢？

日本之行的摆拍，我觉得有些过分，因为至少那是灾区，在我的想法中灾区是很可怜的，不要把他们的痛苦股份暴露给世人，这样对他们心理恢复是有好处的。但是仅仅是对他摆拍有些看法，对于他去捐款和支援，我依旧感到敬佩。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只要事情是好的，有点做法不怎么好应该是可以原谅的。

令我震惊的是云南灾区传来的每人拿着人民币的相片，相片中除了陈光标，所有灾民的表情是痛苦的。

慈善的最终目的是什么？我苦苦思索，难道一时的金钱救济就是全部吗？虽然这很必要，而我们这个社会能做到这个的也是为数不多的。

记得我做《谁来一起午餐》有一期节目，同宿舍的同学，一个上海的孩子为了让一个贫困生吃个鸡翅，故意多买了几块，然后以“吃不完了，你帮帮忙。”让那个孩子充满尊严和感激地吃到了平生第一块鸡翅。几年后，两个同学提起这件事，依旧热泪盈眶。

“高调慈善”不是错，甚至在现阶段，有其积极意义，值得尊重。但是如果慈善的目的不是为受助人员有尊严的活着，那是不是我们的慈善所追求的呢？

不去讨论这些，在目前中国社会上没有形成统一的“慈善”伦理的时候，什么都是有道理的，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角度。

前几天，媒体开始披露陈光标捐款有虚假的事情，这对我个人来说，打击是很大的。

和很多人的看法一样，我们要不要把这件事情用来彻底否定陈光标的全部呢？陈光标作为一个公众人物，行为确实应该以正向为主，自律而减少负面消息，从而增强对社会积极的影响。媒体实事求是的报道也是媒体人必须坚守的职业道德。这个问题又出在哪里了呢？

其实细细想想陈光标的事情，再想想当时章子怡“诈捐”，很多公众人物必须晒捐款凭证，再到唐骏，以及目前火爆异常的药加鑫死刑案、食品安全问题、艺人吸毒等等。这里面有一个共性的主线问题，就是目前中国社会诚信问题十分严重，整个社会都存在着信任危机，大家共同呼唤道德建设。

无论上述哪个事件，被人们反感和憎恨的事情都是严重触犯了社会的道德底线，甚至法律。我们现在越来越不能容忍欺骗和虚伪的存在，这是信任危机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表现，社会对这方面的包容力越来越小。

也许是件好事，感觉到全社会在自觉完善道德的建设，这需要社会成员，尤其是公众人物的自觉自律，当然更需要媒体积极正向的社会责任。

同时大家都去积极鼓励对社会有益的人和事吧，不能因为一个瑕疵而否定全部积极的东西。开个玩笑，连孔圣人不也有这样那样的缺点吗？更何况现在大家谁都不是圣人。

所以说，陈光标的慈善本身是值得尊敬的，但我也希望他能更随和的面对这个社会，更加有内涵地去发挥他的作用。而社会公民尤其是一些公众人物，也要自觉为社会诚信建设作出积极表率。特别是作为有话语权的媒体，千万不要学习有些境外媒体，为了抢夺新闻点争取大家的眼球，而故意炒作不该放大的现象，客观、公正，甚至慢慢做到独立，这样才能真正肩负起媒体的社会责任。

以上是这段时间对这些事情的一些初步的想法，不针对任何人，也有很多匆忙和不妥的地方。总之就是希望社会真正和谐，大家互相能够增加互信，快乐生活和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