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惠州是要去西湖的，苏东坡被流放过六、七个地方，在三个流放的地方建造了西湖，名气最大的是杭州西湖，惠州西湖应该是苏东坡西湖中名气第二大的一个，不过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古旧全部属于“封资修”的东西，破坏得七七八八，而惠州西湖要改造成一个工业、农业区，在湖边养猪，迁入小工厂、小作坊，我去看的时候，西湖连起来的那五个湖面上尽是水浮萍，几个本来就不怎样的民国时间建造的仿古建筑基本都在“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给破坏了，原来的字画、对联上面都覆盖了红色的革命标语。那一年又批孔批林，苏东坡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和孔子联系起来，也要“打倒”，印象中那么浪漫的一个地方，却如此凄惨，陪我去的老李和我都没讲什么话。
惠州西湖历史上曾与杭州西湖，安徽颖州（阜阳）西湖齐名。宋朝诗人杨万里曾有诗：“左瞰丰湖右瞰江，五峰出没水中央。峰头寺寺楼楼月，清杀东坡锦绣肠。三处西湖一色秋，钱塘颖水更罗浮。东坡元是西湖长，不到罗浮便得休。”文人夸大其词、牵强附会的说法很多，说“海内奇观，称西湖者三，惠州其一也”，说“大中国西湖三十六，唯惠州足并杭州”，难以取信，不过苏东坡被贬到过这三个西湖，倒是真事。“东坡到处有西湖”，惠州西湖因苏东坡而起，也是苏轼给惠州做了一件大事。
惠州西湖原是几条河流形成的水洼，旁边有横槎、天螺、水帘、榜山这些山川水，在惠州附近流入西枝江，形成水洼数个，后来西枝江改道后，河床遂成为湖。其西面和南面群山环抱，北依东江。景区面积不大，估计也就在4平方公里范围之内，有5个被长堤分开来的水面，因而叫做五湖，分别是平湖、丰湖、南湖、菱湖和鳄湖，长堤上有六座桥，是拱北桥、西新桥、明胜桥、圆通桥、迎仙桥、烟霞桥；传说是十六景，我去的时候是什么景都不景的时候，后来查查书，知道原来这十六景分别是：玉塔微澜、苏堤玩月、象岭云飞、榜岭春霖、留丹点翠、花洲话雨、红棉春醉、荔莆风清、西新避暑、孤山苏迹、花港观鱼、飞岭览胜、芳华秋艳、丰山浩气、南苑绿絮、准堤远眺。
那时候游惠州西湖需要极为丰富的想象力，因为破坏得实在厉害，好在惠州的这个湖周边是山，湖也自然得很，可以想象在苏东坡的时候，这里称得上是山川透邃，幽胜曲折，浮洲四起，青山似黛的地方。见清朝雍正初年惠州知府吴骞写的《诗西湖》诗：“西湖西子比相当，浓抹杭州惠淡妆，惠是苎萝里质，杭教歌舞帽君王”。拿杭州西湖比惠州西湖是最常见的渲染方法，我属于那种很平凡的人，没有这等想象力，但还是很喜欢在城市里面有个这么大的水体，有这么多长堤和桥梁，也希望有一天能够整治好，给惠州一个真正闪亮的园林。
现在，但凡要说到惠州，肯定要说苏东坡，就好像说潮州一定说韩愈一样。苏东坡是在北宋绍圣元年（1094）十月二日，因“贬官”被发配到惠州，在东新桥下船，当地因他的名气接待住到合江楼里。开始了他在浙江杭州、湖北黄州、安徽颖州之后的另外一次流放。他这四个地方中，留下了三个西湖：杭州西湖、颖州西湖、惠州西湖。
中国古代能够好像苏东坡这样在政治上、经济上、城市建设上、文学上、书画艺术上都有这么多建树的人实在不多见。这个四川才子在北宋嘉佑元年首次从四川出川赴京，参加朝廷的科举考试。翌年，他参加了礼部的考试，以一篇《刑赏忠厚之至论》获得主考官欧阳修的赏识，高中进士，才21岁。嘉佑六年，苏轼应中制科考试，即通常所谓“三年京察”，入第三等，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后逢其父于汴京病故，丁忧扶丧归里。熙宁二年(1069)服满还朝，仍授本职。苏轼几年不在京城，朝里已发生天大的变化。神宗即位后，任用王安石支持变法。苏轼的许多师友，包括当初赏识他的恩师欧阳修在内，因在新法的施行上与王安石意见不合，被迫离京。朝野旧雨凋零，苏轼眼中所见的已不是他二十岁时所见的“平和世界”。
苏轼在返京途中见到新法对普通老百姓的损害，很不同意宰相王安石的做法，认为新法不能便民，便上书反对。这样做的结果是不容于朝廷。于是苏轼自求外放，调任杭州通判。苏轼在杭州呆了三年，任满后，被调往密州、徐州、湖州等地，任知州。这样持续了大概十年，苏轼遇到大祸。当时有人故意把他的诗句扭曲，大做文章。元丰二年(1079年)，苏轼到任湖州还不到三个月，就因为作诗讽刺新法，“文字毁谤君相”的罪名被捕下狱，史称“乌台诗案”。
苏轼坐牢103天，几濒临被砍头的境地。幸亏北宋在太祖赵匡胤年间即定下不杀仕大臣的国策，苏轼才算躲过一劫。出狱以后，苏轼被降职为黄州团练副使(相当于现代民间的自卫队副队长)。这个职位相当低微，而此时苏轼经此一狱已变得心灰意懒，于公之余带领家人开垦荒地，种田帮补生计。“东坡居士”的别号便是他在这时为自己起的。在黄州写出了著名《念奴娇·赤壁怀古》、《前赤壁赋》和《后赤壁赋》，一词二赋，成了千古经典。
宋神宗元丰七年，苏轼离开黄州，奉诏赴汝州就任。由于长途跋涉，旅途劳顿，苏轼的幼儿不幸夭折。汝州路途遥远，且路费已尽，再加上丧子之痛，苏轼便上书朝廷，请求暂时不去汝州，先到常州居住，后被批准。当他准备南返常州时，神宗驾崩。哲宗即位，高太后听政,新党势力倒台，司马光重新被启用为相。苏轼于是年以礼部郎中被召还朝。在朝半月,升起居舍人,三个月后,升中书舍人,不就又升翰林学士。
苏轼看到新兴势力拼命压制王安石集团的人物及尽废新法后，认为其与所谓“王党”不过一丘之貉，再次向皇帝提出谏议。苏轼至此是既不能容于新党，又不能见谅于旧党，因而再度自求外调。他以龙图阁学士的身份，再次到阔别了十六年的杭州当太守。苏轼在杭州修了一项重大的水利建设，疏浚西湖,用挖出的泥在西湖旁边筑了一道堤坝，也就是著名的“苏堤”。苏轼在杭州过得很惬意，自比唐代的白居易。但元佑六年，他又被召回朝。但不久又因为政见不合，被外放颖州。元佑八年(1093年)新党再度执政，他以“讥刺先朝”罪名，贬为惠州安置、再贬为儋州(今海南省儋县)别驾、昌化军安置。徽宗即位，调廉州安置、舒州团练副使、永州安置。元符三年(1101年)大赦，复任朝奉郎，北归途中，卒于常州，谥号文忠。享年六十六岁。
宋朝时的惠州还是蛮夷之地，之所以把苏东坡发配到惠州，不是因为这里山清水秀，而是京官觉得这里是外化之地，足以惩罚这么大胆谏言的苏东坡了。他带着小儿子苏过、妾侍王朝云以及两个老女仆前来。他上书宋哲宗，要求从水路乘船赴贬所。是因为心情、身体都不好，忧悸成疾，这样苏东坡就沿着东江进入惠州，从东新桥码头上岸。苏东坡就在惠州呆了两年零七个月。
苏东坡位卑未敢忘忧民，在惠州这段时间内，做了许多工作，他请建军营，解决了军队占用民房、滋事扰民的问题；请准改税赋为“钱米两便”，解决了老百姓缺钱的困难；协助做好博罗大火的善后工作；向广州太守王古建议用竹筒引蒲涧水入城，并亲自参加总体规划，解决了广州城居民的饮水卫生问题，广州也因此成为全国最早有“自来水”的城市；推广农业先进技术，教惠州人民使用 “秧马”“水碓”；经常施医赠药，解除百姓的疾病痛苦；资助修建东新、西新二桥——东新桥是联结惠州县城和府城的重要纽带，对惠州城的繁荣和发展至关重要；西新桥位于苏堤中段，不仅为人民的生产作息提供了方便，还对西湖风景区的形成起了关键作用。
虽然是被发配到惠州，但是当地依然有好多人欣赏他，有官员爱护他。惠州知州詹范，把苏东坡一个罪臣奉为“上宾”，“公（苏东坡）到日，有司（知州詹范）待以殊礼，暂请之。”一下船就请他在合江楼住了半个多月，第二年又把他请到合江楼住了一年零一个月，其间他还经常给苏东坡送来生活用居，帮他解决困难。詹范还“时携酒相就唱和”，东坡寓惠诗文中就有多篇记载此事，他在给友人信中更是感叹道：“詹使君（使君即指地方长官），仁厚君子也，极蒙他照管……”
循州知州周彦质在担任循州知州的二年里，几乎每天都写信来问候他，罢官回乡时还特地路过惠州，“为余留半月”。北宋时曾将今龙川、河源一带辟为“循州”。惠州继任知州方子容于绍圣三年（1096）也就是苏东坡来惠州的第三年接替詹范主政惠州。史书上说他“厚待苏轼如（詹）范时”，称他与苏东坡“相处甚欢”。他也是经常提着酒来与这位落难的“罪臣”诗文唱和，他家有座“万卷楼”，所收东坡遗墨就有四百余张。正是因为有了这样三个好知州，惠州有了一个很好的“政治小气候”，绝望中的苏东坡才有了心情，才能够“悠哉游哉”的活下去。苏东坡心情在这里转变了，在合江楼上写下：“海上葱昽气佳哉，二江合处朱楼开。蓬莱方丈应不远，肯为苏子浮江来……”，重新找到尊严感。他在惠州能够写出一百多篇诗词，有这么多创作，和这个政治小环境有密切的关系。在他的惠州诗词中，是一片乐观的感觉：他说惠州是“处处野梅开，家家腊酒香”，“罗浮山下四时新”，“岭南万户皆春色”； “玉粉轻黄千岁药，雪花浮动万家春”；“花曾识面香仍好，鸟不知名声自呼”；“人间何者非梦幻，南来万里真良图”。这些诗词不但有本身的魅力，也通过苏东坡的声望，使得中原人知道惠州并非他们想象中的蛮夷之地，而是教化程度很高的地方。
2011年5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