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取得胜利，是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结果。防“左”、反“左”的意识长期淡薄，长期违背经济社会发展规律以及个人崇拜，在90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留下了深刻教训。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取得胜利，是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结果。它主要表现为：

　　第一，确立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观，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基础。在以往90年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尽管在一定程度上出现过把马克思主义偶像化、凝固化、片面化、教条化的错误倾向，但坚持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观，在实践中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相结合始终是居于主导地位的正确发展趋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错误倾向与居于主导地位的正确发展趋向并不是截然分开的，它们有时呈现公开的冲突状态，而更多的时候是呈现出相互渗透和相互交织的状态，往往在正确的发展趋向当中存在着错误的成份，而在错误的发展倾向当中也含有合理的因素。两个发展趋向共存于全党的共同探索过程中，正确地发展趋向经过斗争终获确立是建立在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观基础之上的。

　　第二，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观通过与具体实践结合而成为现实，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核心。尽管党一成立就确定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并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中国革命，但并不具备这样一种能力，即把作为一种典型的以产业工人为对象的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转化为一种适合于以广大农民和小资产阶级为主的，以自然经济的生产方式为基本条件的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而这首先并非是由于中国共产党同共产国际存在着的上下级关系，问题的关键还在于，中国共产党这时还极端缺乏革命的具体实践，因而明显地缺少对中国革命本身科学把握和独立的话语权。从20世纪30—40年代，中国共产党获得了右倾机会主义和左倾教条主义的深刻教训，积累了反对左倾和右倾两条战线的斗争的经验，使它在中国的社会、历史和中国革命的全部理论和实际问题方面，得到了全面的知识和丰富的智慧。正是在这样的知识和智慧基础之上，中国共产党以毛泽东为代表，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观点，总结和研究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问题，揭示了党内左右倾机会主义思想根源、社会根源和历史根源，阐明了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动力、前途，规定了现阶段中国革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纲领，创立了毛泽东思想。与毛泽东思想的创立相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产生、发展和完善根本的条件仍然是它的丰富实践。

　　第三，中国的民族风格的最终确立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稳固基石。经过90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将马克思主义以中国传统文化的通俗易懂的形式即其民族风格表达出来已经成为共识，因为“实事求是”、“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山”、“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等理念已经深入人心。从理论上讲，民族风格应当包括以下几层含义：一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改造，使之焕发新的光彩。因为传统文化精神是中华民族延续发展的精神动力,它感染并熏陶着大多数人民，成为人们基本的人生信念和自觉的价值追求。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外来文化在与中国本土文化的结合过程，“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取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把国际主义的内容和民族主义形式分离起来，是一点也不懂国际主义的人们的做法，我们则要把二者紧密地结合起来。”[8]534二是用大众式中国语言表述马克思主义观点，将枯燥的马克思主义教科书上的文字用中国式语言表述出来，将革命的重要道理以通俗的语言形式表达出来。三是用中国百姓熟悉的寓言、故事对干部群众进行马克思主义教育，运用具有浓郁民族风格的马克思主义对人民进行政治动员。

　　第四，运用科学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有效措施。毛泽东科学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中最基本的方法是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在中国共产党早期（1921---1935年），毛泽东执行了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参加了轰轰烈烈的第一次大革命，经历了反对党的右倾错误的斗争，领导了秋收起义和井岗山革命根据地、中央苏区的创建，从事了反围剿斗争和苏区政权建设、经济建设的实践，并且进行了反对党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斗争。其间，毛泽东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社会调查。这些调查使他对中国的历史、文化、政治、经济、社会结构和阶级状况、社会矛盾和民众的要求，有了全面的认识和理解，阐明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动力和对象，提出了武装工农等重大战略问题，开拓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可以说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的基本政治观点在这个时期都已基本形成了。1935年以后，由于党成功地进行了反对左倾教条主义的斗争，毛泽东逐步成为党的领袖，直接主持了党的工作重心向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过渡，领导了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开辟，指导了与国民党顽固派的“反摩擦”斗争，组织了党的集中统一和更加革命化的整风运动，指挥了最后推翻国民党统治的人民革命战争，使革命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突飞猛进。这个阶段，毛泽东相继发表著名的《反对本本主义》、《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全党确立了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他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对“实事求是”作了著名的精辟的哲学概括，把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有机地统一起来。1943年，毛泽东在《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等文章中，又把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路线，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化为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指出“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又到群众中坚持下去，以形成正确的领导意见，这是基本的领导方法”[1]900，要求把“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运用到一切工作中去，以正确解决领导与群众、一般号召与具体指导的关系问题。经过上个世纪50年代“大跃进”和十年“文化大革命”之后， 人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了理论和实际相互依存的关系，吸取了“左”倾错误统治时期理论上的教条和沉闷的教训，明确了“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科学思想方法与工作方法，开展了真理标准大讨论，同时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起点，破除了“一大二公三平调”的传统社会主义模式，开始了在中国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新阶段。尤其是邓小平提出“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的三个有利于标准，集中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点和标准、生产力观点和生产力标准、人民群众观点和人民利益标准的统一，也体现了共产党的性质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根本宗旨，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一个创新。

　　第五，具有宽广的国际视野和世界眼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功的重要经验。在中国共产党90年的历程中，以世界眼光和国际视角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将之置于全球视野之中，善于吸收人类文明优秀成果早已成为一种传统。早期中国共产党领导干部中，有以李大钊、陈独秀为代表的传统的进步的知识分子，他们接受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有以毛泽东为代表，包括彭德怀、贺龙等山沟里成长起来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找到了适合中国国情的农村包围城市的正确道路；更有到欧洲留学的一批党员，有周恩来、邓小平、朱德、陈毅、李富春、聂荣臻等，对中国革命特别是在建设新中国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

　　从右和“左”的错误倾向中走出来，在右和“左”的不断干忧下解放出来，不断成熟，这是中国共产党90年间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总结中国共产党历经的重大挫折与失误，不只是说明问题的本身，最根本的目的是为了总结教训，启迪未来

　　失误和教训之一：防“左”、反“左”的意识长期淡薄。

　　从20世纪30—40年代，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中遭受了两次重大挫折，放弃无产阶级革命领导权的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投降路线，招致了1927年大革命的失败；以王明为代表的教条主义者的左倾冒险主义路线，导致了1934年的革命的重大挫折。但是，中国共产党在90年发展历程中，虽然犯过右的错误，但主要是犯“左”的错误。它主要表现在：（1）“左”比右好思维定势在党内长期泛滥，是防“左”、反“左”的意识长期淡薄的主要表现。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内曾产生过张国焘“左”倾关门主义，瞿秋白“左”倾盲动错误，李立三、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抗日战争前期也曾出现过“左”倾关门倾向等。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以来，毛泽东以阶级斗争为纲，阶级斗争严重扩大化，搞党内阶级斗争，引起全国性动乱。改革开放过程中，党内存在“左”倾僵化观念，实际上毛泽东晚年“左”的观念的延续。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由于党内经过多次反倾向斗争，全党基本上树立起有“左”反“左”，有右反右，反“左”与反右并重的正确观念。但是与此同时，在党的反倾向斗争中,也出现了“左”比右好的思想苗头。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以来， 伴随着“左”比右好的思想观念进一步强化，党内一度形成一种较为普遍的错误认识，“左”的根源是小资产阶级思想，右的根源是资产阶级思想，谁犯了“左”的错误，就说此人有小资产阶级劣根性，谁犯了右倾错误，就说他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说话。由此便派生出一个顽固认识：“左是方法问题，右是立场问题”，“左”比右好；又派生出一个顽固行为：宁“左”勿右。（2）主观主义、经验主义现象，是防“左”、反“左”的意识长期淡薄的重要表现。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毛泽东轻率地发动“大跃进”和 “人民公社化运动 ”，大刮 “一大二公三纯”的共产风，片面强调经济发展高速度，过分夸大党和群众的主观意志与精神力量，违背经济规律，以至后来发动“文化大革命”，走到了“左”的极端。从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中，我们可以看到他没有像民主革命时期那样重视和探索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国情的结合来解决中国问题，在已经变化了的历史条件和国情以及变化了的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面前，搬用革命战争年代的经验来搞建设，而不是去深入探索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并形成新的结论，其结果必然是在实践中遭受挫折和失败。（3）述而不作,经典注释的治学学风是防“左”、反“左”的意识长期淡薄的表现之三。长期以来，人们常常满足于陈述前人的思想而不注重发展创新，述而不作，注经、释经的治学传统普遍地存在着，表现在对待马克思主义态度上，也习惯地将马克思主义当作儒家经典来注解释义，并且一注再注，注上加注。人文社会科学或者成为领导人意志和现行政策的宣传品，或者限于讲解、注释经典著作。多少年来，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学说只能是一种解释、一层意义，而不允许有多种解释、多层意义。这种述而不作“书斋式”的研究，使得僵化的经院学风长期弥漫于中国理论界,这严重地阻碍了人们用创造性思维来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致使具有新思想、新创见的著作稀若晨星、屈指可数。

　　失误和教训之二：长期违背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空想社会主义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失误和曲折的思想根源。

　　中国共产党执政90年来，在社会主义建设上，一个时期里以理想代替现实，超越历史发展阶段，超越现实可能，在指导思想上求快、求大、求纯，空想论不断发展。从1957年毛泽东访问苏联提出十五年超英(国)赶美(国)、1958年“大跃进”开始，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一平二调三收款，否定商品经济，否定价值规律，否定等价交换，高指标，共产风遍及全国，空想论持续泛滥发展，并一直延续到20世纪80年代初期，其间无论是毛泽东于1966年发布的《五·七指示》,还是1974年发表关于理论谈话，批判八级工资制和资产阶级法权，都是忽视了中国国情而陷入头脑中的“社会主义”的想象。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的空想论，概论起来就是经济成份上求“纯”，利益关系上求“均”,发展速度上求“快”，政治上求“统”，空想论错误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最直接的原因是照搬前苏联的模式。更深层次的理论上的原因，是由于我们对实现共产主义的长期性和艰巨性认识不足、对我国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认识不清、混淆了社会主义的近期目标和长期目标而引起的。

　　失误和教训之二：个人崇拜是不利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重大缺陷。

　　中国共产党执政60年间，全党及全国人民盲目崇拜毛泽东达20年之久，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破坏巨大，对执政党建设有严重影响。毛泽东在很长时期里始终保持清醒的认识，是反对个人崇拜的。新中国成立前夕，党和毛泽东对禁止个人崇拜是高度重视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禁止个人崇拜的思想，党的八大上提出“继续坚决地执行中央反对把个人突出、反对对个人歌功颂德的方针” [3]187。 1956 年经党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也指出，“个人崇拜是过去人类长时期历史所留下的一种腐朽的遗产。个人崇拜不只在剥削阶级中间有它的基础，也在小生产者中间有它的基础。”个人崇拜是“旧社会腐朽的带毒素的某些残余思想”，“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而当像斯大林这样的党和国家的领导人物也接受这种落后的思想的影响的时候，就会反转过来再影响全社会，造成事业的损失”[4]。但是，由于中国封建文化传统为个人崇拜提供了广泛的社会土壤和条件,反“右”斗争的扩大化、大跃进的严重失误、中苏关系的严重恶化，又使毛泽东面对这些问题有不同意见之时，把党内同志的批评与国外的攻击混为一谈，开始怀疑党内出了“修正主义”。随着对中央第一线领导成员不满情绪的加深和反修防修紧迫感的不断加重，毛泽东由反对个人崇拜变为逐渐接受、欣赏对他的个人崇拜，甚至在理论上提出有“正确的个人崇拜”和“不正确的个人崇拜”两种，“他是把对他的个人崇拜视为发动‘文革’的必要准备，视为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必要条件”[5]232。然而，个人崇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中国化传统文化消极因素的渗入，特别是林彪、江青等各种政治力量以极“左”的崇拜语言、极“左”的崇拜形式、极端的手段推波助澜，通过鼓吹个人崇拜达到谋取个人政治野心。康生是现代迷信的始作佣者。1958年夏，康在北京音乐堂给政治教员做报告时，首先提出了“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顶锋”的论调。1959 年底，康生又提出“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最高标准、最后标准”[6]47-53。1959年8月，林彪在中央常委会上指责彭德怀时说，中国只有毛主席是大英雄，谁也不要当英雄。1962年1月，他在七千人大会上发表讲话，“当时和事后都证明，毛主席的思想总是正确的。”1966年1月，林彪进一步鼓吹说，毛主席的话“水平最高、威信最高、威力最大”，“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林彪此间还在部队大搞实质上是把毛泽东思想教条化、神秘化的所谓学习毛主席语录活动，要求把毛主席语录当作解决一切问题的灵丹妙药，“活学活用”、“立竿见影，相继提出“天才论”、“顶锋论”，大肆宣扬“几百年、几千年才出一个”、“超过了马列”、“三个时期与三个里程碑”，并要群众在领袖的“大树底下好乘凉”，把一切交给领袖来处置，对领袖无限忠于、誓死捍卫，这种蛊惑人心的煽动产生了恶劣的影响和极大的危害。20世纪 60 年代中期，对毛泽东个人崇拜的不断升级，毛泽东逐渐成为唯一的精神领袖，成为集政治领袖和精神领袖于一身、可以号令一切的最高权威，人们丧失了独立的思考、分析和判断能力，中国广大民众的思想意识已被毛泽东个人的政治观念、情感和价值取向所覆盖。个人崇拜理论上完全违背了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群众、阶级、政党、领袖相互关系的基本观点，完全是脱离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实践上严重禁锢人民群众的主动性和创造性，甚至是反民主、反科学、反人类的，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造成灾难性后果。因此，有必要重温邓小平同志反对个人崇拜的思想：作为一种有长远历史的社会现象，不会不在我们党的生活和社会生活中,有它的某些反映。我们的任务是继续坚决地执行中央反对把个人突出、反对对个人歌功颂德的方针，真正巩固领导者同群众的关系,使党的民主原则和群众路线，在一切方面都得到贯彻执行。在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批判“两个凡是”，打破了长期以来束缚人们的个人崇拜的精神枷锁；主张不要过分突出个人，反对歌功颂德；主张发扬民主，健全法制，是值得我们铭记的。

　　参考文献：

　　[1] 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1.毛泽东选集:第3卷

　　［2］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1.

　　[3]中国共产党章程汇编［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4]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N］.人民日报.1956-4- 5.

　　[5]赵向阳. 艰难的跋涉- 政治体制与民主建设的曲折历程［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

　　[6]金春明.六十年代“左”倾错误的发展与“文化大革命”的爆发［J］.中共党史研究，199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