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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正值中国经济结构性转型的当口，“识时务者为俊杰”，无论对于企业还是个人，未雨绸缪，把握大势，顺势而为都非常重要。为此本期荐文向您推荐《突围2011：中国宏观经济大势与挑战》，在新年伊始，让我们一起回顾过往，展望未来（荐文之后有周彦平的点评，敬请关注）。
突围2011：中国宏观经济大势与挑战
张茉楠/国家信息中心预测部副研究员、经济学博士后
如果说2009年是最为困难的一年，2010年是最为复杂的一年，那么，2011年可能就是最为关键的一年，而今年的关键就在于我们是否真正走上新的发展路径，实现新的发展。
一、2010年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的突出特点和变化
2010年，世界经济进入金融危机爆发后的第三个年头，中国宏观经济呈现出一些突出的特点和变化。
第一， 中国正在向世界输出总需求
中国经济取得的成就很不平凡，中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的份额从1978年的1.8%提高到2009年的8.5左右。2010年二季度开始中国在季度经济规模上超过了日本，2010全年中国经济总量超过39万亿元，有望超过40多年保持全球“老二”的日本成为全球第二经济体。2010年发达国家还很艰难，美国经济步履维艰、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持续蔓延，日本深陷通缩怪圈，在全球有效需求不足的情况下，中国扮演着向全球输出总需求的重要角色。金融危机以来，中国为全球经济增长提供了重要支撑。2009年，世界总需求下降了0.6%，中国实现内需增长13%，为全球经济增长贡献了1.6个百分点。2010年中国经济增长率达10.3%，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将达到25%，连续两年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第一引擎。据估算，中国经济现在每增长1个百分点，能拉动中等收入和低收入国家经济分别增长0.34和0.2个百分点。
中国经济刺激计划促使美国对华出口在2009年下半年增长了15%。中国已经是日本、韩国、东盟、澳大利亚、巴西、智利等重要经济体最大贸易伙伴，是这些经济体的主要贸易顺差来源国。特别是2010年以来，中国经济稳步回升，内需增长强劲，进口增速超过出口，对美国出口起到了极大地拉动作用，11月份美国当月对华出口增长1.9%，达到创纪录的95亿美元。美国三季度以来，贸易逆差大幅减少，除了美元贬值的因素外，很大一部分都来自于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市场稳定增长的需求。相比之下，我国贸易顺差也从2008年的11.6%降至2009年的8.9%，2010年进一步降低至6.2%，这说明中国不仅为全球经济再平衡做出巨大贡献，也在逐步替代美国等发达国家成为全球需求增量的主力军。
第二， 中国经济内部需求结构趋于协调
中国不仅输出内部需求，内部需求结构也趋于协调，内生性增长动力明显增强。从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消费、投资和净出口）来看，2009年投资是拉动中国经济的主要引擎，资本形成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92.3%，最终消费的贡献率为52.5%，净出口的贡献率则为-44.8%。而从2010年的情况看，经济增长的动力结构明显改善，协调性明显增强，主要表现在资本形成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大幅降低，净出口贡献率由负转正，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基本稳定，而动力机制也由政府推动转向市场主导，市场需求逐步启动，民间投资开始接棒，“增长动力机制转换”与“增长极多元化”局面开始显现。
第三， 中国宏观经济周期性波动在不断加大
我们在看到中国经济这些亮点的同时，也不可否认，由于复杂的内外部经济环境以及中国宏观调控的“主动性调整”，中国的经济周期波动呈现出典型的“经济周期短期化、高频化”特征。仅仅在2010年的不同季度，中国经济就快速经历了一季度的偏热、二季度的显著回落、三季度的企稳、四季度偏强的一轮短波动周期，可以说，经济波动还是不小的，因此这也是为什么，在这一年里对“中国经济过热”、“二次探底”的担忧都有的原因。
第四， 应对金融危机的政策后遗症开始显露出来
中国的经济增长从来不是问题，问题是为了增长付出的代价是不是过大。2011年随着中国经济逐步走上正轨，应对金融危机保增长的一系列政策后遗症也可能逐步显现出来。比如说，由于政府4万亿投资和信贷刺激了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一些地方政府依托融资平台等方式大规模举债，地方政府性债务率急剧升高，据银监会统计，截至2009年末，我国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负债额为7.38万亿元，同比增长70.4%，考虑到今后两年地方政府后续贷款2万亿—3万亿元，预计到2011年末，地方融资平台负债恐将达到10万亿元左右。未来如果中国经济一有风草动，这些“病兆”会给宏观经济带来很大的风险和隐患。
而在财政与货币双宽松的政策影响下，“涨”成为中国宏观经济的另一个关键词。与经济复苏如影随形的是各种资产价格快速上涨，大到房地产小到蔬菜价格，无一不涨。CPI破“3”、破“4”、破“5”……2010年的物价一路高歌，11月份，CPI飙升至5.1%，创下过去28个月来的新高。“豆你玩”、“蒜你狠”、“姜你军”、“糖高宗”、“油你去”、“煤超疯”，价格上涨有“由局部向全局”扩散的趋势，因此抗通胀成为政府目前全力应对的最重要任务。
二、2011年中国宏观经济发展趋势与初步判断
从国际经济环境看，尽管世界经济度过了危机的最困难时期，但我们还不能说世界经济步入后危机时代， 2011年世界经济的增长更为艰难，复苏之路曲折漫长。
第一、全球总需求不足的局面将会持续。根据国际机构的预测，2011年美国的经济增长率将从2.6%降至2.3%，欧元区的经济增长率会从1.7%降到1.5%，日本的经济增长率会从2.8%降到1.5%。由于美国、欧洲和日本的G D P占到了全球G D P总量的一半以上，一旦发达经济体的经济增长速度趋缓，就会导致全球总需求的不足。
第二是发达国家将受到债务问题的严重困扰。欧洲债务风险还在蔓延，而当前债务恶化在发达国家同样具有“普遍性”。IMF的数据显示，西方发达国家中鲜有达标者：美、英、德、法、日五国2010年预算赤字分别达到GDP的11.0%、11.4%、5.7%、8.2%、9.8%；而五国截至2009年年底的公债余额占GDP比例分别为83.2%、68.2%、72.5%、77.4%、217.7%，财政赤字水平较危机前都大幅提高，负债水平普遍比危机前的2007年提高了15%-20%。美国的情况同样不乐观，截至2010年12月14日，美国公共债务总额已经超过13.85万亿美元，占GDP比重高达94%，而减税法案的通过还将进一步加剧政府的债务负担。日本的情况更糟，日本的债务总额与GDP之比远远超过陷入财政危机的希腊和爱尔兰，希腊为136.8%，爱尔兰为112.7%，达到了200%，日本经济合作开发机构预计，2012年财政状况会进一步恶化，债务总额与GDP之比将增至210.2%。这种财政不断恶化和高负债的复苏，必然导致发达经济体向外释放风险，从而使世界经济风险大增。
第三，流动性泛滥正在成为一个长周期、全球性的经济现象。美联储兑现了第二轮量化宽松政策，粮价、油价、金价等大宗商品价格均大幅上涨，输入性通胀压力达到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的高点。联合国粮农组织指出，该组织的农产品价格基准指数大幅上涨，创下名义新高，超过了2007至2008年粮食危机时的水平。与此同时，欧元区通胀年率也升至2008年10月以来的最高水平，未来无论是新兴经济体还是发达经济体都难免受到通胀的威胁，如果这样的话，世界经济很可能出现“滞涨”的风险。
从内部情况看，2011年，很可能是中国经济形势复杂而最难以驾驭的一年：宏观经济的下行力量和上行力量互相角力、同时存在。2011年将继续延续2010 年度经济复苏的势头，但考虑到抗通胀以及由此引发的政策调控以及发达经济体奉行的极度宽松政策的外溢作用进一步显现等因素，2011年经济复苏势头将会放缓，2011年季度同比经济增长率在第一季度达到阶段性低点，之后逐步反弹，将呈现“前低后高”的特征，预计全年增速将达9%左右。从三大需求情况看，投资、出口都有回落，而消费则稳中趋升。其中，投资增长22%，消费增长19%，出口增长16%，投资、消费、净出口分别拉动GDP增长4.9、3.6和0.5个百分点。
三、中国经济面临的深层次问题与政策取向
当前中国经济最关键，也是大家最关心的是“增长与通胀”，但保增长与控通胀的成本到底有多高？
（一）未来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会下降，以往那么高的增长难以持续
短期内中国的经济增长没有问题，关键是长期的潜在增长率将会下降。未来中国经济发展会出现三大主要的特点：一是经济增长速度比以前低一些；二是通胀压力高一些；三是经济结构会发生非常快的变化。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长期持续的高增长主要得益于“要素红利、市场化改革红利和全球化红利”的巨大贡献。然而随着这三大红利的逐步衰减，中国主要依靠低成本优势的超高速增长逐渐回归常态，“大进大出”式的循环发展模式也走到了尽头，未来经济潜在增长率下降是中国必须要面对的。
根据信息中心研制的经济增长模型测算，未来五年，我国潜在经济增长率估计会从改革开放30年来的10%和“十一五”期间的11%左右降至9%左右。其中资本积累、劳动力总量扩张和全要素生产率分别推动5个百分点、0.5个百分点和3.5个百分点左右。因此，如果为了“保增长而保增长”只会使中国经济的“虚火”越来越旺。
（二）中国的通胀问题更多反映的是中国经济的深层次矛盾
当前政府把宏观调控的重心放在了抗通胀上，从“全力以赴保增长到全力以赴抗通胀”。抗通胀既要关注眼前又要惠及长远，不仅要治标更要治本，关键是要通过结构调整将中国经济内部的“虚火”降下来，否则一味紧缩，很可能伤及经济，抗通胀的成本也将十分高昂。
由于基数效应、翘尾因素以及国家对物价调控决心等因素，短期对通胀的担忧不必过大，但我们更应关注中长期的结构性风险。从性质上看，中国正处于一个通胀大周期中，中国目前通胀的成因极为复杂，不仅仅是短期因素，更不能把中国的通胀问题完全归结于货币超发和输入性因素。
一些观点认为，货币超发是主因。的确，中国货币超发是不争的事实，2010年M2，72.58万亿元，同比增长19.7%，M1的余额26.66万亿元，同比增长21.2%，这两个数据与美国同比中国大体分别相当于美国的1.21倍和2.13倍，这是M2和M1的数据比较。而同期我们国家的GDP总量大约只是美国的1/3左右，这说明我国货币支持经济发展的效率太低了。在中国整体金融市场发展滞后，金融工具不发达，蓄水池有限的情况下，这么多的流动性自然会对实体经济产生严重的冲击。
也有相当一部人认为，中国本轮通胀主要是由于输入性通胀造成的。美国再度量化宽松是最大的外部因素。在全球复苏不一致的大背景下，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经济体持续释放货币，美元作为“新兴”套息交易工具横行于各类资产中，全球经济显然还没有恢复到危机前水平，而黄金、铜等部分大宗商品价格却创出新高，这直接传导到中国国内的资源价格和CPI上。
事实上，我们确实只看到了问题的一个方面，中国的通胀成因更多是结构性因素造成的，它反映的是中国经济内部的深层次问题。
第一，从要素结构上看，中国已经步入了“刘易斯拐点”的通道之中，随着经济走过“刘易斯拐点”、以及农村劳动力数量的逐步下降，农业部门不可能再像以往一样几乎无限度的供给工业部门，这预示着，中国资本的原始积累初步完成，劳动力的低工资时代即将结束，劳动报酬将加速上升，而劳动力成本压力将扩散到更广泛的经济部门，带动价格普遍上涨。
第二，随着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加速，农产品生产的基础成本上涨渐成常态，长期“工农价格剪刀差”得以回补，农产品价格进入趋势性上涨通道。就拿蔬菜价格上涨来说，由于地价和房价过快上涨抬高城镇化成本，过去10年，我国城郊“菜篮子”产品生产基地不断向远离城市的农区转移，打破了原有的“近郊为主、远郊为辅、农区补充”的生产布局，目前我国部分大城市的蔬菜自给率不足30%。由于城市的过快扩张，农业及相关产业的低回报率及农区新建菜田基础设施建设滞后，交通运力紧张，致使在整个种植产销链上的各个环节层层加价，等等因素共同推动菜价居高不下。
第三是，高房价等资产价格的过快上涨反映的是中国经济有泡沫化和制造业局部空心化的倾向。中国传统增长红利的衰减导致了我们的经济潜在增长率的下滑，特别是在成本大幅提高和销售价格不断下跌的双向挤压下，很多实体企业利润（中间层）迅速变薄，这样，不仅靠实业起家的众多民营企业纷纷“逃离”实体经济，一些大型国企也“不甘寂寞”，当这些资产领域产生预期利润率大大超过，或者成倍超过制造业的利润率时，就会导致制造业的大量资金游离出。而另一方面，中国的房地产对GDP的影响太大了。据测算，中国房地产业每年约为国民经济的贡献率约为20－40%不等，按照中国经济平均10%的增速，房地产业每年约为GDP贡献2－4个百分点的增速。同时相关研究也表明，房地产投资对关联产业的带动系数约为1.93，房地产业还带动了水泥、钢铁等20多个产业的发展，这样的一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行业，其任何的风吹草动足以牵动整个宏观经济，在房地产是国民经济的主导产业和国家税收的主要来源的情况下，房价怎么会降下来呢？
（三）在政策取向上：既要估计当前又要着眼长远
因此，中国通胀问题实际上反映的是中国经济长期不可持续增长的问题。如果中国增长方式不改，结构不调整，这个局面仍然难以根本改变。我们的宏观经济政策取向只在“保增长”和“控通胀”的关系上寻求平衡，那么短期经济政策的空间将越来越小。
就货币政策而言，“外堵热钱，内防通胀，把好流动性的总闸门”是货币当局的最大难题，因此，央行严控银行信贷，动用数量型政策工具，七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存款准备金率升至19%的历史高位，但是最大的问题是货币主动超发的部分是可控的，而被动超发，特别是外部的货币是不可控的，只有对冲的方式成本将十分高昂，回收流动性的努力被国际热钱的大量流入而大打折扣，特别是在人民币加速升值、货币连续紧缩等效应累加下，一些利润率薄的企业会很快遭受困境，损害经济复苏的基础。通胀问题短期内可以通过政策紧缩对冲，但中国经济一系列深层次矛盾必须通过转型、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以及大规模增加有效供给才能得到根本解决。
周彦平点评：
2011年，在外需乏力、货币政策收紧和经济结构调整等因素的影响下，中国经济将由政策刺激下的较快增长转为结构调整中的稳定增长与通胀并行阶段。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背后是进一步解放思想，进一步深化改革，因此不可能一蹴而就，发展中的问题只能在发展中解决。
通货膨胀势头不减，货币紧缩步步紧逼，农产品价格进入趋势性上涨通道，劳动力成本压力进一步扩散，大部分劳动密集型企业面临价格和成本的双重挤压，面临盈利难、贷款难和招工难的现实问题。在这一转型背景下，意味着企业的盈利模式、利基、竞争优势等生命周期的短期化。大浪淘沙，各产业优胜劣汰、并购整合将不可避免。谁能在这一轮经济周期和产业周期中生存、发展和壮大，是不得不面对的重大命题。形势逼人，各类企业均应重新审视自身的战略，前瞻性地思考企业的发展方向，在未来的大变局中占据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