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农民的收入在稳步增长，但农民的贫困问题好像更加突出，原因在于农村与城镇居民收入差距绝对值的扩大。

　　2010年，农村人均纯收入5919元，其中农村居民家庭经营纯收入2833元（其中，人均农业纯收入1723元），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人均2431元，转移性收入453元。

　　2010年，全国城镇居民家庭人均总收入21033元，城镇居民人均工资性收入13708元，人均转移性收入5092元，人均个体经营净收入1714元。

　　从收入差距看，城镇居民是农村居民收入的3.55倍；从“主业收入”看，城镇居民的“主业收入”（工资性收入）是农村居民的“主业收入”（家庭经营收入）的4.8倍。

　　解决农民问题，如果没有农村与城镇收入差距的缩小，就谈不上解决农民问题。与过去比，农民收入增长还是比较快的，比如2010年农村人均纯收入增长14.9%；但与城镇对比，农村与城镇居民的收入绝对差距在拉大。

　　现在的农民问题之所以比改革开放初期还严重，就在于农村与城镇收入差距过大，农民相对而言更加贫困。

　　提高农业收入能解决农民问题？

　　善良的中国人都有提高农民收入的愿意，但一个基本国情使这种愿望经常落空，即占世界21％的人口，却只拥有9%的耕地，并且中国有约一半（50.32%）的人口在农村。

　　提高农民收入有那些可能的选择？这些选择面临着什么样的制约？我们先看看通过增加农业收入能否解决农民问题。

　　增加农业收入有下列几种选择：

　　第一：增加土地面积可能提升产量，进而增加农民收入。然而，这种选择在中国并不现实。

　　我国的耕地面积从2001年的19万亩，现在已经接近18亿亩的红线，耕地面积一直呈下降趋势。尽管中央一直在保18亿亩的红线，但至少通过增加耕地面积提升收入是不现实的。

　　第二：通过改变农作物种植结构提升农民收入。对于少数农民来说，这是可能的，但对于农民整体来说，困难很大。从2003年到2007年，我国粮食播种面积从14.9万亩增加到15.9万亩。粮食是战略物质，确保粮食安全的国家战略决定了必须确保粮食种植面积。经济作物只占耕地面积的12%左右，所以，通过种植高附加值的经济作物对于提高农民的收入有一定的效果，但不适用于所有农民。同时，我们还要注意到，相比于粮食作物有国家保护性价格，经济作物的价格基本是由市场决定的（尽管有投机炒作因素），经济作物的价格波动更大。

　　6.74亿人口，耕种18亿亩土地，人均土地面积只有2.67亩，在这么少的土地上，即使种金子又能有多少？

　　第三：通过提高粮食单产提到农民收入。提高粮食单产有多大的空间，我们看一看下列数据：

　　我国高产田只占耕地总面积的35%，中产田占37%，低产田占28%。全国耕地的54%分布在平原和盆地，46%分布在山地、丘陵和高原地区。

　　中国用占世界9%的耕地，生产出占世界26%的农产品。

　　应该说，在农业生产方式相对落后的情况下，农民是通过不计代价的“人工精耕”方式提高产量的。

　　一个来自山区的朋友讲过这样一个故事：一个农民上山种地，下地后顺手把草帽摘下放在地上。干完活了，数了数，原来有十五块地，怎么只有十四块了，又数了几遍，还是十四块地。最后只好无奈地回家，当拿起草帽的时候，发现草帽下还盖着一块地。

　　这样的地，可能只有中国农民会不计代价地耕种。

　　第四，通过提高农产品价格提高农民收入。提高农产品价格有多个限制条件：1、“伤民”与“伤农”是个两难选择，政府要平衡取舍；1、大宗农产品有国际价格，这是很强有力的参照价，难以过分偏离；3、价格的过度补贴受到WTO规则的限制；4、政府的过度价格干预会发出错误的市场信号，导致价格进一步偏离。

　　转移农业“富裕”劳动力能否提高农民收入？

　　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数据一公布，我大吃一惊。最吃惊的是广东成为人口第一大省，河南则从第一退居第三。

　　仔细一想，却也是“意料之外，情理之中”。多年来，在讲营销课时，我就一直告诉听众：“从营销角度讲，广东是第一人口大省。”

　　农业大省的富裕劳动力向工业大省集中，这是趋势。如果没有这种趋势，中国的农民问题可能更严重。

　　按照专家的估计，以现有的农业生产方式，中国只需要1亿劳动力就能够生产与现在相同数量的粮食。

　　15-59岁的劳动力占总人口的比例为70%，只需要1.4亿农村人口就能满足现有农业生产的需要。

　　中国现有农村人口6.7亿，仍然有5.3亿农村“富裕劳动力”需要转移。

　　假设现在就能够把全部“富裕劳动力”转移出去，那么，农村人口将下降4.78倍——当然，这只是假设，并且是静态分析的结果——我们不是专业的研究者，专业的分析不分需要更详细的数据，而且要建立动态模型。

　　请注意：城市居民的“主业收入”（工资性收入）恰好是农民的“主业收入”（农业家庭收入）的4.8倍。

　　那么，按照目前平均每年1.3%速度提高的城市化率，“富裕劳动力”需要多长时间才能全部转移呢？静态的推算大致是30年。

　　这显然不符合2020年“城乡社会经济一体化”的目标。所以，未来城市化的速度还必须加快。相比于农民进城，农村城镇化对农民转移的容纳能力强。

　　改变农业生产方式能够提升农民收入？

　　前面已经讨论过，都是立足于现有的农业生产方式，提高农民收入的空间并不大。那么，通过新的农业生产方式能否为农民增收？

　　中国农民种植粮食作物的成本构成大致如下：化肥占42.6%，种子（秧苗）占15.4%，畜力占9.6%，机械作业占9%，农家肥占7.2%，排灌占6.4%，农药占5%，农膜占1.2%，其它占3.8%。

　　上述成本构成有两个重要问题：一是化肥占比太高——6％的土地却施用了占世界30％的化肥。主要是施肥方式浪费，是“土地施肥”而不是“作物施肥”。同时，因为没有测土施肥，所以只有高强度施肥。施肥方式的浪费其实是农业生产方式的问题；二是农业机械所占比例过低，还是劳动力的无偿投入为主——农民的劳动力投入是不算成本的。

　　只有改变目前的农业生产方式，才能提高农业的投入产出比。然而，现在人均土地只有2.67亩，规模非常小的农户土地还要分为多种作物种植，这种土地“碎片化”的现象是难以推进现代化农业生产方式的。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萨缪尔森说：“尽管许多人错误地认为农业是落后产业，然而统计研究表明，农业生产率（每单位投入的产出）增长的步伐比大多数其他产业要快得多。重大的技术进步包括：通过使用拖拉机、联合收割机和摘棉机等而实现了农业现代化，施肥、灌溉、培育良种和基因工程开发，所有这些创新都极大地提高了农业投入的生产率。”

　　然而，改变农业生产方式是有前提的，特别是农业机械的投入有赖于农业的规模化经营。除了小麦收割机外，现在农业机械的使用率还达不到79年之前的人民公社时代，那时有一句很响亮的口号：“XX年实现农业机械化。”我毕业于武汉理工学院，文革时，该校的前身差点撤消，后来改为“武汉农业机械学院”才得以保留。

　　现在，不是农民不想使用农业机械，是现在的农业条件无法使得农业机械无用武之地。

　　通过转移支付提高农民收入？

　　城镇居民的人均转移支付就接近了农民的全部收入，这很不公平。城乡一体化，首先必须消灭这种“出身”的差异而产生的不公平。

　　行业收入可以有差异，职业收入也可以有差异，但不能因为出身而产生差异。

　　以往，土地是农民收入的最后保障。如果转移支付所形成的社会保障，土地的流转将是非常困难的，甚至是非常危险的。

　　不管财政有多困难，这是一定要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