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后，我们奉行的可以说是一条毁灭社会精英的人才政策。这主要表现在通过对工商业的改造和三反五反等运动，毁掉了中国的工商精英；通过对知识分子级进行的思想工作和反右文革等运动，彻底毁灭了中国的知识精英，制造出大量唱红歌的知识侏儒；通过土改和以后的人民公社运动，彻底毁灭了中国社会的农村精英种田把式，制造出大量王秋赦式的农村二流子。经过这一系列的精英毁灭运动，终于使得中国大地白茫茫一片真干净，经济也到了崩溃边沿。不过，追根溯源，我们倒不难发现：所以有这样的结果，完全是因为我们自建国后就奉行一边倒的政策，向我们的老大哥苏联有样学样的结果——我们不妨来仔细看看苏联在这方面是怎么教中国的，
建立政权后，苏联奉行的是一条将俄罗斯原有精英一网打尽的政策。列宁认为，“在‘无产阶级’胜利后，被打败的阶级应当受到奴役和肉体上的消灭”在此思想下，苏俄全国范围内实行了“红色恐怖”。布尔什维克通过政变手段夺权，强行没收人民的私有财产遇到抵抗，只能依靠讨伐队维护其政权，因此“红色恐怖是必然的现象”。早在 1917年12月2日，即十月革命过后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托洛斯基说：“无产阶级彻底消灭没落的阶级，没有什么不道德可言。这是无产阶级的权力。你们说我们手软……告诉你们吧，过不了一个月这种恐怖就将采取极其严厉的形式，像伟大的法国革命者一样。对于我们的敌人来说，不是把他们关起来，而是把他们送上断头台”。12 月20日成立“全俄特别委员会”（即有名的“契卡”，是这两个俄文词的第一个字母），它是对付“反革命”、“投机倒把”和“消极怠工”者的。其领导人是赫赫有名的捷尔任斯基。1918年6月18日列宁写道：“要鼓励人们的干劲和大恐怖”。
1918年1月列宁在苏维埃第3次代表大会上说：“历史上还没有任何一个阶级斗争的问题是用非暴力手段解决的。为了保卫苏维埃共和国的安全，一场大规模的反对‘阶级敌人’ 的斗争开始了”。然而，布尔什维克对“阶级敌人”、“反革命”并没有什么界定，最简单的办法便是看他对苏维埃政权的态度。于是遍地设立公堂，就地“正法”。契卡们奉有的指示是“你们审问被告时不用找什么证据，只消让被捕者回答他是什么出身，受什么教育或职业。靠这个就能决定此人的死活。这就是红色恐怖的实质”。列宁称“契卡在直接行使无产阶级专政，这对于我们是很重要的，在这方面契卡的功劳之大无法估量。除了用暴力镇压剥削者，没有别的办法解放人民群众。契卡就是这样做的”。列宁写过“专政的定义不是什么别的东西，就是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不受任何绝对的法规限制的，直接依靠暴力的政权”。这是维护布尔什维克的一党专政必不可少的保证。到1921年“契卡”已经遍及86个州，16个特区和508个县。苏联执政者认为“共产主义理论家们设想，红色恐怖的目的，不仅仅是恐吓，还要人为地选择适合于为社会主义的‘明天’传宗接代的人”。布哈林明确阐述红色恐怖的目的：“从枪杀到服劳役，用各种方法强制无产阶级，这样做的目的，不管听起来多么荒唐，却就是用资本主义时期的人当材料，来塑造共产主义新人类”。
在此指导思想下，苏维埃的屠刀向俄罗斯历代培养起的精英举起。
先是杀向知识分子。在20世纪30年代斯大林统治的极端时期，知识分子的生存或死亡几乎完全取决于统治者随意的个人好恶，且不说自由言论，就连保持沉默都成为不可企及的奢侈。因此，当时自杀或被害的知识分子不胜枚举，比如马雅可夫斯基、茨维塔耶娃、曼德尔施塔姆等，即使象诗人帕斯捷尔纳克和阿玛赫托娃那样幸存的少数派，虽然暂时得以保全，却几乎是仅以身免，创作生命被人为扼杀，与国外彻底隔绝，终日生活在不能决定自己命运的战战兢兢和莫名恐慌之中。而成千上万的知识精英，则关进集中营，死于非命，他们是：科学家、哲学家、发明家、工程师、艺术家、戏剧家、作家、诗人、演员、电影导演等。帕斯捷尔纳克就曾说：“俄国就像是一艘奴隶船，党员就是监工”，俄国所有的一切都让人厌恶，像一个猪圈，令人作呕。”
二战期间，因为战争需要，1941年国家体制看上去还算平稳的时代，人们被允许自由表达爱国主义情感，知识分子被允许有限地自由创作，以纾缓前些年大清洗的普遍禁锢和压抑。但当二战胜利，国际威胁减轻，苏军回国带回自由文化的时候，当局则又开始紧张，重新灌输意识形态学说，强迫知识分子屈服，对全体民众实行再教育。在需要斗争的时候，此种统治术表现为，敌人势力强大时，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待取得胜利之后，再对统一战线内的异己进行瓦解击破——当然，这里所谓的异己，在国内已经不存在敌对政治势力的情况下，只能是广大知识分子。斯大林对此种手段的娴熟使用，导致国内政策变动不居，将知识分子搞得疲于应对，无法揣摩，不知所措。最主要的是，他的统治亦会因此变得铁桶般稳固，即使斯大林去世，还有可能出现更多的斯大林，只要精于此道，极权主义的巨轮便可安然无恙地行驶下去。
其次是对农村精英的毁灭。
1929年，2500万户农民被强行拖进农业集体化。城市工作队、农村干部、警察、军队，一遍又一遍地没收他们的财产。大规模逮捕、放逐、围剿。俄罗斯、乌克兰、北高加索、伏尔加流域，这些传统的"欧洲粮仓"，田园荒芜、村舍毁弃。成千上万、成群结队、衣衫蓝缕的农民，颠沛流离在俄罗斯辽阔的土地上。集中营囚满了大批被叛苦役的农民。"国内护照制度"无情地阻止了饥饿的农民流入城市。到处都可看到农民流着眼泪宰杀自己的牧畜。农民说：杀吧，这些不再是我们的了！12000万农民被卷入集体化的历史浩劫之中，至少有1000万农民和300万儿童直接死于灾荒和饥饿。1934年，3300万匹马、7000万头牛、2600万头猪、14600万只羊，死掉三分之二。集体化彻底破坏了这个欧洲粮仓，直到现在（2006）俄罗斯不能养活自己的人民，要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进口面粉，从欧洲进口黄油，从美国进口大豆。
有人将20-30年代之交苏联的农业集体化称为“第二个农奴法”，说它是苏共开展的一场对付农民的斗争，当时估计有200万富农，150万中农，800万贫农。而富农乃农村种田大户张庄稼能手，可在斯大林看来却是滋生资本主义的势力，所以要消灭之。对富农实行了“区别对待”的政策：第一类，顽固反革命分子予以枪决；第二类，予以流放或强制迁移至边远地区；第三类，则将其扫地出门，赶出原住地。1930年1月30日苏共中央记录显示，仅仅在第一期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就有20万富农被剥夺财产，60万被枪杀或遣至集中营，15万被强制迁移至边远地区。苏共中央派出了25万名党员工作组分赴各地，两个月内就有全体农户的58%加入了集体农庄，其家产包括鸡鸭和日用品也要全部充公。许多农民屠宰牲口，已经被充公的“富农”的牲口由于无人照管而死亡。1928年-1933年牲口总存栏数剧减，直到苏联解体，牲畜总数也没有恢复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1913年的水平。群体性抗议事件不断发生，也不断遭到镇压，1930年一年就有179,620人被国家安全部门抓获，其中18,966人被抢决。这一年13,754例群体性案件中7382件因农业集体化而起。难怪有人将其称为第二次国内战争。农业集体化后 1932年-1933年出现了大饥饿，远远超过了1921-1922年列宁时期的严重程度。这次国外援助没有一粒粮食到达饥民口中，归“联共中央，国家安全总局，红军和‘在农村工作的人’受用了。1933-1934年间饿死的人数是650万，其中有400万在乌克兰，因那里的反抗最力”。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影响更加深远的是出生率明显下降，1926-1937年出生率下降达千分之十。但斯大林仍然坚持出口粮食换取工业所需的机器。总计“第二次国内战争期间死亡人数是930万。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有20万人逃到中国”。军队士兵大多来自农村，1933年35万余名官兵被发现对苏维埃制度“不满”，“闹事”隐患多达4000起。可以说这是造成1937年斯大林大规模清洗“阶级敌人”的伏线 。
苏联政府这种对精英的毁灭甚至连自己党内的精英也不放过。斯大林将几乎所有在1917年俄罗斯大革命和在列宁政府中起过重要角色的苏联共产党领导人都消灭了。在1917年十月革命时期中的六位政治局成员中只有斯大林本人幸存，另外五位中四人被处死，列夫·托洛茨基被开除党籍后流亡墨西哥，于1940年被苏联间谍谋杀。从十月革命到1924年列宁逝世期间被选入政治局的七人中四人被处死，米哈伊尔·汤姆斯基自杀，两人（莫洛托夫和加里宁）幸存。从1934年参加第17届共产党代表大会的1966名代表中1108人被捕，几乎所有这些人死于狱中。
军事精英方面，据苏军统计，1937-1938年间，被处决和清除的干部占全军干部总数的1/5，其中包括5位元帅中的3位，即图哈切夫斯基、叶戈罗夫和布留赫尔；20个军团级干部中的17个，全部11个副国防人民委员；所有军区司令员，近半数军区军事委员和政治部主任；所有军长、几乎所有师长和旅长、大部分军、师、旅的政委，近半数的团长，近1/3的团政委。清洗后，大批缺乏军事理论素养和实际经验的干部被提拔上来，有的甚至担任了军区和总部领导职务。据统计，1940年，苏军受过高等教育干部的比重，比1936年减少1/2以上。1940年红军步兵总监进行秋季校阅时发现，“在参加集训的225名团长中，竟没有一个人进过军事院校学习，只有25人从中级军校毕业，其余200人只进过少尉训练班”。 一些观察家认为这次清洗使得整个军队的组织被打散，军中缺乏有经验的指挥官，使得整个国家容易被入侵。有可能阿道夫·希特勒和纳粹德国因为了解到红军内部的虚弱而发动了侵苏的巴巴罗萨作战。
中国古语有“取法乎上，仅得其中；取法乎中，仅得其下”，可惜中国居然取法乎下，得到一个民穷财尽天怒人怨的结果，也就不奇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