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民公社时期，农民依附于人民公社，以劳动者身份参加集体劳动，通过劳动记工分形式参与集体经济分配，年终确定工分分值、工分所得。那个时候，赤脚医生、民办教师和社队管理人员，也是通过记工分（后来的“三提留、五统筹”）路径，参与集体经济分配。由于实行城乡二元治理结构，（1）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2）乡村抽取“提留统筹”，（3）国家征收“农业税”，(4）农业劳动力隐性过剩，（5）农业自身盈利能力不足，导致集体经营农业亏损并不稀奇，社员工分所得为负数也屡见不鲜。这一时期，城里人挣“工资”，农村人挣“工分”。“农民收入”几乎全部体现为“工分收入”，家庭收入差别体现为工分差别。

　　20世纪80年代是农村改革的时代，人民公社迅速解体，由此带来农村经营方式、分配方式革命，从而终结了劳动记工分的时代。集体土地经营权回归农户，农民劳动的数量与质量，与家庭经营成果直接挂钩，“工分收入”体现在家庭经营成果之中。这一时期，农业回归家庭经营时代，“农民收入”回归为家庭“经营收入”。家庭收入差别则主要体现为经营成果差别。在收入激励下，农户增加劳动，扩大生产，改善经营，农产品产量连年大幅度增长。不少家庭，因为脑袋灵光，经营有方，勤劳致富，成为令人羡慕的“万元户”。

　　20世纪80年代，农村改革先行，城镇改革滞后。在农产品供给改善的时候，却出现工业品“短缺”局面，加上机械排挤劳动力，集体经济时期的隐性过剩转变为显性过剩，这为农民既从事农业生产又从事工业生产提供了广阔空间。再加上国家支持“以工补农”，“社队企业”转变为“乡镇企业”。部分农民由“家庭农业”出发，大举创建“家庭企业”，由“农场主”一跃成为“农民企业家”。部分农民则“离土不离乡”，成为企业“员工”，在企业“打工”领“工资”。原有的社队企业也改“工分制”为“工资制”。这一时期是乡镇企业“异军突起”的时期。至此，“工资”一词不再是城里人拥有的“专利”，“工资收入”成为农民收入的一部分。20世纪90年代是城镇改革的时代。“砸三铁”，股份制，市场化，城乡二元体制松动，农村过剩劳动力“离土又离乡”，大量农民进厂进城“务工经商”，成为“一只脚在城镇、一只脚在农村”的流动人口。农民收入中的“工资收入”持续大幅度增长，并最终定格为农民收入的主要构成部分。

　　经过30多年“高歌猛进”式的发展，增加劳动力数量的时代已经终结。进入21世纪的第二个10年，农村劳动力转移开始由以扩大数量为主的阶段，跨入以提升质量为主的新阶段，“劳动力短缺”替代“就业岗位短缺”，“用工荒”将成为常态。扩大就业数量的潜力已经非常有限，而提高就业质量的潜力无比巨大。由于（1）农民工“数量”巨大，远远超过从事农业的劳动力；（2）农民工“质量”较低，远远不能适应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要求；（3）农产品消费弹性小，农业盈利能力弱，同时面临自然与市场“双重风险”，以及劳动力与石油价格“双重上涨压力”；（4）未来20-30年，工业化、城镇化仍在加速度前进，农民进城“务工经商”是时代大趋势；（5）加速破除城乡二元体制，创建新型工农、城乡关系，将出现城乡全方位融合格局。所以，增加农民“工资收入”，必然仍将是今后一个时期农民增加收入的主要途径，也是农民增收工作的重点任务。

　　在新时期新阶段，增加农民工资性收入，需要研究的问题很多，需要做的工作很多。但是，我以为，关键在于提高农民工的“劳动生产率”。企业、政府和个人都是提高劳动生产率的主体。这里需要澄清一个概念，明确两条途径。首先，需要澄清的是，由于长期实行城乡二元户管理制度，所谓“增加农民收入”，并不单是增加务农者的收入，而是所有登记为“农业户籍人口”的收入。计划经济时期，农业户籍人口主要从事农业。经过30多年分工分业分化、转产转业转移，现在的农业户籍人口，既不局限在农业，也不局限在农村，尤其是农村劳动力已经以非常就业为主。因此，从劳动者角度分析，提高“劳动生产率”有两条基本途径：（1）适应产业结构升级的需要，主动参训，自主学习，增加知识和技能，增强使用机器的能力，而不是被人当机器使的能力；（2）增强个人修养，诚信做人，诚实劳动，让雇主放心，在诚实勤快的劳动中增加收入。各级政府要为农民提高“劳动生产率”，增加工资收入提供优质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