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维斯楼”事件最受伤的是真维斯

新京报说：“昨日（27日），教育部首次回应了有关校舍和教室冠名的问题。教育部新闻发言人续梅表示，以什么方式冠名，学校应广泛征求广大师生的意见。此前，清华大学第四教学楼被冠名为‘真维斯楼’，引起热议。”续梅还说：“1997年，当时的国家教委有关于学校校舍和教室冠名问题的相关规定，当时的规定是‘原则上不允许以企业或者个人名字冠名，特殊情况要报经上级部门批准’。但2004年，国务院取消了这一行政许可权，教育部门不再具有这一审批权力。”

至此，引起热议的清华“真维斯楼”似乎就平息了，不过笔者认为这一次“真维斯楼”事件最受伤的是真维斯。

真维斯(JEANSWEST)1972年成立于澳大利亚。1993年才开始在上海一炮打响的真维斯，如今在全国已经有700多家连锁店和加盟店。这家总部设在惠州的休闲装生产企业，2002年的营业额已经达到14亿元人民币，成为中国休闲装行业名副其实的“大鳄”。在真维斯的企业文化中：“热心公益事业,回馈社会是真维斯企业文化的体现。”而且2008年3月﹐真维斯激活希望工程圆梦行动荣获“2007中国服装行业十大营销新闻事件”奖。

这一次，真维斯真的受伤不小，“真维斯楼”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甚至有网民直指清华此举是“卖身”，是把属于国家的一流大学就这样卖给外国企业，并说这是“大学精神的堕落”；更有甚者有人把这个事件和清华百年华诞的奢华扯在一起；时评人李泓冰说：“谁都可以媚俗，但大学不能，否则我们这个民族的精气神或将无所归依”。

在激辩与争议之中，真维斯是最尴尬的，出资捐赠于中国教育，回报的就是这番议论，这种热议将给所有的捐赠人、企业家，企业都提出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是：我们今后还怎么捐赠？

我不知道评论的人有多少是全文阅读过《捐赠法》，特别是这部法律的第十四条：“捐赠人对于捐赠的公益事业工程项目可以留名纪念；捐赠人单独捐赠的工程项目或者主要由捐赠人出资兴建的工程项目，可以由捐赠人提出工程项目的名称，报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批准。”

也是说1999年9月1日起，《捐赠法》实施之后教育部就应该撤销批准冠名的行政许可，而国务院是2004年撤销的。

依照《捐赠法》国家鼓励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公益事业进行捐赠。真维斯捐赠和清华大学接受捐赠也完全符合法律要求。

依照《捐赠法》第十三条：“捐赠人可以与受赠人就捐赠财产的种类、质量、数量和用途等内容订立捐赠协议。捐赠人有权决定捐赠的数量、用途和方式。”

冠名属于捐赠人与受赠人共同协议的内容，法律并没有规定：“应广泛征求意见”。

我注意到《捐赠法》第六条的规定：“捐赠应当遵守法律、法规，不得违背社会公德，不得损害公共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权益。”

如果冠名“真维斯楼”违背了这一条的话，那么“真维斯”这款商标同样是违背《商标法》同样内容条款的规定。

为什么批评者不去仔细阅读《捐赠法》？捐赠是一种不具有强制性的自觉的行为，是由社会责任的道德的体现。但是，当你评论说：“对于教育，‘依法’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要‘依德’。”那么真维斯的捐赠是不依法了，还是有损道德？

如果所有的批评并不是针对真维斯的，而是针对清华大学的，清华大学的问题，对于清华大学的所有批评为什么一定要让真维斯感到不好受。

俞可平在一篇《现代化进程中的民粹主义》中说到：“民粹主义也是一种政治统治的策略，作为一种政治策略，它指的是动员平民大众参与政治进程的方式。若从这个角度出发，‘民粹主义就只能被理解成一种社会和政治动员，它意味着一种政治行动和政治讨论的趋势。不能把它界定为一种特殊的政权类型，它也不是一种特定的意识形态，而是一种可以应用于各种意识形态的政治风格。’……”

余秋雨在一次访谈中说：“少点民粹文化多点理性文化”；“什么叫民粹文化？就是非理性地发表了一种极端的意见以后，有更多不加分辨的人，大力跟随造成一种隐性的暴力，这叫民粹文化。”

这一次关于“真维斯楼”的争议就成了民粹文化的动员，针对的也许并不是真维斯企业，而是国内教育的腐败以及形形色色的腐败，针对的官僚主义以及各种严重脱离群众的做法，由此形成了强大的网络攻势。而最终形成的隐性暴力伤害的却是捐赠人依法捐助教育的正当，有益的行为。

一个活跃的，积极向上的，一个有助于国家进步发展的网络言论应该更深刻的思考，我们究竟应当怎样发言，而不是像续梅那样随口说出：“学校应广泛征求广大师生的意见”，而不顾《捐赠法》的具体规定。因为“真维斯楼”如果不符合法律规定，教育部有权纠正，如果不违法，教育部也无权说些顺从“民意”的风凉话。

清华大学可以批评，但不能伤害真维斯以及所有热情捐赠人捐赠中国教育的积极热情。

二〇一一年五月三十日星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