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合作不能替代当事国的金融财政规范，只是促使当事国政策恢复到应有的规范的一种援助和压力。

　　为了阻止世界经济危机的再度发生，建立世界经济稳定发展的环境，G20要在今年11月法国戛纳峰会上达成纠正主要各国经常账户不平衡的框架。处于世界不平衡扩大中心的中美两大国，对于纠正不平衡有特别的责任。

　　这次金融危机明确了以美元为基础货币的现行国际货币体制的缺陷，也成为讨论改革国际货币体制的契机。

　　特别提款权(SDR)利用的扩大，主要被限于政府领域，不能用于民间贸易、资金交易的支付。通过多极货币体制，有可能实现规范美国经济政策的目的，但这种体制的形成至少需要十几年时间。其中，欧元先要克服金融危机的后遗症，而可能成为三极货币体系中一极的亚洲货币，现在还看不到它的模样。如果人民币想成为三极中的一极，必须先要实现其国际化。

　　美国一直以来通过调整汇率减少本国赤字。通过对日元的过度升值减少了对日本的赤字，但是对中国的赤字却增加了。这也证明了如果美国只想通过调整汇率而不从整顿规范经济政策着手的话，将不能减少不平衡。

　　布什政府留下的赤字，加上这次金融危机的紧急财政支出，使美国的财政已处于危险状态。美国的责任在于，在市场发挥作用规范美国财政机能、迫使美元和美债暴跌之前，在不影响经济景气的同时铺好朝向财政健全化的道路。这能否实现没有任何保证，但其成败将决定世界经济的命运。

　　中国已坚定了通过向内需主导型成长模式的转换来缩小不平衡的意志。中国效仿日本以出口为主导的成长模式取得了成功，但是从海外市场的限度和人口规模来看，复制扩大制造业直到农村剩余劳动力枯竭为止的日本成长模型是不可能的。从日本的经验来看，在生产力过剩之后，中国若想实现向内需主导型成长的转变，不仅需要人民币汇率调整的灵活度，与各种体制改革的有效组合也是必不可少的。

　　G20纠正不平衡的计划，是推动中美努力纠正不平衡的政策合作的尝试。但是在政策合作的历史上，失败的例子也很多。德国中央银行行长Otmar Emminger曾指出，“不论是对外的不平衡还是对内的不平衡，只能通过当事国的经济金融政策来纠正。国际合作不能替代当事国的金融财政规范，只是促使当事国政策恢复到应有的规范的一种援助和压力。”

　　值得注意的是，一直以来都排斥干涉经济主权的美国提出以经常项目收支盈余占GDP比重为目标的方案。在日美商议协定的时候，美国代表透露“我们也需要外界的压力，非常欢迎日本强调削减美国财政赤字的行为”。美国也需要援助和压力。G20不应该错过推动促使美国努力财政健全化的机会。

　　对国际基础货币发行国的经济政策的规范，也是中国一直以来都希望实现的。中国应履行其作为G20两大经济体之一的责任，以此实现其国际地位和影响力，改善实现经济发展的国际环境。

　　G20是为实现牢固、可持续发展、均衡成长创造合作的地方。对于G20的框架，中美可以将其看作是为了纠正不平衡的国际环境来利用，而并不是为了干涉本国的经济政策主权。处于严重的财政危机下的欧洲各国和日本，为了克服危机，也应该利用G20的框架。

　　不过，G20还不足以阻止新的世界经济危机的发生。如何抑制过度的欧元和美元间的汇率浮动，以及日元等其他货币和人民币等新兴工业国家货币对欧元、美元的浮动，是国际社会的下一个重要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