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楚华：中国经济的好日子到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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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楚华：好日子到头了:评沿海制造业倒闭潮


　　
　　叶楚华：中国经济的好日子可能到头了


　　

今天的国际环境：暴跌！暴跌！到处都是暴跌！黄金、白银、原油、期货、股市......谁知道拉登的死掀起了如此的风暴！市场已经崩得太紧了……问题是，谁敢确认这是转折点还是中途休息？陈平说：世界经济真脆弱，击毙本拉登也乘机增加数千亿美元泡沫，仅维持24小时热度，凉了！本人再次重申08年即公开提出的判断：这次危机是工业文明由盛而衰的转折。2年多来，世界主要经济体权贵，共谋、共犯、共利，疯狂印钞为应对，转移掠夺透支，幻景不会长，大灾难不出18个月将暴发，或许又要进入世界革命年代。

今日国内环境：另一位做制造业的朋友说，不论内销外单，订单明显短缺，工厂普遍处于半开工亏损状态，即使开工充分，也无利润可言。都在撑，期待明天会突然变好。探讨困难：普遍可以接受工资和汇率上涨趋势；原材料上涨是最严重的因素；原材料供应商的强势和生产效率下降，导致半成品占用大量资金是难上加难了。

种种迹象表明，中国经济的好日子就快到头了！拿什么拯救中国经济，在未来两年将不再是郎咸平教授的空口号，而将是中国政府无法回避的严峻问题。中国的好日子要到头了，根据就是低成本型制造业已经走向覆灭了，而三十年来中国的技术创新没有任何大的进展，没有创造出哪怕是一个技术性的世界品牌。拥有如此多世界级品牌的日本在高速发展几十年之后尚且进入失去的十年，何况中国这样的没有任何品牌的国家？制造业不行了，没有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作为替补继续占领国际市场，那么，中国经济好日子的到头了。所有的经济数据，在没有实体经济创造真实财富的基础上都将是浮云，一夜之间就有可能浮现出泡沫的本质，数字终归是数字，泡沫终归是泡沫，注定不会变为真实的财富。

中国经济今日面临之问题，根源于十年来的房地产泡沫经济，直接诱因则是2008年以来的救房地产而不顾沿海制造业死活的调控政策，2008年的空前投放的钞票，没有流向实业，流向了地产。所有人都无法回避一个现实，中国经济真正的底子、30年来中国真实财富的主要创造者——沿海制造业今日之处境并没有比2008年金融海啸之时有什么好转，叶檀也在惊呼，沿海制造业正在迎来倒闭潮。这不是说与不说的问题，而是正在发生的事实。

以下摘自叶楚华新书《郎咸平说对了吗》第六章第一节、第二节和第五节

第六章  中国经济危机的真相

一、郎教授推翻了自己的说法

     在2007年到2008年之间，在次贷危机已经中国出口型经济困局初现之时，郎教授有对于中国面临的经济困难有一个解释，许多人认为很有道理，但我从中发现了一个很搞笑的逻辑：中小企业因为缺钱而腾出钱来炒股炒楼。

各位不信郎教授会提出这样的自相矛盾的“理论”吗？且听我娓娓道来。

看郎教授是怎么说的：“处在过冷部门的民营制造业，他们怎么办？请注意银行利率上升，存款准备金利率上升，因此处于过冷部门的民营制造业，他们的投资环境急速恶化，……如果你是他们，你们会怎么做？你竟然会和他们一样，那就是你把应该投资而不投资的钱拿出来或者把工厂关掉，把钱拿出来，打到过热的部门去炒楼、炒股去了。所以第二个管道就是在这种宏观调控的压力下，使得制造业的企业家把资金从过冷的部门抽出，打到过热的部门去炒楼，也使得过冷的部门更冷，过热的部门更热。”（郎咸平：“亿达智赏”2008大连城市经济发展论坛演讲）

请注意，郎教授在这里说银行利率上升，存款准备金利率上升，导致了民营企业投资环境的恶化，然后导致他们干脆关了工厂，转投到房地产和股市去了。这其中的意思就是说，银行利率导致贷款成本大了，而存款准备金上升贷款的难度也大了。我们知道准备金是指商业银行要拿出来存到中央银行的那部分钱，这部分钱商业银行不能拿出来放贷，准备金提高就意味着商业银行放贷的那部分钱少了，所以贷款就难了。按理说，贷款难了，民营企业家资金短缺了，如果工厂产品仍然有足够的销路的话，企业家就应该更加节省、从自己的其他方面腾出钱来做维持自己的工厂才对啊，可是郎教授不这么认为，他明确告诉我们，因为工厂投资缺钱，工厂主反而把投资工厂的钱给腾出来去炒楼炒股了。是什么原因导致郎教授产生这么雷人的推理呢？

很简单，是因为郎教授当时没看到问题的真实本质，尽管郎经常宣称自己看问题就是看本质。其实，真正的原因不是因为银行紧缩贷款导致民营企业家关闭工厂，而是因为当时（2007年底到2008年）欧美金融危机已经爆发，那里的银行吓怕了，不敢放贷给老百姓消费了，须知美国人在危机前人均六张信用卡啊，这下那里的老百姓没钱买东西了，这就导致中国出口艰难，产品卖不出去，所以中国工厂才会关闭，这些企业主才不得不把钱投到房产和股市上。也就是说，如果没有外部需求的锐减，出口量仍然像以前那么好的话，企业主一定会想方设法筹集资金维持工厂的。反之，在外需锐减、产品无销路的情况下，即便银行不紧缩信贷，甚至是放宽信贷，这些企业主仍然会毫不犹豫关闭工厂，你银行给我再贷款有什么用啊，我产品都卖不出去。

可惜的是，在07年底和08年的时候，郎教授到处鼓吹说中国的制造业危机不是国际金融危机导致的，而是中国的紧缩政策导致的，是宏观经济政策搞错了。郎教授不止在一个场合说过，即便没有次贷危机，中国的制造业也会在国家宏观调控中面临危机。说什么中国的制造业利润只有百分之五，你提高利率直接就会导致他们破产。

幸运的是，到2009年郎教授终于醒悟，发现原来这一切是因为“美国人不买中国产品”（郎咸平09年3月出版的《金融超限战》第四章第四节的标题）了。郎教授解释道：“我最近看很多别的媒体的报道，有一个很著名的电视媒体的一个节目，是关于华尔街的。我看了几集之后发现，我都看不懂这个节目，而且越看越乐观，跟我想的不一样，所以干脆我自己出来讲算了。不讲不行了……”（《金融超限战》第四章开篇语）至此，郎教授终于推翻了自己之前说的的中国制造业危机是由于政府的宏观调控的观点。

事实上，笔者早在危机一开始就已经指出了这个真正的问题，美国是金融危机，而中国是经济危机。从次贷危机爆发的那一刻开始，我们面临的就是实打实的实体经济危机：制造业产品销量一夜之间锐减，中小企业成片倒闭。

二、美国是金融危机，中国是经济危机

我们已经知道，美国已经不会爆发经济危机，它只有金融危机。在这次全球性的金融和经济风暴中，美国是次贷危机的新帝国主义金融危机，但是中国则相反，从次贷危机在美国全面爆发的第一刻起，中国开始的经济危机，很简单，美国是中国制造业第一大的出口市场，次贷危机就是让美国人一下子没钱买东西了，中国的产品就卖不到美国了，中国沿海制造业中小企业立马成片倒闭。这不是经济危机是什么？你把马克思请出来，他也得说这是经济危机，因为这恰恰就和他定义的经济危机是一回事：生产过剩（产品卖不出去）、大量企业倒闭、大量工人失业。当然，我前头说了，今天的资本家基本上不会生产过剩，而是产能过剩，他们今天发现苗头不对，明天就会解雇工人、减少产量，而不会出现大量产品积压的情况。

早在2008年底，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宏观经济分析与预测”课题组（以下简称人大课题组，负责人：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杨瑞龙教授）就对中国将要面临的这种经济危机做出了预测。他们当时预计2009年潜在GDP缺口将进一步扩大，总供给与总需求的不平衡进一步恶化，2009年潜在GDP缺口比2008年平均恶化了85.3%；失业水平将进一步扩大，2009年中国的失业规模将会接近3200万，调整后的失业率也将由2007年的7.1%攀升到9.3%左右。世界经济将深度下滑。这会对中国出口带来严重打击，使得中国外需下滑的幅度远超过2008年的水平。同时，由于中国出口收入弹性很高，出口对于主要贸易国的国民收入增长较为敏感。欧洲、美国、日本三大经济板块的同步小大幅度下滑将使中国的出口带来直接的深度冲击。因此，中国当前经济影响巨大的出口和进口增速将双双持续回落，其中出口增速下滑更为剧烈，预计将出口增速将下降6.9%，进口增速下降6.1%。这导致2009年贸易顺差较2008年少增加146亿美元，贸易顺差的增长速度为-5.5%。

与2007-2008年不同的是，2009年中国出口的问题不是内部成本上升与竞争力下降的影响，而是外部需求下降的冲击。2009年金融危机对美国、欧洲、日本的实体经济带来的实际冲击，其进口需求的下降才将全面显现。这种需求冲击，很难利用人民币升值减缓、出口退税率提高以及出口补贴等供给方刺激政策来缓和外需的下降。

当然，我们幸运地看到，无比强大的中国政府在2009年用凯恩斯主义的方法打败了经济危机，四万亿（2008年11月推出）基建工程砸下去，立马消化了钢筋水泥的过剩产能，从而也弥补了出口骤减导致的GDP增长缺口，中国经济在2009年成功保八，全球一枝独秀。

但是各位也不要忘了，尽管在数字上我们的GDP达到了8.9%的年增长，但是实际上整个2009年中国的出口型中小企业的局面并没有丝毫的好转，反而继续倒闭了更多的企业，打工仔们的就业问题依然很严峻。因此可以这么说，在这一年整体上我们打败了经济危机，但是在出口导向的制造业这个局部，仍然处在严重的危机之中。这原因很简单，只要欧美一天不复苏，我们的出口就没法恢复啊，四万亿投资都投到了基础设施和工程，获利的是钢筋水泥的生产厂家和房地产行业及其相关产业，四万亿如果能拿出一半来直接向扶植制造业企业，那他们的危机就能解决。但我们并没有做，所以制造业危机依旧。

2009年的中国制造业危机，比2008年严重数倍，到2010年初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时我们发现，2009年中国的净出口对经济的拉动竟然是-3.9%，而这一数据在2008年仍是正的0.8%！这个负值中国只有通过政府四万亿投资去弥补，2009年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拉动从2008年4.1%猛增到8.0%，这才中和了出口-3.9%的负效应。

五、如何面对“增长型衰退”：四万亿花完后中国经济二次探底？

     在次贷危机爆发后的这几年，可以说中国正是面临了克鲁格曼所谓的“增长性衰退”，我们的解决办法是用四万亿政府投资来消化出口锐减导致的产能缺口。然而，这样做虽然解决了当下的问题，但很可能在将来导致更大的增长型衰退，即“（经济）增长的速度赶不上产能的扩张（速度）”，因为，正如郎咸平教授所言，四万亿的投资很可能是用将来的更大的产能过剩为代价，去消化今天的产能过剩（我对郎教授的这个论断是深表认同的）。

2009年年底由我国四家商务会共同制作、投放的关于“中国制造”的广告开始逐步在全球投放，而商务部虽然否认了自己是这次宣传的直接委托者，但承认在其中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可见政府与企业一样着急中国制造的销路问题。

的确，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政府的经济战略直到今天仍没有丝毫改变，那就是死死把握中国制造，除了出口还是出口，把外向型经济作为中国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和主要方面。

2008年中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已超过60%（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高度依赖出口的经济，一旦面临国际需求的锐减怎么办？中国政府有妙法。每每遇到这种情况，我国政府便采用“临时性紧急措施”，即政府大量增加投资和公共支出来扩大内需，弥补由出口锐减带来的经济衰退，使中国经济保持必要的增速（“保八”），直到国际经济环境好转为止。“临时性紧急措施”一般维持三五年的效果。上一次亚洲金融风暴是这样，这一次全球经济危机也是如此，四万亿起到的作用就是一个字：“拖”，一直拖到世界经济回暖，外部需求回升为止。

然而，西方学者对此的评论足以引起我们的重视：“世界已经发生了变化，但中国还没有变。中国针对全球金融危机做出的回应，看似极为成功。但这是一个假象。中国的解决方案是大幅增加投资支出，这将带来更大的产能过剩。高储蓄、高投资的中国经济，对中国人民来说代价高昂，对世界也具有破坏稳定的影响。早就应该推行彻底的改革……根据中国目前的发展模式，政府对家庭收入征税，支持企业利润。如今，企业占中国庞大储蓄额的一半以上。由于消费的增长速度往往低于GDP增速，过剩产能只能通过更多的投资或出口得到利用。今年，经济危机使出口变得不可能。但中国亟需再度扩大出口。结果很可能是一场贸易体系内的危机。”（英国《金融时报》2010年11月30）

在这次危机中，中国政府的这一意图还是相当明显的。首先，中国的出口退税在全国财政困难的情况下仍然上调至17%高度，政府倾全力维护出口；其次，我们的4万亿投资计划，既没有用于民生的教育、医疗、养老、住房，也没有用于调整经济结构，而是投入大巨大的GDP工程，目标只有一个：保障经济增速；第三，政府在房地产政策上超级宽松，开发商资本金比率下调至15%，房产交易营业税、契税可以减免，购房可以办理当地户口，等等一系列政策比2003年房地产调控以前还宽松，因为房产本身也是巨大的GDP拉动器，维护和刺激房地产的目标也是GDP。总之一句话，在外部需求锐减的情况下，中国政府采取的是临时性的可以骤然增加GDP增速的内部经济措施，而不是采取持久的藏富于民的经济战略。

向过往看，这种战略基本奏效，这种战略是基于这样的假设：外部需求的锐减是暂时的，三五年之内一定会恢复；然而，向将来看，这种假设是否存在破灭的可能，即在一次危机之后，世界经济持续低迷，远远超过三五年，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外需无法恢复。这就是我们面临的最大风险。

而克鲁格曼则称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主要是东亚）的经济繁荣称为“建立在浮沙之上”的增长，“就是一只纸老虎”，他主要担忧的是这些经济体的增长不是建立在技术进步和生产效率提高基础上的实质性增长，而是主要靠劳力与投资增加的膨胀性、依赖外需的增长。亚洲繁荣1997年被一夜戳破，资产泡沫破裂。

诚然，若干西方经济学者在此基础上宣扬的中国经济崩溃论并不可取，然而这些论述实在值得中国警醒。一面是消费需求不足，一面是巨大的产能过剩，这是增长型衰退同一枚货币的两面。中国欧盟商会最新报告显示：2009年铝业的产能利用率预计为67%；风力发电业为70%；炼钢业为72%；水泥业为78%；化工业为80%；炼油业为85%。然而，庞大的额外产能仍在建设中。产能过剩的规模可见一斑。2008年底，中国炼钢业产能为6.6亿吨，而需求为4.7亿吨。其差额大致相当于欧盟的总产出。 “目前中国还在建设5800万吨的新产能”。我们用于对付外部需求骤减的“临时性紧急措施”（GDP投资工程）似乎带来了一种滑稽的循环，我们用这种投资“治愈”了今年的产能过剩，结果是增加了明年的产能过剩（参见英国《金融时报》11月30）。
    如此往复，则一年比一年增加过剩产能，当然，按照“经验”如果能拖到国际需求恢复之时，这些过剩的产能就可以用来生产卖给外国人的产品。而倘若政府钱花完了，外部需求还没有改善，那么我们就有迎来持久的产能过剩的危险，也就是持久的“增长型衰退”。当然，这种可能性是比较小的，我们已经了解，美国不可能不恢复它的新帝国主义印钱购物经济和债务经济的运转，我们也看到，2010年开始，美国就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恢复了，信贷逐渐恢复到危机前的松度，相对应的，中国的出口已经在强劲复苏。

政府四万亿之后面临的唯一潜在的风险是，由于这些投资中很大一部分都是用将来更大的产能过剩来消化当时的产能过剩，这也就意味着，这种政府投资结束后，即便外需已经恢复，但是我们中国的产能已经变得比经济危机发生之前还要大了不少。如果说危机前的产能刚好被国内国外的需求加起来消化掉的话，那么危机之后，国内国外的需求加起来就消化不掉这些产能了，会形成总的产能过剩。如果这个产能过剩比较大，经济就会继续“增长型衰退”，如果过剩得不大，那就没什么大问题。

所以，现在很多人在讨论四万亿花完之后中国经济会不会探底，我想答案已经很明确：这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美国为首的外需恢复的程度，二是相对于危机前新增的产能有多大。这两者只要有一个出现大问题，中国经济二次探底就在所难免，如果两个问题都很严重，那么二次探底就很厉害。从目前的形势看，外需恢复的相当不错，剩下的问题就只有等四万亿花完，看看到底会导致多大的新产能过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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