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系列数据和现实仿佛证明中国经济即将出现拐点。比如从资产价格趋势来说，中国Ａ股二季度迄今为止几乎是单边下跌的，整个股市的估值已处在历史的低位。而地产在严格的调控政策下，虽然商品房价格没有出现大的动荡，但交易量急剧萎缩。对宏观调控效果乐观的人们，认为二季度后中国地产价格将出现下降的拐点。这两个拐点可以总结为拉动中国经济的投资引擎呈现出疲软之势。而十数年来另一拉动中国经济的主要动力外贸，也不乐观，今年前四个月的顺差同比下降了78．60％。

　　从经济结构来看，中国除了依靠这两大引擎之外，还真不知道依赖什么路径保持可持续发展。于是乎，中国经济发展能否保持过去三十年的高速成长，成为人们议论的对象，但想从本质上解释这个问题是相当困难的，因为三十年来到底是不是有一个所谓的中国模式至今没有定论，但这似乎并未妨碍拐点论在中国的盛行。

　　比较宏观地看种种证明中国经济正走向断崖的拐点论，可以分为两类，一类学术一些，比如刘易斯拐点；一类大路货一点，就是谈股市低迷、过度投资导致了大量的产能过剩，以及无法遏制的地产泡沫等不良经济运行方式无法持久，即将出现拐点。

　　但无论有多少种拐点，都不像真的在阐释中国的经济运行，也不是对中国经济现实的准确描述，而是像极了一场电视抢答节目的脑筋急转弯。这可以是一种娱乐，却绝非是面对问题的态度和解决问题的方法。

　　比如用越来越常识化的刘易斯拐点来说明中国的经济，就存在着不小的滥用。不错，刘易斯拐点的经济发展模型是建立在就业人口结构和数量发生种种变化基础上的，但这个在上世纪70年代成型的经济发展理论，和眼下中国经济的发展状态，甚至和目前全球的经济发展并不那么吻合。

　　1979年，阿瑟·刘易斯先生获得诺贝尔奖时，瑞典皇家科学院的颁奖辞认为所谓的刘易斯拐点建立在两个模型之上。第一个模型，“是建立在发展中国家经济"双重"性质之上。在一个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中，有一个按传统运行的农业部门，这个部门主要以自给经济为基础，并且包括了大多数人口；还有一个比较现代化、以工业生产为主要目标、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部门。经济的活力和后一个部门相关联：由于人们从农业部门游离出来，这一部门便因此有了几乎"无限制"的劳动力资源而得以扩大。劳动力可以用低廉的工资成本（与落后的农业部门的生活水平相适应）购得，为现代部门积累的利润提供日益增长的储蓄额，为扩展资本的形成提供了资金。”

　　而第二个模型：“是有关发展中国家和工业化国家之间的贸易条件的决定因素，前者出口原材料和热带产品，后者出口工业产品，两组国家富裕国和贫穷国——分别生产两种产品：一种产品（食品）为两者共有，而另外一种产品其模型比喻为"咖啡和钢铁"”。这一模型要表明，“正是由于与富裕国的农业生产率相比，贫穷国极其低下的农业生产率决定了两组国家之间的实际的贸易条件。”

　　第一个模型对中国而言，似乎还能继续说明一些经济现象，比如产业从沿海向中西部转移的过程，依然有这样的就业人口的现象；但第二个“咖啡和钢铁”的模型，已经完全无法解释还相对落后的中国，其工业品全球热卖，并在全球大肆购买原料。这就意味着所谓的刘易斯拐点即使出现在中国也就是半个拐点。

　　至于股市低迷、过度依赖投资、产能过剩和地产泡沫这些现象，更是难以找到什么拐点，可以预测未来价格的向上或向下的趋势。经济现象，尤其是涉及到价格趋势波动，其成因是相当复杂的，即便事后要找到发生性质变化的拐点，也要相当长的时间。不是这个季度看到中国地产普遍下降了，价格的拐点就到了；更非某个产能过剩的支柱行业的某个大企业出现了当年巨额亏损，中国整体的经济就同时拐点了。

　　这么容易被发现的拐点，通常不会是历史性的拐点，而只是一种被拐点。企图以简单的结论代替对中国经济长周期波动的描述，无疑是不负责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