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红丛书(1)
日出东方
王先金 编著
第九章 中共“一大”代表和主要人物的结局(2)
(十) 陈独秀病死江津
1939年8月底一天的午后，一艘朝辞重庆的小客轮在江津靠岸了。
此番远足，陈独秀明知也难寻得他的净土和乐园，但他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
在中共党史上，从“一大”到“五大”，陈独秀都是中共第一号人物。时间是1921年至1927年。
就在1927年蒋介石“四·一二”政变前的一周，4月5日，陈独秀与汪精卫所发表的《汪陈联合宣言》，还在那里口口声声说“事事协商，开诚进行”。
“四·一二”之后，中共陡然陷入逆境之中。一大批中共党员遭惨杀，内中有中共主将李大钊、赵世炎、张太雷以及中共“一大”代表李汉俊。
在1927年4月中共的“五大”上，陈独秀受到党内尖锐的批判，他的领袖地位动摇了虽然大会仍然选他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
到了七月下旬，就连武汉汪精卫的国民党政府也实行“分共”，大批逮捕和屠杀中共党员。
在这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中共召开了“八七会议”。这次会议，推选瞿秋白、李维汉、苏兆征等组成中共临时政治局。由瞿秋白取代了陈独秀，主持中共中央工作。
从此，陈独秀离开了中共的领导岗位。这年，他四十八岁。
此后，他与中共中央、共产国际的分歧越来越大。1928年7月，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时，共产国际直接邀请陈独秀出席，他拒不出席。
此后，他越走越远。以他为首，组成了中共反对派，人称“陈独秀派”。他的观点与托洛茨基不谋而合。他组成了反对派小集团。
1929年10月26日他和彭述之联名致信中共中央，表明自己的政治态度：“托洛茨基同志在一年以前，已经预见到你们不正确的政治路线之发展和你们真正的政治面目。……你们说我们是反对派，不错，我们是反对派；我们的党此时正需要反对派……”于是，同年11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关于开除陈独秀党籍并批准江苏省委开除彭述之、汪泽楷、马玉夫、蔡振德四人决议案》，从此，这位中共“开山书记”被开除了中共党籍。
此后，陈独秀组织了托派小组织“无产者社”。在1931年5月中国各托派小组的“统一大会”上，他当选为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的中央总书记”。
1932年10月15日，蒋介石以“危害民国罪”逮捕了陈独秀，尽管他是“反对派”的总书记。
1933年6月30日，国民党政府最高法院终审判决，判处陈独秀有期徒刑八年。
在狱中，陈独秀有两大书架，放着经、史、子、集，他埋头于钻研《说文》。
1937年“七·七”事变后，抗日战争爆发。在全国人民“一致抗日”的强烈要求下，经过中国共产党代表周恩来、董必武等人的有力斗争，蒋介石只得将一大批政治犯予以释放。经胡适和天津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保释，陈独秀得以出狱。1937年8月23日中午，面色苍白的陈独秀带着一丝矜持的微笑，神态自若地步出国民党南京“模范监狱”的大门，把他第五次被捕为期四年零十个月的铁窗生活，连同前来接迎的国民党中统局官员丢置脑后。
陈独秀出狱后，暂时住在当年北大学生傅斯年家中。董必武奉中共中央之命，去访问他，多年未见，他们谈了很久。董必武劝他：“应以国家民族为重，抛弃固执和偏见，写一个书面检讨，回党工作。”
陈独秀回答说：“回党工作固我所愿，惟书面检讨，碍难遵命。”
在董必武与陈独秀谈话后，过了一段时间，陈独秀也曾想到要去延安。于是，他托人转告中共驻南京的代表，说明自已巳脱离托派组织。他又亲自写了一封信并起草了抗日的七条纲领，托人转到中共中央。据捎信人罗汉告诉陈独秀，博古看信后表示，陈的纲领与党中央所确定的路线并无大的分歧。
对于陈独秀态度的转变，中共中央是欢迎的。9月10日，张闻天、毛泽东致电林伯渠，提出党对托派分子的几条原则：第一，我们不拒绝过去犯过错误而现在真正悔悟、愿意抗日的人联合，而且竭诚欢迎他们的转变；第二，陈独秀托派分子若能实现下列三条件时，我们亦愿意与之联合抗日：(1)公开放弃并坚决反对托派全部理论与行动，并公开声明同托派组织脱离关系，承认自己过去加入托派的错误；(2)公开表示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3)在实际行动中，表示这种拥护的诚意。至于其他关系，则在上述三条实现之后再考虑。
林伯渠、周恩来、王若飞、叶剑英等人对他的回归亦作了大量工作。
但此时，由于王明和康生在背后捅刀，使陈独秀未能去延安。
1938年，国民党政府搬迁武汉，陈独秀亦随之南下，住在武昌。
由于战局恶化，国民政府从武汉搬到重庆，陈独秀又来到“陪都”。
不断的迁徒、飘泊，使携着家室、抱着病躯的陈独秀几乎喘不过气来。山城的酷暑高温，日机的频繁空袭，以及多如牛毛的特务，更使陈独秀难得安宁。在客居江津的友人邓仲纯一再邀请和催促下，陈独秀只好抱着“住住看”的心情，与妻子潘兰珍又一次踏上了旅途。
于是，带着他的第四任妻子潘兰珍（在高晓岚、高君曼之后，陈独秀还曾与施芝英同居多年），离开重庆坐船来到江津。
处于极端孤立的政治环境，时感寂寞和孤独的陈独秀，在贫病交加的晚年生活中，终于卧病床褥。时为1942年5月13日夜。
他是前日上午用蚕豆花泡水饮半小杯后中毒的。据好几位医生说，用蚕豆花泡水，服之可治高血压。因这次所用蚕豆花，采摘时遇雨，晒干后其中仍有发酵的，泡服时水已呈黑色，因而中毒。所幸病情不甚严重。
13日上午，友人包惠僧从重庆陈家桥来访，这空谷足音，使陈独秀非常高兴。他因心情高兴，午餐时吃四季豆烧肉过量，加之他是多年的十二指肠溃疡患者，一经食物作梗，于是夜不成寐，午夜呕吐大作……病情拖延至17日午后七时，陈独秀从床上挣扎起来，欲上厕所，刚一下床便晕倒在地，四肢僵厥。
陈独秀的高血压本来已经很严重，这次又是数病并发，他觉得自已的身体已抗不过病魔的凶焰，只得请人把病情告诉儿子和与松年同在九中执教的北大同学会的何之瑜。松年与何之瑜立即邀邓仲纯到石墙院诊治。
然而，风烛残年，病入膏肓，陈独秀自知即将就木，他垂危的生命如同一轮残阳，正急剧坠落。5月25日黄昏，他把兰珍、松年等亲人唤到了床前。
他清癯的一张脸已瘦削不堪，下巴上稀疏的山羊胡子长约寸许，双眼时闭时睁，嘴唇微微翕动，发出的声音是那样虚弱。
忽然间，他吃力地睁开眼睛，用似乎伤感的目光，在亲人们的脸上缓缓移过。
“先生，你想说什么？你说呀！”噙着一汪泪水的兰珍，强忍住揪心的悲痛，贴近丈夫的耳旁，柔声地说。
陈独秀忧郁的目光在兰珍的园脸上停留了片刻，他猛地伸出青筋暴突的干枯的手掌，用力握住了兰珍柔软园实的小手。
“先生……”兰珍抚着丈夫的额头，一声悲怆的呼唤，便泪如雨下，泣不成声。
陈独秀喘息着，他想告诉儿子，他的一生事业，多归失败，他痛感自已未能认真总结功过得失，经验教训。但他相信未来的中国，前途有望。
然而陈独秀又一时语塞。他双目直对着房顶，喟然长叹一声：“我的‘小学’，‘小学’，我只注‘抛’字啊，可我，就要抛、抛它而去了……”一颗浑浊的老泪，从陈独秀的眼角漫漫滴了下来。
此后，便是不断的昏迷、呓语，呓语、昏迷……
1942年5月27日晚9时40分，这位以创办《新青年》杂志首倡科学与民主，在领导“五四”运动中执牛耳，尔后参加创建中国共产党而闻名于世，曾被青年毛泽东誉为“思想界明星”，晚年曾一度坠入托派的泥淖的陈独秀，就在这满目的凄凉中，无比惆怅地离开了他始终关注着、热爱着的人世，享年六十三岁。守在他病榻旁的，只有他的妻子潘兰珍，儿子松年夫妇，孙女长玮、长瑜、侄孙长文，北大同学会的何之瑜及前往探视的包惠僧共八人。
1942年6月1日，在江津县大西门外鼎山山麓、开明巨商邓燮康家的茔地康庄，隆起了一座背靠青山，面临长江的坟冢。
毛泽东在延安时就说过，将来修党史，要讲讲陈独秀的功劳。
对于陈独秀的评价，到了21世纪，学者们本着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尽可能地为他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比如大革命失败的责任问题，以往的党史认为，陈独秀的投降主义葬送了大革命，他要对革命失败负责。有学者认为，大革命是在联共政治局和共产国际直接领导下进行的。指导中国大革命的路线、方针、政策，几乎全部来自莫斯科，中共中央的活动范围和实际权力是很小的。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应对大革命失败负责。
以往党史书中常用“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说法，现在只保留了“右倾机会主义”的说法。
有学者认为，陈独秀晚年在中国革命理论的研究方面有所前进，强调中国当时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力和民生问题的重要性，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思想。
陈独秀晚年是否接受过来自国民党的资助问题，有学者在查阅朱家骅档案时，发现6封与此事有关朱家骅与陈独秀来往信函，依据这些信函指出，陈独秀接受了资助，但收得并不情愿，也没有拿为国民党办事作为交换。
陈独秀被开除出党的主要原因是因为他反对李立三的全国大暴动计划和在中东路问题上保卫苏联的口号。历史已证明李立三是错误的，因此，开除陈独秀的党籍也是错误的。
（十一）陈潭秋遇害于新疆
陈潭秋，原名澄，字云先，湖北黄岗人。1921年出席中共一大。
1945年6月9日，中共“七大”选举中央委员会，共产生了四十四名中央委员。按得票数多少的顺序排列在第十一位的陈潭秋，是中共“一大”代表，其实那时已不在人世了。因为处于战争环境中，消息阻塞，以致代表们还不知道他已牺牲。
早在1943年9月27日的夜里，陈潭秋被新疆军阀盛世才秘密处决于迪化（今乌鲁木齐）。敌人怕枪声会惊动四周，他们用麻绳勒死陈潭秋。当时，他只有四十七岁。
在同一个夜晚被绳索勒死的还有周彬亦即毛泽民，毛泽东的胞弟，与陈潭秋同龄。
还有林基路广东台山人，中共党员，新疆学院教育长，年仅二十七岁！
1942年9月17日，盛世才以“督办请谈话”的名义，将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等人骗去软禁起来。当天，中共在新疆的工作人员及家属一百多人，也被软禁。
中共中央书记处获知消息后，于1943年2月10日给正在重庆的周恩来发去密电：“你们与张治中谈话时，望提出释放迪化被盛扣留之徐杰等一百四十余人的要求。”
中共中央只知道陈潭秋被捕，但不知陈潭秋后来被秘密处决。
中共在新疆的工作，原由化名王寿成的俞秀松负责。俞秀松在1938年6月25日被押送苏联之后，被诬为托派而惨遭冤杀。新疆工作改由邓发主持。陈潭秋于1939年5月从莫斯科途经新疆回延安。在他到达新疆时，中共中央来电，要他留在新疆，接替邓发。
中共“一大”之后，陈潭秋回到武汉，是武汉区委员会负责人之一。1923年，京汉铁路爆发著名的“二·七”大罢工，陈潭秋是领导者之一。
1924年，陈潭秋任中共武汉地委书记。他写过一首《五一纪念歌》：
五一节，真壮烈，世界工人大团结！
发起芝加哥，响应遍各国。
西欧东亚与美洲，年年溅满劳工血！
不达成功誓不休，望大家，齐努力，
切莫辜负五一节！
1927年，陈潭秋任中共江西省委书记。在中共“五大”上，他当选为中共中央候补委员。
1928年10月，中共中央决定撤消北方局，由陈潭秋、刘少奇、韩连惠代行北方局的工作。以“潭少连”作为中共北方党组织的代号。
1930年，陈潭秋出任中共满洲省委书记，年底在哈尔滨被捕。直至1932年7月党组织营救出狱。他和谢觉哉打扮成商人，通过封锁线，潜入江西根据地。他出任中共福建省委书记。
此时，他的妻子徐全直在上海被捕，于1934年1月牺牲于南京雨花台。
红军长征开始，陈潭秋奉命留守江西。在战斗中，他的右耳被子弹打掉，脑子受到剧烈震荡。受了重伤的他，被送到上海医治。稍好，他奉命和陈云、杨之华等一起前往苏联，出席共产国际“七大”。
1935年5月，他奉调回国，在新疆工作。
董必武闻陈潭秋凶讯，泪如雨下，写下悼诗：
战友音容永世违，平生业绩有光辉。
如闻声音精神振, 展诵遗篇识所归。
他与徐全直生一女二子。徐全直牺牲后，他与王韵雪结婚。在新疆，王韵雪亦被捕幸免于难。
就在陈潭秋被秘密杀害之际，那位出席中共“一大”的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代表尼科尔斯基，在苏联死于冤案被诬为托派。
（十二）沦为巨奸的陈公博
陈公博广东南海县人。1917年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在新文化运动和“五四”爱国运动的影响下，身受社会潮流的骚动，思想相当活跃。后来在陈独秀引导下参加了中共，做了广州党支部的负责人。
1921年7月，陈公博在出席中共“一大”之后，回到广州。1922年6月，陈炯明在广州叛变，炮轰孙中山总统府，陈公博还写文章“拥陈反孙”，受到中共组织的批评。
中共为了挽救陈公博，特派张太雷去广东，要求他立即去上海向党组织做出解释。陈公博不但断然拒绝，还在给陈独秀的信中说：“今后独立行动，不受党的约束。”不久又在广州党的组织会上公开宣布：“我不再履行党的任务。”甚至扬言：“拟离党而另组织广东共产党。”鉴于陈公博分裂党组织，错误严重，而且不思改悔，影响恶劣，中共中央于1923年春决定将他开除出党。
此后不久，他便前往美国留学，在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攻读经济学硕士学位，得到了汪精卫的大力支持与帮助。1924年，他完成了那篇硕士论文《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他在论文中写了如下一段话：
“一句话，远东古老的土地上现在充满了激进主义。如果在中国的压力不停止，那么大既在不久的将来，一个中国的新制度就要麻烦历史学家在世界历史上增加一页，来叙述苏维埃主义的进一步胜利。”
陈公博加入过中共，他读过马克思主义的书，因此他说出了预见中国历史发展必然趋势的话。但是，他又背叛了这一切，逆着他自己所说过的历史发展趋势而行。
1925年4月，陈公博回国后，廖仲恺亲自介绍他加入国民党，并委任他为国民党中央党部书记长。曾任国民党中央农民部长、劳工部长，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主任，为国民党改组派首领之一。
北伐期间陈公博出任北伐军司令部政务局长，与蒋介石靠得很紧。但由于蒋介石拥兵自重，强行欲将国民政府迁往南昌，陈公博反复权衡，最终选择返回武汉，投入汪精卫的怀抱。
1927年之后，他紧紧追随汪精卫反蒋、讨蒋，同时也公开分共、反共。
蒋介石东山再起，抓住陈公博广州起义的口实，被南京政府以“勾结共产党，违反纲纪，在粤叛变”的罪名，当即饬令派军队“争途进剿，以清叛逆，而安闾阎”，陈公博只身逃往香港。
1928年冬，陈公博邀集“粤方委员”顾孟余、王法勤等人成立“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自己为负责人，公开打出改组国民党的旗号，与蒋介石对着干。蒋介石恼羞成怒，于1929年初召开的国民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上作出决定，永远开除违反本党纲纪的陈公博党籍。
当汪精卫在1932年出任南京政府行政院长，他出任实业部长。抗日战争爆发后，陈公博担任国民党四川省党部主任委员。
1938年12月22日，陈公博赴越南河内与汪精卫见了面，并与周佛海、陶希圣等人发表了响应日本首相近卫文糜(米为吕)声明的卖国《艳电》。
1939年，汪精卫叛国投敌,陈公博与他狼狈为奸，担任伪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
1940年，汪伪国民政府成立，陈公博担任立法院院长、政府主席兼行政院院长、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上海市市长。成为仅次于汪精卫的第二号大汉奸。
1944年11月10日，汪精卫在日本名古屋逝世。离世前，他指定陈公博为继承人。陈公博成为伪国民政府代主席，成为汪精卫死后的头号汉奸。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陈公博逃往日本，又被抓了回来。
在苏州狱中，陈公博力图为自己的汉奸罪行辩解，写下了洋洋六万余言的自白书。
1946年4月5日下午，陈公博在苏州受到公审。经过公审，4月12日，江苏高等法院宣判陈公博死刑，剥寻公权终身。
已从日本回来的陈公博的妻子李励庄不服，向最高法院提出《申请复判状》。五月十四日，最高法院驳回李励庄上诉。
6月3日,陈公博被枪决。
陈公博在行刑前，执笔写信给蒋介石：“悬悬放不下的还是一个共产党问题，因为这个问题，关系到国家前途，关系到党的前途，更关系到先生的前途。......”
这个大汉奸临死前还不忘反共，他与蒋介石在反共方面是完全一致的。
信未写完，他掷笔不写了。他对法警说：“请多帮忙，为我做得干净些。”
枪声响了，陈公博结束了他的五十五个春秋的生涯。
（十三）卖国求荣的周佛海
周佛海湖南沅陵人。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经济系毕业。
周佛海在中共“一大”后，仍羁留在上海。热恋中的他，与杨淑慧定于当年阴历8月16日订婚。
不料，订婚前夕，上海《时事新报》捅出消息，说“周某人行为不检，家有发妻，此次又将骗娶某女学生。”看了报纸，杨淑慧的父亲不胜震怒，把杨淑慧关在家中，不许她再与周佛海见面。
杨淑慧从窗口跳出，逃至渔阳里二号，找到寄居在那里的周佛海。于是，周佛海带着杨淑慧私奔日本，在鹿儿岛同居，生下儿子周幼海。
周佛海由于他是中共党员，一回到日本，立即受到日本警方的注意。
1924年5月，周佛海受戴季陶之邀，从日本来到广州，出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秘书。同时又兼任广东大学教授。当年，戴季陶和周佛海一起出进渔阳里，高谈阔论共产主义，如今他成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
周佛海在国民党政府里当了官，他认为在国民党里的仕途通达，远远胜过共产党。于是，在1924年9月，周佛海提出脱离中共。当时中共广州区执委的负责人周恩来亲自劝说周佛海，亦无效果。周佛海写了一信，声言脱离中共。中共中央同意了他的脱党要求。
周佛海脱离中共后，追随戴季陶，从1925年下半年起，发表了一系列反共文章，公开表明他与中共决裂。
1927年周佛海任国民党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政治总教官、总司令部政治部主任。1931年，当选为国民党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此后历任国民党中央民众训练部部长、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蒋介石侍从室第二处副主任。
汪精卫出任行政院长后，周佛海又日渐与汪精卫接近。
1938年12月，周佛海随同汪精卫一起叛离重庆。以后，在汪伪政权中成为第三把手。在汪精卫死后，周佛海出任行政院副院长兼上海市市长。
1940年，周佛海有一次在向青年学生发表学说时，他说：“我因为和毛泽东同乡，所以二人同住在一个私立女学校的楼上。一连开了六天会，最后一天，为法国巡捕所包围，几乎全部都被捉去。第二天，我们便都到了嘉兴，雇了一只船，开到南湖中间，开最后一次会。结果推举陈独秀为委员长，我为副委员长（实际是：陈独秀未到任前，由他代理。）。张国焘为组织部长，李达为宣传部长。中国共产党，便这样的在一只小船中，正式成立了。现在回顾起来，真和做梦一样。当时万万想不到我们几个年青的学生，会闹出这样的大乱。二十年来，流了多少血，死了多少人，烧了多少村庄，破坏多少城市，损伤国家多少元气，都是我们几个青年学生，种下的祸根。我现在想起来，真对不住国家，对不住人民。国家弄到现在这样危险恶劣的情形，我们不能单责军阀和官僚，当时在嘉兴南湖的小船中的几个青年，也要负很大的责任的。”
周佛在政治舞台上真是“演技”高超：从中共发起人转为反共猛士。
周佛海又精于政治投机。1944年，眼看着日本大势已去，汪伪政权危在旦夕，他暗中又与蒋介石眉来眼去，表示愿为重庆方面“效劳”。
因此，1945年8月16日，在南京伪国民政府宣布解散的当天晚上，周佛海挂出了“国民党军事委员会京沪行动总队南京指挥部”的牌子，声言效忠蒋介石，气得他的“老朋友”陈公博骂他“卖友求荣”！
8月20日，周佛海被蒋介石任命为国民党军事委员会上海行动总队司令。大汉奸摇身一变，变成国民党大员。不过，他才当了一个月的“总司令”，在全国强烈的舆论谴责下，不得不由戴笠出面，把他软禁于重庆，后又移交南京监狱。
1946年11月7日，国民党高等法院判处周佛海死刑。他不服，请律师辩护，声称他当年为重庆方面做了大量“地下工作”。
如此这般，一幕闹剧演至翌年3月26日，蒋介石发布《准将周佛海之死刑减为无期徒刑》。周佛海终于保住了脑袋。
1948年2月28日，周佛海心脏病发作，死于南京老虎桥监狱。终年五十一岁。
（十四）维经斯基病死莫斯科
维经斯基先来中国，帮助各地建立了共产主义小组。他回苏联后，马林前来中国，帮助中共召开了“一大”。后来，维经斯基从1923年到1927年,共五次来华,帮助中共工作。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后，维经斯基被共产国际看成在工作中犯了重大错误，调离了中国。回国后，他不再在共产国际工作。不过，他仍时时关心着中国和中共，写下许多关于中国的文章。
1953年，他病死于莫斯科，终年六十岁。 维经斯基
（十五）李达在“文革”中蒙难
李 达
李达(文李达)，号鹤鸣，湖南零陵（今永州）人。1921年2月代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书记，主持筹备中共一大工作。7月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宣传局主任，主持创办中共第一个秘密出版机构人民出版社。
李达在中共“二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但他声言不再担任中共中央宣传主任。他与陈独秀不和。然而，他与毛泽东甚为默契。中共“二大”前夕，他应毛泽东之邀，到湖南自修大学讲授马克思主义。“二大”之后，他和妻子王会悟带着出生不久的女儿回到湖南，与毛泽东一家一起住在清水塘。李达担任了湖南自修大学校长。
1923年因与陈独秀商谈国共合作问题发生争执，李达正式脱离了中国共产党。其原因他自己说在于：一、当时党内的人多注重实际，不注重研究。而他却是只注重研究而不注重实际的人；二、对中共“三大”决定全体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想不通，他不愿意做国民党党员；三、不堪忍受陈独秀的家长制作风。
1927年9月3日，汉口《国民日报》曾刊载湖南李达声明“鄙人脱离共产党已有四年”。
李达是学者型人物。他脱离中共之后，在湖南大学当教授，主讲马克思主义社会学。1926年6月，他的哲学专著《现代社会学》出版。
1926年北伐军攻克武汉，应邓演达之邀，李达出任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代理政治总教官、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编审委员会主席。
1927年3月，李达受毛泽东之聘，在毛泽东主办的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任教。
大革命失败后，他在武昌、上海、北京、湖南、广西等地大学任教，仍旧教唯物主义哲学。
1930年夏，李达在上海参加了左翼社会科学家联盟。
他在著书、教书中，度过那漫长、孤寂、艰辛的岁月。
1948年初，李达忽地收到中共华南局转交的一封毛泽东的信，使他欢呼雀跃。信是用暗语写成的：“吾兄系本公司发起人之一，现公司生意兴隆，望速来参与经营。”这“本公司”显然是中共的代称。
李达于1949年4月16日离开长沙，经香港坐船北上到达天津，在5月14日到达北平。毛泽东派人在车站迎候他的光临。他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
5月18日，毛泽东在香山家中与李达长谈。他仍称李达为“鹤鸣兄”。
经刘少奇介绍，毛泽东、李维汉、张庆学等人作为历史证明人，李达于1949年12月经中共中央批准，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法制委员会委员，北京政法大学副校长。
李达仍希望从事教育工作。他先是被任命为湖南大学校长，后来调往武汉大学任校长。李达写出了《〈实践论〉解说》和《〈矛盾论〉解说》两书，宣传毛泽东思想。
“文革”中由于康生说：“现在清楚了，李达开除了党籍，他是叛徒，对毛主席是刻骨仇恨的，他们有那么一帮......”。林彪也点了李达的名。
1966年8月，火炉般的武汉，一位名叫“李三”的老人在遭到十几万人大会的“声讨”、“批斗”之后，血压降到90/50，高烧持续不退，大小便失禁，终于在1966年8月24日走到人生的终点，终年七十六岁。
这位“李三”便是中共“一大”代表李达。
1980年，中共为李达平反昭雪。
（十六）董必武“九十初度”而逝
1975年3月5日，这天是董必武九十虚岁生日。正在病中的董必武，写了《九十初度》一诗：
九十光阴瞬息过，吾生多难感蹉跎。
五朝敝政皆亲历，一代新规要渐磨。
彻底革心兼革面，随人治岭与治河。
遵从马列无不胜，深信前途会伐柯。
“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董必武同志，因肝癌不治，于1975年4月2日晨七时五十八分，与世长辞。”这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宣布不幸的消息。
董必武，原名贤琮，字洁余（下加田），号璧武，湖北黄安人。1921年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后任中共武汉区委执行委员，中共武汉地委书记，中共湖北省委委员。 董 必 武
在中共“一大”代表之中，能够成为中共领袖，从二十年代直至七十年代的，唯有毛泽东和董必武两人。
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他是国民党湖北省党部执行委员。曾出席国民党“二大”，当选为国民党候补中央执行委员。
1927年12月，他的挚友李汉俊、詹大悲惨死于武汉。董必武成为蒋介石和汪精卫追捕的目标。在袁范宇弟兄的帮助下，他化装成水手从武汉乘船到上海，然后前往日本。
在日本，董必武与林伯渠、刘伯垂汇合。半年之后，他由海参崴来到莫斯科，成为中国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特别班的学生。他的同学之中有徐特立、吴玉章、林伯渠、何叔衡、叶剑英等。此后，他又转入列宁学院学习。
1932年3月，董必武秘密回国。经过漫长的旅行，他在中秋节到达江西红都瑞金。从此，他一直与毛泽东共事。
他最初任红军大学上级干部队政委。不久，出任中共中央党校校长、中华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兼最高法院院长。
长征时他已年近半百。到延安后，他任中共中央党校校长。在1938年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他增补为中共中央委员。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代理主席。
1945年4月，他作为中共代表参加了中国代表团，飞往美国旧金山，出席联合国成立大会。他在联合国宪章上签了字。
他从美国回来后，便被任命为中共代表团成员，在团长周恩来率领下，与国民党政府进行谈判。
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常委，华北局书记处书记，华北人民政府主席。
新中国成立后，董必武历任政务院副总理、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代主席、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担任中共第六至第十届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第十届中央政治局常委。
1971年9月13日，林彪“折戟沉沙”，覆灭于蒙古温都尔汗。董必武欣然命笔，赋诗一首：
盗名欺世小爬虫，以假乱真变色龙。
日照原形终必露，岿然牯岭孰能冲。
董必武与毛泽东至始至终有着很好的友情。毛泽东总是称他为“董老”。
1975年4月2日，董必武在北京病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