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聊城警方确认的29名被拐卖儿童，至今只能继续寄养在买主家里，原因是“无法找到亲生父母”。聊城刑警支队长殷广国说，“没办法，这或许是目前能给孩子们找到的最好归宿”。
　　按理，警方确认了被拐儿童的身份，在找到其亲生父母之前，就应当对他们承担起抚养的责任。购买儿童，依《刑法》规定属犯罪行为，则买家对被拐儿童身负罪责，被拐儿童自不宜寄养在他们那里。对被拐儿童的监护责任，自然而然就落在政府身上，警方把他们继续寄养在买主家里，是一种卸责行为。
　　在美国，对未成年人的监护权是受到政府严格监管的，其中监护人的道德、抚养能力受到严格审查。从媒体报道中我们就可知，一些亲生父母仅仅因为自己的抚养、教育或某种道德表现不适当，就被法庭剥夺监护权。
　　我国警方在侦破拐卖儿童案件之后，如果暂时找不到亲生父母，理应将被拐儿童移交民政部门，由民政部门处理被拐儿童的监护问题。民政部门有儿童福利机构，完全可以自己承担抚养责任。也可以依法把他们寄养在市民家庭，但必须对接纳家庭进行监护权责任能力审查，就道德、是否守法、具不具备抚养能力等作出评估。儿童买主已经涉嫌犯罪，虽因“没有虐待行为，不阻挠解救”被免于刑事处罚，但不具备监护资格，是十分明显的。
　　据媒体报道，警方将被拐儿童寄养在买主家，是有一定依据的。公安部近日有文指出，“对于暂未找到亲生父母的来历不明儿童，可责令买主继续抚养，并告知不得虐待、转卖，待找到其亲生父母后无条件解救”。责令买主继续抚养，就授予买主对被拐儿童的监护权，对监护权不进行必要审查，匆忙授受，这其中不无“玩忽职守”之嫌。对行使监护权的买主只提出“不得虐待、转卖”的条件，其中的道德与责任能力要求未免太低。
　　警方自我辩护说，买家“一般都会真心对待孩子，并且通过长时间的抚养，对孩子也产生了较深的感情”。其实，买主对孩子好具有很强的功利性，他们购买儿童目的是“续香火”，而其手段是侵犯儿童的人身权利。在法律和道义上，买主是儿童权利的侵害者，被拐儿童是买主侵权行为的受害者。一旦买主与儿童之间的感情被警方打拐行动戳穿，他们就被置于道德、法律与情感的多重悖论中，所谓感情也就真假难辩，剩下的很可能是尴尬与手足无措。在这种悖论与尴尬中，儿童不可能健康成长。
　　政府打拐，目的是维护儿童基本的人身权利，申张社会正义。打拐是对被拐儿童与买主关系的否定与还原，买主的抚养权、监护权被否定了，这种监护权就自然转移到政府手中。政府一直有儿童福利机构，抚养无家可归的被拐儿童，义不容辞。经费不足，就应当根据实际需要增加经费，政府还是别喊穷的好。以“收容能力及条件限制”为由，把被拐儿童推给买主，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