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钟腾海

    孔子为什么要离开鲁国，周游列国？原因很多，如与当政者施政理念不同、在所在国不不能实施其政治愿景、当政者压缩其生存空间、其施政愿影与当下国际环境相背等。我认为，孔子之所以离开鲁国，然后周游列国，最关键的还是跟他个人的性格有关。

    孔子是什么一个人？圣人！这不是他死后人们“追封”他的称号，而是在他活着的时候，别人就已经这么评价孔子的为人。而圣人的标准是什么？就是要“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何谓“人之生也直”？就是说一个人面对种种环境，包括面对不同的人，如当政者、同僚，在骨子里就要正直，虽然言行上可以“孙以出之”，但内心里不能有害人之心，这是“圣人”最基本的标准；何谓“罔之生也幸而免”？就是说一个人虽然通过不正当或不合理的手段攫取到自己想要的东西，达到自己想达到的目的，但最终的结局仍然不会太好。

    孔子无疑是第一种“直”的人！正因为“直”，因此就会有原则，讲立场，一讲立场，在大环境下，特别是自己处于少数或劣势的时候，无疑吃亏的是自己。在鲁国，孔子其在行“宰相之职”时已经表现出优秀的治理才能，如策略性地与齐国成功会盟，但是，也正因为他的直，他的有原则性太强，因此，他在“削家臣之城”时，显得“失道寡助”，最终失去君上的支持，最终成了孤家寡人。对于选择“削或不削家臣之城”这个大原则上，孔子是不让步的，是不能“曲”不能“枉”的。如果换成是“罔之生也直”这类人，那么，他应该就会选择“有些削，有些不削”，然后保全自己。但孔子对大原则，是不能让步的，因此，最终只能被季孙氏等逼出鲁国，然后开始了漫长的“累累若丧家之狗之旅”。

    孔子第二个性格，我认为，他当时也还是没有把“修身、齐家、平天下”理念修炼到炉火纯青、应用自如的地步，因为他仍有凡人的“暴”“慢”之性。虽然孔子有原则，但在日常行为中，孔子仍然还是会生气，还是会动怒的。正如有一次孔子有次要拿一只羊去祭拜祖先，他的弟子子贡说：“唉，干嘛要浪费用一只羊去祭祀呢，只要心意到了就是啦。”孔子听后，生气地说：“赐也，尔爱其羊，我爱其礼！”“赐”即子贡的名，但在古代一般叫人名字都要字，如子贡是端木子贡的字，只有很不客气才直呼名；“尔”即你的意思，但在古代也是一个很不尊敬的称谓。从这两个字可以看出，孔子也不是总是那么温文尔雅，不是总是那么“动容貌，斯远暴慢；正颜色，斯近信；出辞气，斯远鄙倍”的。孔子也有性格，也会发火，也有控制不住的时候。因此，如果当与当政者言语不合或争执的时候，我们可以想象，孔子也会有比较“过头”的言行举止，然后忘记了自己定下的“修身养性”的理念，以致导致当政者的不快，造成自己失去当政者支持的机会。

    孔子第三种性格，我认为，他有过份把自己的理想建立在别人实施的基础之上，比较依附于他人，缺乏强有力的自主及自我决断的意识。孔子有次面对国君的提问，他说了一句特别有名的话叫“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意思是说：每个人都要做好自己的定位，做领导的要像个领导，做下属的要像个下属，做父母的要像个父母，做儿子的要像个儿子。但这也释放出一个信号，那就是孔子总是把理想依托在别人的身上，然后迷失了自己。因为，人都有差异性，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想，并且能力也不一样，如果你把自己的理想寄托在别人的身上，其跟你“上下同欲”，那自然可以实施你的施政纲领，但如果对方不采纳或其能力很差，那又怎么办呢？正如诸葛亮其把自己的施政报负从出山始便寄托在刘备的身上，据《三国志》记载，刚开始刘备对诸葛亮是言听计从，但日子一长，刘备在大政方针上，并不是取纳诸葛亮的纲领，很多时候是其另一谋士法正，如取西川，就是带着法正去的，而只让诸葛亮守在大本营当其“后勤部长”。如果不是刘备死的早，诸葛亮如果都跟刘备“同生同死”，我不知道，其依法治国的纲领不知道都能不能实施都是个未知数。由此可见，有这种“归附意识”的思想，也是孔子之所以周游列国的原因。因为“依附”是要“根”的，俗话说，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如果被依附的这个“君”，其本身就是个昏君甚至暴君，那即使你的治国方略再好，又有什么用呢？那还不如单干呢？正如温州私营企业为什么这么发达，正是因为与其在企业里做“龙尾”，那我还不自己办个四五人的小企业，自己当个“鸡头”呢？正是这个道理。

    孔子第四种性格，他未必时时、事事“言行一致”，有时也口直心快。在与当政者沟通相处的时候，虽然他知道要懂策略，要变通，要“敏于事而谨而言”，但他因为太有原则了，因此，未必懂得事事都如其所说的“邦无道，危行言孙”。在不利于自己的环境中，他虽然嘴上说要“言孙”，但行为表现上就已经表现得“不孙”了。因此，造成言表不一的后果，以致让自己受致于人。有证据吗？有！有次鲁国执政大臣季康子问孔子说：“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说：“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论语的这段话相当于一个国家的总理问国务院参谋“什么叫有道，什么是无道“的问题，孔子接起话就说：你当官呀，怎么都用杀的办法呢？你只有善对人们好人民才会好嘛。君子嘛要像风一样，小人嘛就如草一样。——别人毕竟是堂堂的国家总理嘛，你就能直说，你就是草或风的，意思是说，问的人，就是墙头上的草了，就是小人了。

    其实人生就是一个修炼场，环境恶劣与否会影到一个人的理想与抱负能否实施，但是一个人是否真的“修炼”好，真的做到言行如一，做到“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的地步，却会直接影响到自己的成败。“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在现实环境中“邦是否有道”固然重要，但是如何不能改变环境，那就积极努力地改变、调整自己，“多言数穷，不如守中”正是这个道理，“守中”不是静止不动，而是静下来积蓄力量，寻找机会，更好地一跃而起。“危言危行”的刚毅性格固然可敬可佩，但人都有欲望，有欲望就不会大同，只有小同。

    孔子说：“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这说明，在此之前，孔子是有“大过”的。在坚持其理想与抱负中，他是犯了很多错误的，不完全是因为外在环境的因素，以致让其自己不得不周游列国。这句话的潜台词也可以这么理想：“如果可以给我再来一次的机会话，我一定会对自己的‘过’说，我太不谨慎；如果可以在这上面加个期限，我会说，永远！”

    作者系知行力策略机构 钟腾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