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人都在寻找幸福。上个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让人们开始奔向“小康”目标的时候，在“劳动致富，致富光荣”的社会背景下，一首《幸福在哪里》，经由歌手殷秀梅之口，响遍中国。

　　几乎与此同时，“幸福感指数”的概念被中国的邻国——不丹的国王提出，并付诸实践。20多年来，在人均GDP仅为700多美元的南亚小国不丹，国民总体生活得较幸福。此后，“不丹模式”引发全球关注。

　　每个国家都在寻找幸福。近年来，美国、英国、荷兰、日本等发达国家都开始了幸福指数的研究，并创设了不同模式的幸福指数。中国自然也不甘落后，这几年，“国民幸福指数”、“中国人幸福指数”、“社科院幸福指数”次第推出，并有“中国幸福城市评选”出炉。

　　与国际许多组织或国家的评选结果出炉后被社会各界普遍参考的境遇不同，中国的各种“幸福指数”从推出的那天开始，被质疑的局面就从未改变，有些甚至被人指称荒唐。最近的一例是“社科院幸福指数”。

　　6月11日，中国社科院与首都经贸大学共同发布《中国30个省会城市生活质量调查报告》（即“社科院幸福指数”）称：30个省会城市(拉萨除外)没有一个城市的居民对生活质量感到满意。

　　而在此前的5月6日，中国社科院城市与竞争力研究中心发布的一份报告却得出了相反的结论：中国城市居民整体上比较幸福，幸福感均值呈持续上升特征；其中石家庄市居民幸福感排名第一。

　　不仅中国社科院不同部门发布的幸福指数互相否定，网民也是一片反对和讥讽声，纷纷指称自己“被幸福”；就连参会的嘉宾——国务院研究室综合司司长陈文玲，也以自己是石家庄人为例做出反驳：“每次回石家庄都能听到抱怨，整个河北都觉得不太满意。”

　　媒体报道称，参与6月11日“社科院幸福指数”研究的首都经贸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张连城对自己的研究结果非常震惊：“在经济高速增长30年间，人们对生活质量的满意度仍处在一般的水平。”

　　事实上，这个“非常震惊”是大惊小怪之举。从理论上说，GDP、GNP是衡量国富、民富的标准，幸福指数则是衡量百姓幸福感的标准，前者的高速增长，并不能决定后者必然高速增长；有时候，恰恰是前者的高速增长降低了后者，比如因城市经济快速增长造成的交通拥堵，重化工业大发展带来的环境污染等等。

　　从现实上说，人们对主观幸福的理解还涉及许多分析层面，包括认知与情感、个体与群体、横向与纵向、时点与时段等，分析时也必须考虑到这些因素的巨大影响力。比如，当人们开始面对外来发达国家的各种冲击，有了外在参照，人们的幸福感就可能呈下降之势；又如，人们意识到的自身成就水平与预期抱负目标之间的关系，同样决定着人们是否感觉到幸福；还有，人的幸福感有时与其经济状况或收入水平之间并未呈现出简单的正相关。

　　尽管有国际机构将构成幸福指数的指标，划分为A、B、C三大类，但实际上，幸福指数所涉及到的，无非这样十几个因素：收入、财产、就业、健康、社会保障、住房、教育、环境、卫生、交通、社区生活、政府管理、犯罪、物价、工作与家庭关系以及对生活条件的整体满意度等。看看这些指标，比照中国的现实，每个人心中的那杆秤，一下子就起了作用。如此一来，国内某些持续“乐观”的幸福指数，不遭到老百姓的痛骂和诘责才奇怪。

　　根据上述指标，今年5月25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日前对该组织的34个成员国进行了最新的“民众幸福感”排名，澳大利亚、加拿大、瑞典分列前三甲，被认为是最适宜生活的三个国家，国民幸福指数最高；丹麦、芬兰、挪威、瑞士等紧随其后，韩国靠后，东欧国家更低。

　　有了比较，也就有了鉴别。这或许能够让我们理解，为什么身处“本体安全感”危机中的国人，其幸福感在过去10年中先升后降，表现出与经济发展轨迹之间的非同步性。政府追求的是GDP的增长，GDP增长了，追求政绩的官员当然感觉幸福；而百姓追求的却是个人幸福感的增长。如此一来，以GDP“代言”幸福感，张冠李戴的结果，当然就会造成“张三的幸福不是李四的”结论。

　　这或许也能够让我们理解，为何近年来国人移民的首选之地排名是澳大利亚、加拿大、北欧……

　　我们的日子，一天比一天富裕了，可我们的幸福，跑到哪里去了？

　　事实上，百姓幸福指数与GDP一样重要，它可以监控经济社会运行态势，还可以了解民众的生活满意度；它是社会运行状况和民众生活状态的晴雨表，也是社会发展和民心向背的风向标。从这个意义上说，研究和发布幸福指数固然重要，但探寻让国民尽快幸福起来的道路，更为重要和紧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