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实际上危机并不严重的中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宏观经济与政策的调控。源于凯恩斯主义的理论，胜似凯恩斯理论的“创新”式宏观调控占据上风。许多经济政策如商品房“限购”、产品“限价”和行政“约谈”等权力干预行为大行其道，成为2011年中国经济宏观调控的一道靓丽风景。

　　为此，一部分经济学家大声呼吁政府应从宏观政策和行政干预转向改革开放，他们认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并未穷尽，关键是僵化的体制使我们陷入了两难困境。只有坚持改革开放，重回改革开放之路，开放垄断和被管制的行业，开放市场，才能创造新的投资机会和就业机会，才会迎来新一轮的经济增长。

　　对此说法，我非常赞同。但我认为：“改革开放”一词在目前中国的语境里已不再具有实际的推动意义和普遍的指导意义。许多违反经济发展规律和市场逻辑的政策是打着“改革”的旗号实施的；许多不公平的政策是打着与国际接轨幌子公开操作的，而在总结经验时往往把其归为“改革开放”的成绩。所以，我认为目前中国存在的主要问题，不是要重弹“改革开放”的老调，而是要从现实出发，遵循“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确确实实解决宏观经济管理中管制过多的问题，重点要在“放开”上做文章。只有这样做，才能牵住改革的牛鼻子，重新焕发经济活力。信与不信，试看以下现象。

　　2008年以来，政府发票子太多，市场上流动性泛滥。负利率日趋严重。而央行调控却慎用“加息”，多用“提准”。目的是不给银行贷款较多的政府项目和国有企业增加负担。由此可见，权力对“利率”的管制近于苛刻。收紧流动性对垄断国企几无影响，而进一步挤压了民营经济生存发展的环境和空间却是不争的事实。至于利率放开公平竞争则近乎天方夜谭。

　　商品购物卡，本是便利公众支付、激活消费的商业工具，也应该算是一种商业“创新”吧。但在我们的经济环境里却引来中央七部委《关于规范商业预付卡管理制度的意见》之新政，意在打击“送礼就送购物卡”之行为，并视之为反腐之良策。对此，我不知道，有关部门是否做过认真的调查研究？“购物卡”真是导致腐败的重要载体吗？难道贿赂只用购物卡吗？我们每年爆出那么多行贿受贿的大案要案，是“购物卡”导致的结果吗？像陈同海、张宝山、刘志军（随便可以举出一大串）之流对“购物卡”会感兴趣吗？至于作为一种礼尚往来，一般工作人员逢年过节收一、两张“购物卡”，买点生活用品或向父母敬孝、或向配偶示好，或看望亲朋好友图个方便有什么不好呢？对一个小小的购物卡进行那么多的限制，考虑过监管成本吗？又何不下令取消呢？这在当下中国是政府一句话就能解决的事。

　　最近，中共中央专门召开会议要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但据民政部披露即将实行的登记新政中，工商经济类行业协会登记准入却排除在外。而目前我国经济领域存在的主要问题之一就是大量中、小工商企业的生存压力大，竞争环境堪忧。而专门为工商经济类服务的行业协会的登记却要受到不应有的限制。这种不合理的政策出台与“改革开放”无关，问题的症结在于不愿意彻底放开，做到各种社会组织管理一视同仁。如果不这样做，“创新”社会组织管理不就是空谈吗？

　　还有对行业协会办专业刊物实行的所谓的“批准制”，也与当前推进的文化事业体制改革极不协调。一方面要求行业协会自强、自立和自我发展；一方面对行业协会办刊绝无放开之意。这种既不明确审批标准和条件，又不放开登记的做法，实在是一种管制“寻租”，给权力滥用留下了相当宽泛的自由裁量权。

　　所以，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一方面是就业困难，消费严重不足，一方面是上学难、入托难、看病难、养老难的现象比比皆是。因此，我认为进一步研究宏观经济领域的“改革开放”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要下大力气研究解决具体的“放开”政策，不能因为不公平的“管制”而限制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

　　2011年6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