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个月又是食品安全事件高发期。先是双汇陷入了瘦肉精危机，然后相继出现了染色馒头、牛肉膏、毒豆芽等事件。这只不过是曝光的高发期，食品行业的这些地下做法早已通行多年，就像被抓的毒豆芽生产者的淡定与坦然：“大家都这么干，凭什么抓我？”三鹿三聚氰胺事件发生时，乐观者曾希望，这样的大事件能成为改善中国食品安全状况的契机，双汇瘦肉精事件宣告了这种希望的彻底破灭。几年前就有这么个说法：八个部委管不好一头猪，现在看来依然如此。

　　再说食品监管问题，无非还是些老生常谈。不妨想想什么事情是政府能够干好的或是愿意干的，什么事情是他们怎么也干不好的。

　　政府愿意做的，首先是大工程、大项目，不花个千万亿都觉得颜面无光的，如三峡工程、奥运会、世博会、高速铁路、南水北调、西气东输这样规模的项目。这样的项目需要中央的拍板，所以不可能多。各地方只能仿效中央，做些小型的，如城市化运动、大运会、地铁、磁悬浮之类。而这其中政府做得最好的，就是那种一次性的、没有后期风险的奥运会、亚运会、世博会，开完了就算胜利了。其余项目对民生有长期影响，都有相当的风险。官帽小的官员更热衷做风险最小的文化景观工程，如申遗、大剧院、西部第一高楼、经贸文化园、XX故里（或陵墓），这些项目即使做不好，顶多留下一个空荡荡的剧院或公园，不像那些直接影响民生的工程那样有可能长期受到公众质疑。

　　这些事情是官员愿意干的，做得好、做不好是另一回事。还有一类事情，那些与百姓民生密切相关的，似乎他们怎么也做不好。如上述的食品安全问题，还有药价高、中小学择校费、路桥费、消防等等，这些问题都是存在多年，直接影响民众的“幸福指数”的，却怎么都解决不了。还有一些事情，是政府避之唯恐不及的，如官员财产申报、预算公开、问责等等。

　　总结起来，政府最愿意做的事情，就是能砸无数银子的项目，做这些事的动力也很明显：有利可图。政府怎么也做不好的事，有的是无利可图，例如食品监管，除了罚款外无利可图，这就使得一些监管人员采用“养鱼执法”的办法；还有的是需要平衡几方面利益的，特别是平衡某些产业与公众之间的利益，公众没有代言人，在影响政策的博弈中总是处于下风，如药价、择校费；政府最不愿意做的事，是限制自己利益、权限的，如减免路桥费、官员财产申报、预算公开、问责。

　　从中我们可以看出，自利型的官员成了中国官员的主导类型。这类官员不理会自己对公众的责任，对上峰也完全是敷衍塞责，完全为自我及其盟友利益而活动，尽可能淡化其服务取向与政治责任。行政组织已然变成了一个效率低下、谋求私利的群体。这个群体内部遵循的，是在中国沿袭了几千年的官场逻辑，与皇权时代历朝末世的景象极为相像。要打破这样的自利群体，唯一的办法就是将权力分给公众，给公众监督官员、选举官员的权利，而不能停留在内部监督、问责。只有公众有了权利，官员才可能对公众尽义务。

　　八个部委管不好一头猪的现象，持续了这么多年，足以说明这件事已经不可能在食品监管领域自身得到解决。食品监管官员找不到任何动力来为公众负责，那就只能将权利交给公众，让他们成为官员尽责的驱力。多年前就有人说改革已经到了深水区，而如今我们已经在这深水区徘徊了太长的时间。官员们找不到为公众服务的动力，决策者能找到继续改革的动力么？如果决策者在自身利益中找不到继续改革的动力——现在看来情形就是这样，那就只能靠不断觉醒的公民意识促成公民社会去推动决策者。

　　(“透明中国”首发   盎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