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红丛书(1)
日出东方
王先金 编著
第十一章 张国焘贪生怕死 李大钊英勇就义 (1)
成立北京共产主义小组
中国共产党创立时期，张国焘是北大学生，而李大钊则是北大有名的教授、图书馆主任。由于信仰相同，他们同是北京共产党小组的创始人。
张国焘于1916年进入北大学习，李大钊在日本留学三年后刚刚归国。1917年11月，经章士钊推荐，北大校长蔡元培聘李大钊为北大教授；翌年1月，又任北大图书馆主任。张国焘在《新青年》、《每周评论》等杂志上读到李大钊的文章时，并不认识李大钊本人。他与李大钊真正交往是在新文化运动和马克思主义传播的过程中。那时张国焘参与《国民杂志》社的工作，李大钊工作之余，经常给《国民杂志》写一些文章。五四运动时，他们的关系更进了一步。
五四运动期间，反动军阀政府大肆镇压学生的爱国运动，逮捕了许多学生。
张国焘以北京学生联合会代表的名义进行的营救工作遇到了很大的困难。这时，他得到了李大钊的关怀和支持。
1920年3月，李大钊发起组织了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不久，张国焘加入了这个组织。
从此，张国焘开始比较系统地学习马克思、恩格思的著作和介绍社会主义的书籍。他常常泡在图书馆里，与李大钊的交往更加密切起来。
1920年10月的一天，李大钊、张申府、张国焘三人在李大钊的办公室正式成立北京共产党组织，取名为“北京共产党小组”。
1921年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时，李大钊因领导教职员的索薪斗争和处理校务，难以脱身。这样，北京共产党组织就推选张国焘、刘仁静为出席中共一大的北京代表。
也正是因为张国焘出席并主持了中共一大，才使他成为二十年代前期和中期中共的核心领导人之一。这是李大钊为张国焘铺平了走向中共高层领导的道路。
1922年8月在西湖会议上，为了中共党员是否加入国民党问题，张国焘与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发生激烈的争论。张国焘不同意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马林则强调共产党只有加入国民党才能得到发展。与会的大多数人赞成张国焘的主张。李大钊虽然同情张国焘等人的意见，但他认为国民党组织松懈，其本身就有不同政治主张、不同政见的人在其中活动，并未受到任何约束，所以共产党加入国民党，同样不会受到约束。
最后，张国焘向与会者发表了自己的意见。他说：“加入国民党的政策是共产国际决定的，也是中共第三次代表大会通过的，为了党的团结起见，不应持根本反对态度。共产党员既然加入了国民党，自应有人去参加国民党代表大会，表示诚意合作，并用中共的主张去影响他们。”
李大钊对张国焘的发言表示欣慰，认为张国焘的发言表明党内的分歧已经消除。
结果，张国焘当选为出席国民党一大代表，他于1924年初与孙中山指定的李大钊同时从北京乘车南下，途经上海到达广州。
李大钊参加国民党“一大”
早在1919年，李大钊和孙中山就有过接触。1921年8、9月间，他通过林伯渠，介绍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到广西桂林与孙中山会见。马林和孙中山谈了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并提出了关于中国革命的两点建议：一、要有一个能联合各革命阶级尤其是工农大众的政党；二、要有真正的革命武装，要办军官学校。孙中山听了，非常赞同。 孙中山同李大钊步出国民党一大会场
1922年8月，孙中山被他依靠的军阀陈炯明从广东赶出以后，避居上海。李大钊在孙中山处境非常困难的时候，去会见了他。两人进行了多次交谈，讨论中国革命的前途问题。孙中山看到李大钊这样诚恳热心，非常高兴，表示愿意亲自介绍李大钊加入国民党。李大钊当时说明：“我可是第三国际的党员。”孙中山说：“这不打紧，你尽管一面作第三国际的党员，一面加入本党帮助我。”
李大钊向中共中央作了请示，中央同意了这个建议。于是，他就由孙中山亲自介绍加入了国民党。
与此同时，苏联政府的特使越飞来到中国，也是由李大钊和林伯渠介绍，会见了孙中山。他们在孙中山住所楼上的客厅里开始了会谈，李大钊、林伯渠也参加了。以后，孙中山又派廖仲恺同越飞继续会谈，并在1923年1月发表了《孙文越飞联合宣言》。
李大钊和孙中山建立了真挚的革命友谊。他成了孙中山全家热烈欢迎的客人。宋庆龄后来加回忆说：“孙中山特别钦佩和尊敬李大钊，我们总欢迎他到我们家来……孙中山在见到这样的客人后常常说，他认为这些人是真正的革命同志。他知道，在斗争中他能依靠他们的明确的思想和无畏的勇气。”
1923年6月，李大钊到广州出席中国共产党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共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正确地估计了孙中山的民主主义立场，决定与国民党合作，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帮助把国民党改造成为工人、农民和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联盟；同时，保持共产党在组织上的独立性。大会指出了两种错误倾向：一种是以陈独秀为代表的放弃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投降主义倾向；一种是以张国焘为代表的反对共产党与国民党合作，反对共产党员和工人、农民加入国民党的关门主义倾向。
1923年秋天，苏联政府派鲍罗廷来中国，担任孙中山的政治顾问。他先来到北京和李大钊联系，李大钊高兴地召集了中共北京地方执行委员会的有关人员开会，一起讨论国共合作问题。在这次会上，张国焘又发表了一通反对与国民党合作的关门主义言论。另外也有些人对国共合作存在着疑虑。在大家发言后，李大钊最后讲话。他说：“今天革命事业的客观形势，是需要发动反帝反军阀的民主革命。这个革命任务不是现在那样的国民党所担当得了的，必须要加入新的血液，这就是无产阶级的革命力量。”他又指出，“我们共产党为了进行这个革命，就需要与国民党合作。国民党的缺点很多，无组织、无纪律、无群众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只要国民党有改造的可能，孙中山有改造国民党的决心，国共两党建立联合战线就是可能的。”
1924年1月20日，在广州举行了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李大钊在开会前一个月，就赶到广州，积极帮助孙中山、廖仲恺进行改组国民党和召开这次大会的准备工作。大会期间，李大钊是主席团的五个成员之一，和孙中山一起主持了这次大会。
大会就要开始了，李大钊跟在孙中山后面，一起进入大会场，受到代表们的热烈鼓掌欢迎。
大会上的斗争是很尖锐的。在讨论国共合作问题时，国民党内的右派分子竭力反对共产党员“跨党”，提出要在党章中明文规定“本党党员不得加入他党”。李大钊代表共产党在会上讲了话，并印发了《意见书》，严正指出：“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是为了进行国民革命，这是光明正大的行动。”有力地批驳了国民党右派的反动论点，消除了一部分人的疑虑，推动了国共合作的建立。
孙中山在大会的各项工作中，都十分尊重李大钊的意见，时常和李大钊一起研究大会决策性的问题。在这次大会上，李大钊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他本来以共产党中央委员的身份，领导中共在北方的工作；这时，他又身负国共两党在北方的领导责任了。
张国焘出卖李大钊
1924年5月间，由曹锟、吴佩孚等军阀控制的北洋政府，害怕革命势力日益发展，进一步采取了镇压措施。
曹锟召集军阀、官僚们开会，密谋要抓哪些人。有一个大官僚，看到名单上的“李大钊”三个字，他不认得这个“钊”字，把它当成了“剑”字。他怒气冲冲地喷着唾沫星子说：“这个人应该抓，叫什么名字不好，偏偏叫做‘李大剑’，看这个名字，就不是安分之辈！”
1924年5月20日，张国焘从上海参加中共中央扩大会议归来的当天，李大钊即告诉他：据获悉直系内情的王法勤今天上午通知，北京军警当局拟定了一张即将逮捕100多人的黑名单，其中第一名是李石曾，第二名是李大钊，第三名就是张国焘。他对张国焘说：“我正在作必要的准备，你赶紧回到自己的住所和办公地点，将文件收拾一下，从速躲藏起来。”
但是，张国焘没有按照李大钊的要求去做，结果第二天清晨被捕。
张国焘被抓时，他正和一位女的在一间房子里同居着。
敌人单独审讯张国焘。敌警官对他说：“看你年纪轻轻，又是北大的高才生，将来前途无量，却走入了歧途，搞什么共产主义。你只要把你们的领导人和同事说出来，我们可以放你一条生路。”
审讯室的旁边的房间里，正在用刑拷打被敌人抓来的革命志士，时时传来的惨叫声，钻进了张国焘的耳朵里。开始，他不啃气。敌警官等了他一会儿，见他还啃气，就凶狠地说：“来人！把他拖过去，让他尝尝‘革命’的滋味！”
这时，张国焘害怕了，他全身有些发抖地说：“慢……慢……我说，但我……有一个条件……”
敌警官见他开口了，就说：“什么条件，你说。”
张国焘小声说：“你们要替我保密。”
“好，我们答应你，你说吧。”
“我们党在北方的领导人是李大钊……”
张国焘就这样卑鄙地出卖了革命。他供出了李大钊是共产党在北方的领袖，还供出了陈独秀、谭平山、张昆弟、黄日葵、高君宇、刘仁静、范鸿劼、陈佩兰、缪伯英等一大批共产党人和工运积极分子。
敌人又问张国焘，李大钊现在的住址在哪里？张国焘也一一说了出来。
北洋军阀政府据此对李大钊等人发出了通缉令。
北洋政府通缉李大钊
李大钊却不知道张国焘已经出卖了他，并向敌人提供了共产党员名单。但他早就作好了最坏的准备，沉着冷静地应付敌人日益加紧的迫害，并设法营救被捕的人。
正在这时，北洋政府公开地下达了通辑令，头一个要捉拿的人就是这个“鼓动罢工”、“宣传赤化”的共产党领袖李大钊。幸亏组织上及时通知了他，让他马上离开北京。李大钊赶紧化装，剃去他那两撇惹人注目、威严黝黑的胡子，带上帐本，象个生意人的模样，再带上十几岁的儿子李葆华，搭京奉线夜车到昌黎。下车后，他们没有投宿客店，就直奔城北的五峰山走去。
就在他们坐上火车的时候，一伙如狼似虎的反动警察，涌进了李大钊的家里。他们扑了空，没有抓住李大钊，东抄西翻，但什么东西也没有得到。紧接着，他们又追到乐亭大黑坨村他的老家去抓人，却也找不见李大钊的踪影。两次扑空后，北洋政府并不死心，由内务部下了一个通辑密令，要各省长、都统、镇守使、护军使对李大钊“严速查拿，务辑归案”。
李大钊和李葆华上山后，暂时住在山上韩文公祠里。看祠的老头刘克顺，对李大钊早就熟悉了，他热情地用松子烧茶，欢迎远道而来的朋友。李大钊当年在天津上学，放暑假时差不多总要来这里玩玩。1919年夏天，他又来这里写了《再论问题与主义》和《我的马克思主义观》。这次重登五峰山，是在反动政府紧急抓拿他的时候，他在这峰险林密的深山里，对个人的安危毫不考虑，想的是革命的前途，国家的未来。
李大钊在山上接到妻子赵纫兰捎来的信，反复看了又看。信中讲了警察总监王怀庆到北京的家中去抓他，以及他们后来又追到乐亭抓他的经过。夫人对李大钊的安全非常担扰。她在信中与李大钊商量：她打算写信给李大钊的同学白坚武，请他设法把这个通辑令撤消。她希望李大钊给一明确回答，看这样行不行？
原来，白坚武是李大钊在北洋法政专门学校读书时的好朋友。后来两人走了相反的道路。白坚武当上了军阀吴佩孚的幕僚，成了吴佩孚的亲信；李大钊却走上了革命的道路。李大钊担心妻子为了救他而干出错误的事来，于是急忙提笔回信说：“去托白坚武大可不必。过去同窗时虽是好友，但在去年‘二七惨案’发生后，就断绝了交往。他在直系军阀幕下摇羽毛扇，而我却站在革命一边，就是亲兄胞弟，站在敌对战线上也是常有的，何况我与白坚武？”他又对妻子说：“我的工作很忙，今后再没有时间照顾家庭了。你应当坚强起来，千万不要为我的生活颠沛流离焦急，而要振作起精神来抚养和教育子女。”信的最后说：“目前统治者的这种猖狂行为，只不过是一时的恐怖罢了。不出十年，红旗将会飘满北京，看那时的天下，竟是谁的天下！”
这时，李大钊又接到交通员送来的中共中央给他的紧急通知，委派他为首席代表，率领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到莫斯科去，出席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
到苏联去！到十月革命的故乡，到列宁、斯大林领导下的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去参观学习，这是他很久以来的心愿。现在这个心愿就要变成现实了，李大钊乐得眉开眼笑，真是喜出望外啊！他马上准备动身回北京，作出国的准备工作。
第二天天刚蒙蒙亮，他就启程了。他仍和来五峰山时那样，化装成一个生意人，走出了韩公祠。他冒着四处悬赏辑拿他的危险，回到了北京。他不能回自己的家，就在一个临时住处同其他几位出席共产国际“五大”的代表碰头，商定出发时间、办法，做好了远征的一切准备。
1924年6月初，李大钊率领中共代表团赴苏联出席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中共中央书记陈独秀发给他的委任状，是在一块约6.5公分长、5.5公分宽的白绸子上面用英文写着“兹证明李大钊同志是参加共产国际五大的中共代表”。随同稳重沉着的李大钊一起去苏联出席共产国际五次代表大会的有：干练、热情的王荷波，温柔中透出刚毅的刘清扬(化名刘齐佳)，朝气蓬勃的卜士畸(化名普罗利塔里耶夫)和彭述之等人。后来罗章龙化名罗文虎也赶去参加了这次会议。
在启程去苏联的路上，李大钊也给自己起了一个化名“李琴华”，在共产国际“五大”的中共代表团名单上，李大钊登记的是“琴华”的译名(一说汉字应译为“秦华”)
他们一行顺利地到达了莫斯科。这时，来自五十多个国家的共产党代表已经陆续到达了。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从6月17日开会。中国共产党代表团来到大会，受到全场的热烈欢迎。
1924年7月1日，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举行第二十二次会议，会议预定安排李大钊作有关中国革命斗争情况的报告。然而，开会时主持人又临时决定，李大钊的报告改为书面报告，这使李大钊失去了在大会主席台发言的机会。之所以如此，据当时的情况分析，可能是李大钊交给大会的报告重点介绍的是中国革命斗争的现状，与会议那几天集中讨论的殖民地问题和民族问题似乎没有直接关系。
李大钊在他的局面报告中说：“中国人民一方面受帝国主义压迫，另一方面受中国军阀的压迫。军阀的存在是外国帝国主义在中国统治决定的，因此中国的军阀是帝国主义列强的代理人。中国的民族运动对两者都要反对。”
李大钊提交的这份报告，作为中共代表团的声明，发表在同年7月11日的《真理报》上。《真理报》编辑特意说明：“现刊载中国代表团的声明，将其补入7月1日讨论民族问题会议的记录之一。”
7月8日，共产国际“五大”胜利闭幕了。会后，李大钊留下来，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聂荣臻这时奉命回国到黄埔军校工作，还有其他同志回国，李大钊都亲自同他们谈话交代任务，鼓励他们回国后努力促进中国革命的新高涨。
李大钊在苏联一共住了四、五个月。他广泛接触苏联社会，参观了莫斯科的一些工厂、学校和孤儿院，还去东方大学讲课。
李大钊在他参加共产国际五大的登记表上，还贴上了他的照片。
李大钊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作了报告，并同共产国际联络部情报处人员进行了谈话。
会议结束时，中共代表团合影留念。
1924年9月22日，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在莫斯科国家大剧院举行盛大集会。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主要成员片山潜、马克．麦奴斯、特莱恩等与会。东方部部长拉狄克做了关于中国形势的长篇报告。进一步动员人们支持孙中山政府。接着，中国无产阶级的代表李秦华（李大钊在苏联时用的化名）登台讲演。会场上爆发长时间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
当天，李大钊身着一身紧领紧身的制服，胸前佩戴着共产国际徽章，看上去显得异常干练、精神。
李大钊的精彩讲演，不时被暴风雨般的掌声和欢呼声打断。在场的中国留学生代表更是听得热血沸腾。极其难得的是，在场的苏联电影摄影师拍下了这些极其珍贵的历史镜头。如今我们在电视文献纪录片《李大钊》中看到的画面，就是当时那激动人心的场景的真实记录。虽然只有一分钟左右的电影画面，但已经把李大钊当时演讲时的神态、表情和动作表现得淋漓尽致了。遗憾的是，当时没有录下李大钊讲演的声音。
李大钊为苏联和世界舆论对中国人民的友好情谊感触很深，两天后他就写了《苏俄民众对中国革命的同情》一文，通过上海《民国日报》向中国读者详细介绍了这段时间的经历和感受。苏俄读者从1924年9月23日的《真理报》上看到了有关李大钊讲演的报导。
1924年12月，李大钊回到北京后，立即开始了紧张的工作。他在与自己的同志和朋友谈到去苏联的感受时，不止一次说：“我这回去苏联是满载而归。”
75年后即1999年9月23日，中国来俄国访问的学者李玉贞和石克强教授，来到档案馆，他们找到了记录李大钊讲演的无声电影：李大钊在讲演，挥动着左手，那样子很像列宁。听众十分激动，时而欢欣雀跃，时而陷入沉思。他的讲演被一次又一次鼓掌的动作打断……
李玉贞和石克强将这段无声电影录制到电视磁带上，将“活的”李大钊请回了他为之奋斗的新中国已经50岁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三．一八”惨案
1924年，在雪花初降的早冬，李大钊又回到古老的北京城里，立即投入到火热的斗争中去！
1924年底以后，中共北方区委和李大钊，坚持斗争在白色恐怖下，领导了整个北方地区的革命运动。
1924年冬，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后，一方面请段祺瑞出来做“临时总执政”，一面请孙中山北上，召开一个由实力派军阀参加的“和平会议”，以产生一个正式的政权。
老奸巨滑的军阀头子段祺瑞，一方面装模作样地欢迎孙中山北上，一方面又发表“外崇国信”的卖国声明，讨好帝国主义主子。他邀约了各地军阀头目和官僚政客召开“善后会议”，以此取代全国人民期待的国民会议预备会。这一偷天换日的阴谋，立即激起了全国人民极大的愤怒。
为了反对段祺瑞的“善后会议”，中共决定在北京召开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大会在1925年3月1日举行，中共负责人李大钊出席了大会，领导了大会的工作。
1925年3月20日，孙中山在北京病故，李大钊非常悲痛，他领导北京的党团组织，发动了三十万群众参加追悼活动。孙中山出殡那天，在中共的领导和组织下，北京有十几万人民送灵，形成一次反帝、反军阀和段祺瑞政权的群众大示威，愤怒的群众把“善后会议”的牌子砸得粉碎。
1926年3月12日，两艘日本军舰公然掩护奉系军舰开进天津大沽口，驻守炮台的国民军用旗语阻止，不听，于是发炮警告，而日舰竟报以实弹射击。国民军忍无可忍，不得不开炮还击。事后，日本帝国主义非但不接爱国民军的抗议，反而以国民军破坏了所谓“辛丑条约”为借口，向中国政府提出抗议，并纠集英、美、法等八国公使向中国发出最后通牒，限四十八小时内答复。与此同时，各帝国主义国家的军舰一窝蜂似地云集大沽口，张牙舞爪，以武力进行威胁。
帝国主义这种极端蛮横的挑衅行为，激起了中国人民无比的愤怒。当时的北京在李大钊领导下，马上掀起了群众性抗议的浪潮。3月14日，北京三十万群众举行国民反日大会，“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怒吼声震撼了全北京城。3月17日，李大钊率北京各学校、各群众团体的代表到国务院外交部请愿，要求段祺瑞政府以强硬态度驳复最后通牒，把签署最后通牒的八国公使驱逐出北京。但是，段祺瑞政府却用屠杀群众来换取帝国主义的信任和支持。
1926年3月18日，北京十余万学生、工人和市民群众以及二百多个社会团体，在天安门举行反对八国最后通牒示威大会。会场上高挂着昨天受伤的代表的血衣，写着“段祺瑞政府铁蹄下之血”八个大字。大会号召用“五四的精神，五卅的热血”，“不分界限的联合起来反抗帝国主义的联合进攻，反对军阀的卖国行为”。
请愿的队伍出发了！刚刚开完区委会议的李大钊、赵世炎、陈乔年等同志都加入了这个队伍。当群众进入铁狮子胡同执政府门前的广场后，段祺瑞派出的军警马上封闭了广场上仅有的几个出口，血腥的屠杀便开始了！反动军警用排枪、用剌刀、用大刀，最残酷、最野蛮地屠杀群众。大屠杀进行了整整三十分钟，广场上流满了鲜血，人群一批批地倒在血泊中……
面对敌人的血腥屠杀，李大钊临危不惧，领导群众反抗反动军警的暴行。为了避免无谓的牺牲，他在影壁跟前冷静沉着地指挥群众退却。他自己走在后边，头部和双手都受了伤，后来被挤倒在路边的沟里。
这时，一个凶狠的大兵追了上来，喝问道：“干什么的？”
“做买卖的！”李大钊从容地回答。大兵看他满脸胡须，身穿一件灰布棉袍，很象一个小商人，才放他走了。他机警地躲进一家掩着门的饭馆里，等街上行人比较多了，才离开这家饭店，安全脱险。
这次惨案，群众死了四十七人，其中有党团员六人，还有革命青年刘和珍等，受伤的二百多人，共产党员陈乔年胸口被剌刀戳伤，赵世炎也受了伤。鲁迅当天写的文章《无花的蔷薇之二》，记下了这是“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