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红丛书(1)
日出东方
王先金 编著
第十一章 张国焘贪生怕死 李大钊英勇就义 (2)
张作霖搜查苏联大使馆
张 作 霖
3月19日，段祺瑞政府下令通辑革命者，名单上的第一人就是李大钊。为了保存革命力量，李大钊领着北方的党团组织，转入了地下斗争。他和国共两党的领导机关一起，搬到东交民巷苏联大使馆西院的兵营旧址办公。这以后，他在那里坚持战斗了一年多。
不久，奉系军阀张作霖的军队入关进入了北京以后，到处贴着告示：“宣传赤化，主张共产，不分首从，一律处死刑。”他们首先抓走《京报》主笔邵飘萍，把他杀了；接着又抓走《社会日报》主笔林白水，把他也枪杀了。他们派出大批警察密探，四处追捕李大钊。
面对这一切，李大钊镇定自若，毫不惊慌。有人劝他说：“你们不是自讨苦吃吗？”他笑笑说：“反动派就象是一堵墙，我们把它捣来捣去，总会把它捣垮的。”他又说：“怕什么！早晚我们是要胜利的。我们的主义，就象庄稼人的种子一样，到处都撒遍了，他们是破坏不了的。他们破坏了这里，那里又会长出来，没有关系的！”
1927年的春天，整个中国天空布满了乌云。在南方，混入革命队伍的蒋介石，正在策划一场扼杀革命的阴谋政变；在北方，反动的军阀准备更疯狂地屠杀革命者。
那时，李大钊的夫人和孩子们都住在旧兵营里面的朝阳里三号。李大钊的处境越来越危险了。反动军阀张作霖的鹰犬们，经过长期的监视和侦察，经过一番紧张的策划，开始把矛头直接指向了北方的革命机关所在地兵营。这几天，从李大钊身边出去的联络员、买菜的炊事员，都被敌人抓走了。后来有人推荐来一个打杂的工人，这个人长得獐头鼠目，常常鬼鬼祟祟地东张西望，还偷偷地向孩子们打听大人叫什么名字。这是敌人派来的暗探。
这几天常常有人秘密来看望李大钊，也有人带信给他，报告了敌人就要下毒手的消息，劝他马上离开北京。但李大钊都一一婉言谢绝了。他说：“我要是走出北京并不难，就是工作离不开。我是不走的！”
敌人终于下毒手了！
4月6日这一天，奉系军阀张作霖在日、美帝国主义特务的配合下，派出了好几百名全副武装的宪兵、警察、特务，进行了突然袭击。他们公然不顾国际公法，包围和袭击了苏联驻华大使馆和远东银行、中东路办事处、庚子赔款委员会等，进行了疯狂的大逮捕。他们逮捕了李大钊，还抓走了许多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分子。
在敌人法庭上，李大钊公开申明自己的所作所为，完全是为了挽救民族危亡的正义事业。他那气壮山河的《狱中自述》，就是无产阶级的正气歌。
凶恶的敌人不断地秘密审讯李大钊，但却被他驳得理屈词穷，瞠目结舌。敌法官满脸杀气，使劲地敲着惊堂木，为自己壮胆；狗腿子们威胁着、狂吠着。李大钊却面不改色，旁若无人。敌人动用种种刑法，残酷地拷打他，折磨他，甚至把竹签钉入他的指甲缝里，又拔去他的全部指甲……李大钊昏过去又醒过来，他的回答始终是钢铁般的声音：“我李大钊是共产党员，别的一概不知道。”
但是，张作霖还不死心，又派自己的心复参谋长杨宇霆前去劝降。这个自称“小诸葛”的家伙，装出一副伪善的笑脸，来到李大钊身边。他又是用甜言蜜语，又是拉同乡关系，又是封官许愿，企图动摇李大钊的意志和决心。李大钊义正词严、斩钉截铁地回答说：“大丈夫生在世界上，宁可含辛茹苦，断头流血，也要保持民族气节。决不能为了升官发财，就出卖灵魂，向卖国的军阀讨点残汤剩饭，做无耻的帮凶和奴才！”李大钊这一番话，说得杨宇霆面红耳赤，只好狼狈地溜走了。
李大钊被捕后，党和同志们都万分焦急，千方百计地设法营救他。特别是北方的铁路工人，提出采取劫狱的办法，并组织了劫狱队。李大钊得到这个消息后，表示感谢同志们的好意，但坚决反对采取这个冒险的行动。他说：“我个人为革命为党而牺牲，是光荣而应当的，但已经是党的损失……我不能再要同志们来做冒险的事情，而耗费革命力量。现在你们应当保存我们的力量，不要使革命力量再遭受损失。”党组织分析了当时的具体情况，同意李大钊的意见，劝阻了劫狱的行动。
当时的社会舆论，都站在李大钊一边。学生们、教师们、学者名流以及李大钊的同乡，都纷纷前来营救他。报纸上天天都有为他呼吁的消息，就连一些非常反动的报纸，也不得不假惺惺地称赞李大钊的学问、道德和人格。北京九所大学的校长，专门开会讨论营救李大钊的办法。然后选出北京大学、师范大学的校长做代表，去和反动军阀政府交涉。接着二十五所大专学校的校长又发表声明，要求将这个案子交法庭公开审讯。国民革命军也从武汉拍来电报，抗议迫害李大钊，向奉系军阀提出了警告。
这时，刚刚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双手沾满了革命者鲜血的蒋介石，却发电报给张作霖，要他尽快杀害以李大钊为首的革命者；反动军阀张宗昌也发来电报，要他马上杀共产党；宣扬法西斯主义的政客曾琦，也向张作霖献计，要他赶快处死李大钊。
以上是传统的说法。不过，后来越来越多的史料在证明了稍有出入的事实：即北京政府悍然出兵使馆区并不专为逮捕李大钊一个人。
一直在俄国人和日本人的阴影下顽强生存的东北王张作霖，对“老毛子”和“小鬼子”的警惕与憎恨是可想而知的。当他从情报上得知苏联人正在通过在华的合法机构进行大量活动时，便与驻华外交使团达成协议出动军警搜查苏俄使馆的部分房舍，缴获苏联人的间谍证据。
军阀政府抓走了22名苏联人和36位躲藏在这里的共产党骨干，还扑灭了苏联人焚烧文件的大火，把这些足以证明其间谍活动的材料拉了整整七卡车。北平的报纸上很快就抢发了有关的文字与照片报道。
李大钊在看守所里，用《狱中自述》，反省着自己的生命历程。
“钊自束发受书，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实践其所信，厉行其所知，为功为罪，所不暇计……”
他被关在门口挂着优待室木牌的单间里。当时的《晨报》说，蒙难的李大钊态度“甚从容，毫不惊慌”，“俨然一共产党领袖之气概”；“闻在厅甚受优待，惟看守特别严密。”狱中，李星华曾随母亲见过爹爹一面，爹爹的极为冷漠的诀别曾令小星华颇感不解与愤懑。当时的报纸上说，李大钊“在狱二十余日，绝口不提家事。”为何独对家事冰冷如霜？李大钊把一团永远也解不开的谜留在了人间。
名流入狱，举国震惊。社会各界都在寻找营救他的办法。
北大等京城九所高校的校长联名保他；当过教育部长和司法总长的章士钊前往奉系二号人物杨宇霆处说项；杨度也频频奔走各豪门之间，为李说情；杨宇霆与张作霖的另位高参、后来当了“九·一八事变”之后第一任沈阳市长的汉奸赵伯欣也认为，“思想犯与廉耻犯情形不同，主张取宽大主义”；当时的舆论很多是站在李大钊方面的，甚至最反动的报纸也不得不虚伪地对李大钊的人格和学问表示钦佩。有的劝告当局不要对这样一个人轻易处置；有的主张立即释放；有的主张判无期徒刑，终生监禁，让他在监狱里写作。
事实上，张作霖也不是没有犹豫过，为李大钊的留与去，他还费了些脑筋，曾专电征询七位握有重兵的军阀们的意见。正在前线与北伐军激战的张宗昌、孙传芳他们能说什么好话？张作霖最后还是决定杀害李大钊。
绞刑架绞死革命者
1927年4月28日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的16天，上午十点钟，敌人把李大钊等二十余位革命志士带到秘密的“特别法庭”突然宣判他们死刑。
下午两点钟，全副武装的宪兵，分乘几辆汽车，把二十余名革命者押送到西交民巷京师看守所的后院，进行秘密杀害。
在京师看守所的后院里，新竖起一个从帝国主义国家买来的绞架。绞架，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还是一种从未使用过的新式杀人刑具。
大军阀张作霖逮捕了李大钊等人，但如何除掉这些人，怎样谋害，他们大地伤了脑筋。绝不能公开去菜市口行刑，怕一些学生和革命志士营救。他们再三商量之后，就用了当年袁世凯从德国买来的绞刑刑具，秘密执行。此刑具是当年袁世凯购来为秘密谋害当时反对他称帝的革命志士的。一是此刑具过于强烈，二是我国无绞刑法律，因此就搁置不用。听当时司法界人士说：此刑具不宜使用。开动机关铁板后，人坠下空间，头颈可坠长至数尺，极怕人的。可是张作霖却不顾这些，他决定就用绞刑架来绞死李大钊这些革命者，因为他太恨共产党和革命者了。
李大钊和他的战友们，一个个被从囚车上推了下来。在他们中间，有范鸿劫、谢伯俞、谭祖尧、杨景山等坚强的共产党员，还有邓文辉、张挹兰这样英勇的国民党左派。张挹兰是一位很年轻的女同志，她紧跟在李大钊的后边，穿得特别整洁，头发也梳得整整齐齐的。她面带喜色，视死如归，昂头挺身而出。其他同志也一个个镇定自若，面不改色。
李大钊在狱中受尽了折磨，身体十分虚弱。但是他精神振作，又目炯炯有神。他仍
旧穿着那件褪了色的旧棉袍，走在最前面。他脸上带着鄙视敌人的笑容，昂首阔步地走向前去，第一个走上了绞刑台。他那视死如归的大无畏精神，使敌人惊得目瞪口呆。
新式行刑的绞机矗立在刑场的中央。早晨9点钟，指挥行刑官到场查阅判决书，命提李大钊及另一受刑人过来，旋由行刑人蜂拥至前。李大钊意气轩昂，胸襟爽朗。指挥行刑官告诉他：“此案经特刑庭判决，你等均处死刑，当已收到判决书？”李大钊回答：“收到，已准备上诉。”行刑官说：“此案系按特殊程序处理，并无上诉办法。现奉上官命令，今日执行。你等对于家属有何遗嘱，可拿来代为转交。”
李大钊说：“我是崇信共产主义者，知有主义不知有家，为主义而死也，何函为？”
就在这时，李大钊转过身来，挺立在绞刑架下，发表了他那举世闻名的最后一次演说。他用手指着杀气腾腾的刽子手们，用嘲笑的口气说：“你们好像热锅里的游鱼一样，还想昏头昏脑地来演丑戏。”接着，他慷慨激昂地说：“不能因为你们今天绞死了我，就绞死了伟大的共产主义！我们已经培养了很多同志，如同红花的种子，撒遍各地！我深信，共产主义在世界、在中国，必然要得到光荣的胜利！”
敌人行刑队的头目就是奉系军阀京师警察厅侦缉处长雷恒成。他瘦脸，像只猴子，一张嘴就露出几颗金牙，不过金牙已被大烟熏得变了颜色。他的衣口袋中露出一根黄澄澄的链子，里面有一块金挂表，据说还是清朝皇帝送给他的。在狱中也是他对李大钊等进行了残酷的折磨。
敌人对李大钊怕得要死，恨得要命。刽子手雷恒成等人将李大钊推到绞台左绞绳下铁盖上，一位行刑人反接两手，缠缚全并折绳结环，李大钊神色自若不变。最后李大钊高呼：“为共产主义而牺牲!”毅然延颈就环。
杀害李大钊的绞架上有个吊板，下面是个坎。一按钮，吊板落下去，人就吊死了。
年仅38岁的李大钊牺牲后，敌人又接着绞死了其他的革命志士。
敌人把女中英烈张挹兰留在最后。
张挹兰原名张秀兰，1924年考入北京大学教育系，由于受到李大钊的教育和影响，她投入民主革命。1925年4月，她加入了中山主义实践社并任理事，1926年担任《妇女之友》主编，1927年3月，她担任了由国共两党组成的中国国民党北京特别市党部妇女部长，成为国民党中坚强的左派。
张挹兰目送着自己的同志和战友倒在敌人的刑具下，丝毫没有动摇，反而更坚定了光明的中国一定会到来的革命信念。当刽子手叫到她的名字时，她面带微笑，挺胸昂首走向绞架。这时，执行警官雷恒成拦住了她，说：“你年纪轻轻，又是女流之辈，搞什么革命?现在只剩你一个人了。只要你说一声今后不干了，就放你出去。他们都死了，没人知道。”
“要我不革命?妄想!告诉你，正因为我是女子，所以我更为自己的死感到骄傲!跟着李大钊先生去殉我们的事业，是我最高的荣誉!”张挹兰阔步登上绞架，转过头来，大喝一声：“开刑吧!”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她实践了自己生前的豪言：“为女子争得一个真正的人的地位!”
安葬李大钊
李大钊的遗体在城里的一个庙里停厝了六年之后才正式安葬的。
1933年4月初，李大钊夫人赵纫兰从故乡回到北平，求北京大学代办丧事。虽北京已改为北平，执政的北洋军阀早被国民党所取代，但当局对共产党的仇恨却未有稍减。白色恐怖中，北大故交们义不容辞，校长蒋梦麟、教授胡适、沈尹默、周作人、刘半农等13位生前好友于4月10日联名发起为李大钊烈士举行公葬的募款书等活动，未参与发起的梁漱溟和在外地的鲁迅等故交也每人捐了50元。而国民党政府中的一些人也未忘并肩作战的旧情，当年同时被军阀政府通缉的国民政府部长级干部也出现在公祭仪式上，甚至连汪精卫也派人送来1000元以志慰唁。李大钊先生是国共合作时的北方领袖，所以，他们没有把大钊当成外人。但国民党人没料到的是，4月23日的大送葬成了被压迫者反抗情绪的大宣泄，在数千人参加的送葬队伍中间忽然响起了北京街头久违的《国际歌》之声，空中飘起了写着“打倒国民党！”“李大钊先烈精神不死！”“共产党万岁！”等标语的纸钱。一时间，恼怒的军警逮捕了好多人，但李大钊的灵柩还是安抵万安公墓，并与落山的太阳一道落于冥冥之中。
公葬时,中共党组织指定专人事先准备一块刻有党旗上的镰刀斧头图案,并撰有文字的石碑。但在当时的情况下，是绝对不允许共产党员的石碑公开树在墓地上的，送葬的同志临时决定，将这块石碑随同大钊先生的灵柩一起埋入地下。因此当时李大钊烈士墓前没有正式树碑。
事隔月余，长李大钊先生六岁的夫人赵纫兰因丈夫蒙难以来的长期悲痛，加之积劳成疾，一病不起而撒手人世。李大钊先生的友人遂公推刘半农为大钊烈士撰写碑文，当时是由蔡元培的继任者北大校长蒋梦麟出面责成刘半农来承担此项工作的。刘半农写好了一篇碑文，此碑文后因涉嫌“赤化宣传”未被采用，刘半农生前也未能公开发表。刘半农当时写的碑文是：
“君温良长厚，处已以约，接物以诚，为学不疲，诲人不倦，是以从游日众，名满城中。会张作霖自称大元帅于北京，政出武夫，儒冠可溺，遂逮君以同游六十余名，而令何丰林（原皖系军阀，后任张作霖安国军政府军事部长引者注）按其狱。君与路友于、张伯华、邓文辉等二十人罹于难，风凄雨横，摧此英贤，呜呼伤哉。”
然而，就是这样一篇措辞含蓄、温和，带有一点传统文人风格的碑文，在那时也不能公开采用。刘半农不得已，遂又改用工整遒劲的唐人写经体书法分别给李大钊烈士与夫人写了仅有死者姓名、籍贯、生卒年月日和五个遣孤姓名的两块墓碑。
李大钊的墓与赵纫兰的墓，双墓并列。赵纫兰死于李大钊下葬后的三十几天。可能是忧悒而死。她与李大钊结婚时，丈夫还是个孩子呐！她跟着丈夫受了一辈子苦：从当媳妇起即长时间独守空房，靠艰苦度日来供应丈夫在外国上学；来京后也跟着担惊受怕，数次逃难，直至最后随之被捕。丈夫殉难后，她悲痛号泣，气绝复苏者数次，病情愈益加剧，以致卧床不起。她死后的第二个月，即被中共河北省委追认为中共党员。
“李大钊烈士革命事迹陈列室”正中立着一块旧石碑，上面刻着一颗红星和黑色的镰刀斧头，中央镌刻着“中华革命领袖李大钊同志之墓”，落款是“北平市各革命团体”。这是那块随李大钊一起下葬的石碑：公葬那天，灵柩抵达这里后，有人用骡车拉来一块用棉被包着的墓碑，背面有一通情绪激昂的碑文。为避免招来敌人毁坏，众人没敢将此碑立于墓前，而是与棺木同时下了葬。
熊希龄保护李大钊家属
在奉系军阀张作霖派出军警数百人，从苏联驻华使馆逮捕了中共北方区委书记李大钊；在李大钊家属生死攸关的危难时刻，李大钊的知交香山慈幼院院长、曾任北洋政府总理的熊希龄以女儿结婚迎宾为名，突破敌人的重重关卡和封锁，派当时的香山慈幼院五校副主任、共产党员、李大钊的乐亭同乡李凌斗抢在敌人下手之前，用自己的汽车紧急把李大钊的夫人和孩子们接到了香山。熊希龄觉得还不够安全，为防不测，秘密地把他们母子藏进了香山红山头南麓正黄旗对面的“姑娘场”。姑娘场是个小型纺织工场，叫首善工场，它是洋务运动时的试验工场，熊希龄创办慈幼院后，把它改造成了女学生的实习工场。
李夫人母子逃过大搜捕后，熊希龄又及时地协助中国共产党人将李夫人母子安全地转移出了北京。
李大钊遭张作霖杀害后，李夫人母子的生活和孩子们的求学都遇到了很大的困难。为此，他们母子不得不多次往返于北平和乐亭故乡之间，过阗颠沛流离的生活，经常陷入难以立身的困境。
李大钊的乐亭同乡杨扶清、葛东桥和生前好友查良钊三人当时都在香山慈幼院任职，查良钊时任香山慈幼院副院长兼艺文中学校长；葛东桥在香山慈幼院分部任职，杨扶清时任香山慈幼院五校负责人。李大钊遇难后，杨扶清曾经资助李夫人母子从北平返回乐亭故乡的路费。当他们闻讯李夫人母子生活困难，孩子求学艰困后，及时跟院长熊希龄作了汇报。其后，北大校长蒋梦麟也向熊希龄反映，说李大钊夫人去世后，其两个孩子求学困难，希望熊希龄把他们招进香山慈幼院。熊希龄再次伸出援助之手。于是，1934年秋，李大钊的两个儿子李光华、李欣华（年仅7岁）兄弟一同被熊希龄招收为香山慈幼院的正生，享受了生活、学习全部免费的待遇。
熊希龄夫妇
附：捕杀李大钊的凶手落网
1951年6月5日，一封盖着绝密红戳的信摆在了北京市人民政府公安局副局长兼侦察处处长冯基平的案头，他拆开来看：
冯副局长：
本部房产管理所中统特务阎振郎反映：原李大钊同志被害之主谋人张作霖之侦缉处长吴郁文，化名博哉，现住在北京后鼓楼湾*号，希望迅速调查处理。为荷。
这是铁道部公安局发来的一封信。
冯基平马上把任务布置给了侦查处副处长狄飞。狄飞回到处里，叫来侦查员温振海。
第二天一大早，温振海就骑自行车来到了鼓楼地区，但没有发现“鼓楼湾”，他就到派出所去打听。派出所的户籍民警告诉他，“鼓楼湾”就是现在的旧鼓楼大街。温振海又请民警帮助查查，旧鼓楼大街有没有一个叫吴博哉的老头。民警拿来户口薄，翻到旧鼓楼大街4号时，发现一个叫“吴博斋”的人，69岁，汉族，北京密云人，职业栏里写着“老人”，其余栏里都空着。
“吴博斋”与“吴博哉”只差一字，年龄也差不多。
温振海便直奔旧鼓楼大街，找到4号的院门。
海振海进了院子，这里是一个大杂院，东、西、南、北都住着人家。温振海直奔最好的北屋。门没锁，他敲了敲门，没人答应，接着敲，并高喊着一个人的名字，推门就进了屋。
“这院子里没有你要找的人。”
温振海循着声音看去，屋东侧有一张床，床上躺着一个老头，声音就是这个老头发出来的。
老头很瘦，一副病态。温振海说：“打扰老爷子您哪，我找于永奎，他告诉我住鼓楼大街4号。”
“我刚才不是说吗，这院子里没有你要找的人。”老头是在往外赶温振海。
“老人家，你病了?贵姓呀?你高寿?身边怎么没有人伺候呀?”
“唉!老了，活不了几天了!”老头人很老，眼神并不老，透着一股锋利。
狄飞安排温振海去秘密调查后，马上又叫另外几名调查科的侦查员，让他们从接管下来的敌伪档案中查找线索。就在温振海见到那个歪躺在床上的老头时，这边的侦查员也有了重大发现，他们在1927年国民党北平市警察局一份关于授奖晋级的档案里发现了吴郁文的名字。吴郁文当年任京师警察厅侦缉处处长，因在调查抓捕李大钊等人的行动中有功，与京师警察厅总监陈兴亚受到张作霖的特别奖赏，陈兴亚被授予陆军中将，吴郁文晋升陆军中将衔，并被授予二等文虎勋章。其他参与这次行动的军警分别授予二至六等文虎勋章、二等大绶宝光嘉禾章等。他们的受奖名册、证书，成为日后审判他们的罪恶的证据。
经审讯在押的国民党旧警和中统、军统特务分子，他们证实了吴郁文有两个别名：吴博斋、吴博哉，提供了吴郁文的照片，并揭发吴郁文参与镇压“一二九”学生运动等罪恶行为。
案情汇报到了北京市委书记彭真那里，彭真认为，证据确凿，又罪大恶极，应该立即抓捕吴郁文。
彭真指示，在李大钊被害案中，只抓主要凶手：京师警察厅侦缉处处长吴郁文、京师警察厅总监陈兴亚、副处长雷恒成和京师警察厅司法处长蒲志中。
1951年6月20日，旧鼓楼大街4号进来几个警察。那个老头依然躺在床上，他立即明白了什么，费劲地直起身。
“你是吴郁文吗?”执行科科长杨永宣问。
“是。”吴郁文毫无表情，好像早就料到会有这么一天。
“你是抓捕杀害我党先驱李大钊的主谋，现在逮捕你!”杨永宣正色道。
吴郁文明白，他欠下革命先驱李大钊及其他19位革命志士的血债，到了偿还的时候了。所以到了侦查处后，他把策划、实施抓捕李大钊等人的经过都详详细细地供了出来。
吴郁文的归案，使当年李大钊等人被捕的秘密大白于天下。
4个凶手抓到了一个，另外三个之一京师警察厅司法处长蒲志中，主动到公安局投案。
不久，在上海的陈亚兴被群众揭发被抓获了。
1952年9月，上海的镇反肃反运动到了“补课阶段”。就在这时，上海市公安局新成分局接到了一封上级转来的检举信。
检举信是从北京以“密件”漆封、挂号专递的。信中检举一个叫“雷恒成”的怀蛋，历任奉系军阀京师警察厅侦缉处长、沈阳宪兵司令部侦缉处长、伪宛平县县长等职，数次亲率侦缉队逮捕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死心塌地为反动势力和日本侵略军效劳。李大钊就是由他亲手抓进大牢，受尽折磨并遭杀害的。
检举信强烈要求人民政府查明雷犯下落，坚决严惩。检举信还提供了一个线索：雷恒成可能潜匿在上海，信在跑马厅附近的马立斯路一带，好像以“卖卜”为生。此人特征是中等个、瘦脸、大烟熏黄金牙……
这封检举信立即引起了分局领导的高度重视。分局长马益三随即拿起电话，招来六股股长王天杰：“赶快派人，认真调查一下，调查结果随时向我报告。”
调查雷恒成的任务，当天就落到了鲁金发、夏咸俊和潘澄三个青年侦察员的肩上。
不过一两天功夫，调查便有了眉目。那个“雷恒成”，很可能就是居住在马立斯新村的“算命先生”。不过此人在户口册上登记的名字是“赵志安”。
一天中午，有人叩响了赵志安的家门。
“谁?”听见响声，算命先生警觉地扭过脸。
“听说府上有个‘了明禅师’，为人相命的‘了明禅师’？”
“有。有。”算命先生支起身来，瘦长的脸上堆起干笑，“请，请进……” 来者不是别人，正是侦察员鲁全发。
“请问，是来看相呢，还是求签?”
“看、看相。”鲁全发结巴巴地说，“请先生看看……看看我的八字，唉……”
算命先生听到来人一声唉叹，心里料定他不是有难就是有求，便摆出一副料事如神的架势，微闭双目，让来人将姓名生肖一一上报。
“我姓雷，天上打雷的雷，名字叫雷根成，21岁，属猴的。”
雷根成!霎那间，怪老头像屁股上挨了一锥，托着茶壶的双手突然一颤，好似过了电一般。鲁全发看得一清二楚，但他装着全然不觉的样子，又将自己的生辰八字统统报完。
“雷、雷先生，方才你说是来看相的，其实不用开口，我已知你心有郁结，双运不佳。幸亏你今日遇到了我明禅师，待会儿我给你点拨点拨。”赵志安很快恢复了镇静。
“啊，那太感谢了!”鲁全发刚谢了一声，忽而又脸色阴沉起来，“大师说我双运不佳，不知是……”
“当然是不祥之兆罗。”算命先生捻着稀稀拉拉的胡子，摇头晃脑一板一眼地说：“何谓双运?一是财运，二是官运。有了官运，必有财运；有了财运，方有官运。财运官运，官运财运……对你来说，可是两者皆空，两者皆难哪……”
算命先生滔滔不绝地胡诌起来，鲁全发瞪大双眼，作出惶惶然的样子，不住地点头。算命先生得意起来，禁不住仰头一笑，这一来，口中的几颗金牙顿时暴露无遗。鲁全发看得一清二楚。他暗暗捉摸，这个胡说八道的算命先生，年龄、相貌、口音、金牙，全都跟检举信对上号了。
“哎哟，现在几点钟了?”鲁全发突然发急起来，“大师句句都讲得勿错，我真越听越神，不知不觉把时间忘了，我还要赶到新闸桥招工站报名呢!师父，请问，几点钟了?”
鲁全发这一招，目的是想证实一下：雷恒成有块金表，平时总不离身，据说是前清皇帝赏给他的。
其实，鲁全发一进门，已瞅到这老头衣襟上吊着根黄澄澄的链子……
岂料，那算命先生并不忙着去摸表，只扭头往条桌上的玻璃罩钟瞄了一眼：“两点三十七分，还早着呢。”
这个老家伙!鲁全发恨得牙根发痒。他眉稍一紧，来了个急中生智：“才两点三十七分，这台钟肯定慢了，慢了!”鲁全发一副焦急的模样，一边掏钱，一边要往外走，“哎呀，钟要慢就糟了，去招工站报名就来不及了。来求好运道反而坏事了……”
“这口钟咋会慢?”这下，算命先生果然中计，只见他慢吞吞地一抬手，金灿灿的挂表便从衣兜里抽了出来。他一按那圆溜溜的盖钮，表盖随即轻轻弹开，“我说嘛，一分不慢，两点三十八……”
鲁全发的心思全在那表壳上，果然，挂表内盖上印着一帧清帝的头像!
第二天，算命先生的住所立即受到搜查。搜查出的证据，证明赵志安就是雷恒成。
1927年4月，雷恒成率侦缉部属，偕宪兵百余人包围苏俄使馆，捉拿藏身于此的中共党员13人。李大钊被捕时，一把用以自卫的蓝色手枪，也被雷恒成夺为已有。在狱中，敌人对李大钊滥施酷刑，最后杀害。
1953年4月6日，在沪北江湾靶场上，一颗愤怒的子弹，结束了汉奸、反革命分子雷恒成的罪恶的生命。
在押于北京的吴郁文是此案中罪行最为严重的。吴郁文于1953年5月病死在看守所里。
至此，逮捕杀害李大钊的几名主要凶手，都得到了应有的下场。
杀害李大钊的那座绞刑架，是北京市公安局接管原国民党警察局功德林监狱时发现的。
1949年2月2日，北平市公安局七分局局长朱文刚带着8名警察和中央警卫团一个班的战士，前去接管功德林监狱。清点物品时，朱文刚在一个大房子里看见一座铁架子，于是走近端详。朱文刚曾当过山东省淄博县县长和淄博县公安局局长，他知道这是绞刑架。
绞刑架的底座是木质的，杠架是黑森森的铁轨做成，同时可以绞杀两个人。朱文刚用手晃晃绞刑架，纹丝不动。他问身边的一名警察：“你们这个监狱用这个大家伙处决过死刑犯?”
“没有……我在这儿当差的时候没用过。听说绞死过共产党首领李大钊，那以后好像没有用过……”
朱文刚一惊，匆匆赶往市公安局汇报，局里又汇报到北平市委书记彭真办公室，彭真立即通知市政府文物接管组的同志，随公安局文保组的民警，把绞刑架运到故宫午门的北平历史博物馆(中国历史博物馆前身)。
由于这座绞刑架是北平文物接管的第一件文物，又是杀害李大钊革命先驱的凶器，被编为0001号。1959年夏天，中国革命博物馆建成，这座绞刑架被移到革命博物馆里。
参阅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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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从俄罗斯带回“活的”李大钊》李玉贞/文《文摘周报》1999.11.8
原载《团结报》1999.10.28 (1999.12.07)
3.《纪念节日史略》肖甘/编 (1971.3.19笔记 1999.12.07)
4.《李大钊的故事》黄真、姚维斗/著 河北人民出版社1980.1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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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热心提携与卖师求生》苏 杭/文《文摘旬刊》2000.9.29
原载《纵横》2000.9 (2001.02.18)
6.《谋害李大钊的刑具》伊 溯/文《文摘旬刊》2001.2.23
原载《世纪》2001.1 (2001.06.02)
7.《失去了的灰墙李大钊故地寻找记》李 洁/文《作家文摘》2002.4.9
原载《人物》2002年第3期 (2002.05.07)
8.《熊希龄保护李大钊家属》龙儒文/文《作家文摘》2002.12.3
原载《文史春秋》2002年第11期 (2002.12.09)
9.《李大钊在苏联留下的珍贵镜头》董宝瑞/文《作家文摘》2006.3.24
原载《党史纵横》2006年第3期 (2006.03.29)
10.《刘半农与李大钊身后二三事》育辉/文《作家文摘》2008.5.13
原载《瞭望东方周刊》2008年第18-19期 (2008.06.10)
11.《捕杀李大钊凶手沪上落网》陈镇江/文《作家文摘》1999.9.21
原载《上海滩》1999年第9期 (1999.09.27)
12.《杀害李大钊的凶手落网记》慕安/文《作家文摘》2006.3.21
原载《海上文坛》2006年第2期 (2006.03.28)
13.《李大钊就义起初细节》方孔木/文《文摘旬刊》2011.1.7
原载《老年日报》 (2011.01.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