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我自己经营的数字印刷公司，由于资金和管理等问题，处于困境。

每当我遇到困难的时候，总有贵人相助。当时中国民族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的王总，经人介绍和我相识，他们打算给我投资。经过一番协商，我们成立了一家中外合资公司：泰来新宝石公司，该公司总投资100万美元，我不出钱算技术入股，占30%股份，香港泰来公司出资金，占70%股份。香港这家公司，其实就是国内的资金在港注册的，有着军方背景，他们和王总的背后关系我并不清楚。

对方派了一位从沈阳来的官二代陈先生担任公司总经理，我任总工程师。

在这之前，我有一支十几人的队伍，新公司成立的时候，这位陈先生提出要精兵简政，让我把原有的人马排排队，把可有可无的人员辞退掉，只留下核心骨干。于是，我把多数原员工辞退了，只留下了几名最得力的技术和销售骨干。

其实我上当了，随后，新公司招来了一些人员，占据了公司的重要岗位，这些人都是陈先生的亲信。说实在的，我自己办企业，一直信奉一条“任人唯贤”的原则，这次公司人员调整，“我的人”被架空了。陈先生对我说：“一朝天子一朝臣”是必然的，谁当头都要用自己的人。

公司运行了一段时间，我就发现了，这位总经理的能力不行，不是有点差，而是非常的差。他从来没有办过公司，不懂经营也不懂技术，还瞎指挥。与其让他当老总，不如我来干。大概过了半年，我向公司董事会提出要求更换总经理人选，但是对方不同意，由于我是小股东说了不算，只好继续拖下去。

随后，我原来留下的骨干人员，一个个都辞职而去。他们走的时候，对我都这样说：“王总，我很愿意跟你干，但是现在这位陈总实在太差了，我没法与他合作，所以只好离开了……。”这样一来，我的原班人马，一部分被我辞退了，而另一部分又自己辞职了，最后只剩下了我自己，导致我的“元气”大伤，虽然后来我自己也离开了这家公司，但是我要想东山再起，已经没人了，这是后话。

时间过了一年，到了1996年，合作方香港泰来公司的倪总也终于认识到他们派来的总经理不行，于是决定换人。这时，该公司的董事长J先生来到北京和我面谈了一次，我把公司一年来的情况向他做了汇报，并且希望能换一位总经理。这时，J先生提出了一个令我很意外的建议，他说，让万润南来当总经理如何？

当时，万在巴黎流亡，请他回来？可能吗？这个建议也太大胆了吧？

让万回来与我一起办公司，我当然愿意，但是……，我心里有太多的问号。

J先生说，万是否愿意再次出山还是个问题呢！你最好先问问他，如果他同意，咱们再往下谈。J先生说，如果可以的话，请他给香港我们公司发一份传真表个态。

很快，我和万取得了联系，把J先生的想法对他说了，万表示可以考虑，并给香港方面发了传真。

香港方面给我打来电话，说看到了万的传真，并表示万的写法不行。从万的口气看，好像是我们“邀请他回来”。J先生说，要换一个写法，要“在传真中要表达出是他自己请求回来并希望这边批准”才行。于是我对万说，你要重写一份传真，万按我说的意思，又发了一份传真，语气比较诚恳，这次香港方面认可了。

于是，接下来要进行一次面谈，讨论新公司的方案。

鉴于当时的情况，万绝不可能回大陆，也无法去香港，所以会谈地点定在新加坡。我从北京去，J先生从香港去，万从巴黎去。经过了一段时间的准备，我办好了去新加坡的签证，把会面的时间定在了96年夏天的某个周日，地点在我新加坡下榻的酒店。我提前一天在周六抵达新加坡入住，万在周日到达，约定下午5点到酒店来找我，J先生当天从香港直飞新加坡，与港J先生的见面时间，则定在当晚7点。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