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红丛书(1)
日出东方
王先金 编著
第十二章 蔡锷：昆明重九起义
朱德：云南学武 欧洲入党
叶剑英：跟日本教官比武
蒋介石: 秘密访问苏联 (3)
云南陆军宪兵司令官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在孙炳文的帮助下，朱德开始用一种新的眼光，去探索中国的前途。
孙炳文，四川南溪人，同盟会会员，毕业于京师大学堂预科，担任过《民国日报》主笔。1917年朱德驻军南溪时与孙炳文相识，两人一见如故。1918年，朱德聘孙炳文为旅部咨谋。 孙炳文
1919年在泸州城南的大校场陵园前，为护国之役壮烈牺牲的滇军将士修建纪念亭，命名“慰忠亭”。朱德撰就两副挽联，表达缅怀之情：
与黄花岗同一馨香，气象森严，乾坤只有两堆土；
续奇男儿无双祀典，风云叱咤，魂魄应归九虎关。
收拾河山埋战骨；
摩挲碑碣慰忠魂。
朱德在驻守泸州期间，忧国忧民，心系天下兴亡，于思绪万端中撰写了一副楹联，表达自己的忧乐观：
四面云山归眼底；
万家灯火系心头。
1920年，川滇战争爆发，滇军先胜后败，年底朱德率部退出川境。1921年2月，顾品珍率驻川滇军回昆驱逐唐继尧，唐继尧流落香港，顾品珍遂以滇军总司令名义统治云南，先后委任朱德为云南陆军宪兵司令部司令官、警察厅厅长、云南省禁烟局会办等职。当时朱德就住在昆明五华山北水晶宫的红花巷四号和小梅园巷三号。住房是土木结构的四合院，座北朝南，主房北屋为一楼一底两层楼房，其余东、西、南均为平房。全都是一明两暗的花格窗雕饰式样。(朱德故居现在仍按原貌保留着，供人瞻仰、缅怀。朱德当年住的东厢房，现正中墙上有一幅朱德与康克清的巨幅照片。墙上还有一幅对联：功业埀千古，丹心贯日月。1989年，云南人民为了纪念这位历史伟人，又在院子里增建了一个纪念亭。亭子古朴华丽、金壁辉煌。亭柱子上还有一副对联：自有风云常卫护，还从日月并光昭。)
1922年3月，唐继尧率部反攻昆明，顾品珍战死，唐继尧重新掌握云南大权。3月27日，唐继尧对朱德发出通缉令。朱德遂与代理滇军总司令兼代云南省省长金汉鼎离开昆明，经滇东北，渡金沙江，绕至四川会理，在5月中旬回到四川南溪家中。从此，朱德离开了自己生活约十四年的“第二故乡”云南。
5月下旬，朱德应原川军总司令刘湘和川军第二军军长杨森之邀，去重庆，受到刘、杨的盛情接待。杨森以“师长”的职位邀朱德留下共事。朱德决心抛弃高官厚禄，寻找新的革命道路，便以出国为由，婉言谢绝。 昆明大观楼
朱德赠映空诗文
1922年，朱德已在滇军十三年，经历了云南辛亥革命重九起义，参加了护国运动，倾心为国，以“誓拼铁血铸中华”的决心，奋战沙场。虽然他已出任云南陆军宪兵司令，继任警察厅长，生活可谓优裕安定，但见军阀混战又起，大陆沉沉，人民涂炭，革命并未成功，志士苦闷彷徨，心潮起伏动荡，在这种心情下，他与昆明昙华寺住持映空和尚常有交往，漫步亭园，写下了赠映空和尚的诗文。就在这年，他到德国柏林去寻找真理，在那里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开始了新的革命生涯。 作者在朱德赠映空诗文碑前
映空和尚接到朱德的赠诗后，即刊石立碑，以志永久纪念。碑为青石质，高1.2米，宽0.5米，正楷，十五行，每行三十字，碑文如下： 朱德赠映空诗文原碑 2009.3.10摄
敬赠
映空大和尚 雅鉴
余素喜泉林，厌尘嚣。清末叶，内讧未息，外患频来。生当其时，若尽袖手旁观，必蹈越南覆辙。不得已备身军界，共济时艰。初意扫除专制，恢复民权，即行告退。讵料国事日非，仔肩艰卸，戎马连绵，转瞬千念。庚申冬，颁师回滇，改膺宪兵司令，维持补救，百端待理。虽未解甲归田，较之枪林弹雨，血战沙场时，劳逸奚啻天渊。公余尝偕友游昙华寺，见夫花木亭亭，四时不谢，足以娱情养性。询：皆映空大和尚手植，且募修庙宇，清幽古雅，实为煞费苦心。与之接谈，词严义正，一尘不染，诚法门所罕见，爰为俚言，以志欣慕。
映空和尚，天真烂漫。辖然其度，超然其象。世事浮云，形骸放浪。裁花种竹，除邪涤荡。与野鸟为朋，结孤云为伴。砌石作床眠，抄经月下看。身之荣辱兮茫茫，人之生死兮淡淡。寒依日兮暑依风，渴思饮兮饥思饭。不管国家存亡，焉知人间聚散。无人无我，有相无相，时局为斯，令人想向。
中华民国壬戌年孟春 月
西蜀 朱德 敬赠。
在此题外说几句。
昆明有许多名胜古迹，像金殿、大观楼都是名闻天下。朱德在昆明期间，也不免到这些名胜古迹一游。大观楼有一幅名闻天下的第一长联，作者孙髯翁，由赵藩手书。
赵藩(1851-1927)，云南省剑川县向湖村人，白族。
大观楼长联，曾被毛泽东调阅拓片，并放在案头随手翻看。所调阅的长联拓片，由云南椎拓高手张宝善完成。
听说解放初期，曾任云南省委书记的谢富治到北京开会，毛泽东问他，看过大观楼的长联没有？谢富治回答没有，他会后回到昆明，马上坐小车去大观楼看这幅长联。
1958年3月7日，中央工作会议(史称“成都会议”)期间，毛泽东去武侯祠参观，在赵藩撰书的“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不审势则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的“攻心联”前伫立良久。参观回来后，毛泽东要田家英找人去把楹联抄给他，领命办理的是四川省委办公厅副主任黄流。 赵 藩
盛传1972年刘兴元调任四川省委书记时，毛泽东特意叫他去武侯祠观看这幅楹联，从中吸取治理四川的经验。
有作家如此描写朱德
无限深沉的脸庞上，是那漫不经意却又整齐的短发。这完全是一个受过严格军事训练的标准军人和严格纪律约束的职业革命者的发式。
这种发式区别于毛泽东那诗人气质的中分和周恩来那儒雅气质的背头。
永远的短发下面，是一双平静而又深情的眼睛。那是一双被苦难和传奇浸透的眼睛。
它区别于毛泽东的深遂而诗化、周恩来的智慧而机敏的眼睛。
这是一双东方典型的慧眼和中国军人的眸子。
一双智慧的眼睛下是厚重而温暖的双唇，这饱尝苦涩和甘甜的双唇给人留下憨厚而纯朴的形象。
它区别毛泽东锋利而明快、周恩来机灵而又精致的双唇。
那是一张典型庄稼汉子和可信朋友式的嘴唇。
他那一身的特征都是约定俗成的符号，他的身躯就是艺术，他的精神和形象具有无比的神奇和丰富的内涵。
“本世纪最伟大的民族领袖之一！”
“中国红军之父！”
“中国人民的优秀儿子！”
……
有作家如此描写了朱德。一个同毛泽东、周恩来一起，用他们的理想、智慧和意志影响了20世纪20年代之后，占人类五分之一苍生命运的传奇人物。
陈独秀没有立即答应朱德加入共产党
一位布衣青年夹着一把油纸雨伞，在通往安源矿山的路上行走着。那是中共湖南地区的委员毛泽东。
一位英俊腼腆的青年在欧洲的原野上穿行着。这是中共旅欧支部的负责人之一周恩来。
一位憨实的汉子在上海的街区里打听着他要去的地方。这是滇军名将，此时已退出滇军的朱德。
这是发生在1922年间的事情。那时，这三位中青年几乎都是在这个迷惘的世界穿行着，忙碌着，探索着……
孙炳文，1885年出生于四川省南溪县城郊魏家山，自幼苦读，后考入北京大学。参加革命后，以同盟会京津分会文牍部部长身份兼任《民国日报》总编辑。因谋剌摄政王一事泄露，遭袁世凯通缉，被迫潜回南溪以教书为业。后来，他应胞兄孙炳章之约赴成都。在成都期间，孙炳文认识了早年任孙中山私人秘书、也是朱德的朋友李贞白。李贞白向他介绍了朱德。 1917年春，在孙炳章的促成下，孙炳文往泸州会晤朱德。他们一见如故，倾心而谈，彼此深感认识太晚。
数月后，朱德聘孙炳文为靖国军旅部咨议，协理军政事务。
孙炳文任朱德旅咨议后，推荐学识渊博的朱青长、欧阳历清等充实幕府，动员亲属子弟习武从军，加强实力。帮助朱德建军、建政。
这期间，朱德研读了孙炳文推荐给他的《新潮》、《新青年》、《每周评论》等刊物；还阅读了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的文章。
五四运动的爆发，震撼了中国大地。身处川南军营中的朱德和孙炳文商定：“在走上其他道路之前，应先研究外国的政治思想和制度，看看外国是怎样维护他们的独立的。”在此思想指导下，朱德和孙炳文决定出国寻求新的革命道路和革命方法。
1921年初，孙炳文偕妻子任锐和女儿去了北京，作出国学习的准备。
1922年7月，朱德脱掉了军装，毅然决然地离开了军阀部队。他这次来到上海，除了寻找共产党，还有一个目的，就是进医院戒毒。他在军阀部队中已经深深地染上了毒瘾，他清楚，浸泡在这样的毒糜生活里，自己肯定会彻底消蚀在无望之中。
朱德来到法国圣公医院戒鸦片烟。经过天旋地转的戒毒煎熬，朱德昂首走出了医院的大门，像是换了个人似的。
在医院期间，他阅读了朋友送来的报刊，了解到中国的工人运动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遂决心加入中国共产党。出院后，他即在上海寻找共产党。
朱德离开四川去寻找共产党，当时他一点也不知道怎样同党组织进行联系，只是下定决心无论如何也得联系上。
不久，朱德收到孙炳文从北京来信，按约定预定了9月初由上海开往法国马赛的船票，便急往北京与分别一年多的孙炳文会合。
孙炳文听了朱德在上海寻找中国共产党的经过后，他告诉朱德，他的好朋友李大钊去年参与组织了中国共产党，这个党与国民党不同，是代表工人阶级利益、代表贫苦大众利益的。孙炳文说，这个党的党纲就是反对封建军阀鱼肉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号召劳动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夺取全国政权，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朱德听了孙炳文的话，立即表示要去见李大钊，要求加入这样的先进政党。
很不巧，当他们赶到李大钊那儿，才得知李大钊到南方去了。
他们事先已经约好，一起乘勤工俭学的大潮到欧洲去。孙炳文说，到欧洲去勤工俭学，要从上海走，我们可以到上海找另一位中共领导人，党的总书记陈独秀。
朱德独自回到了上海，他一面寻访中共机关，一面拜见了孙中山。
朱德回到上海后，见到了当时革命者十分敬仰的先行者孙中山和汪精卫、胡汉民等国民党领袖。孙中山给朱德的印象是一个非常真诚、坚决、明智的领导者。
在孙中山面前，他再也不像当年从仪陇乡下到县城应考时那般急促不安。
“你们俩是滇军的名将！”孙中山对他和同他一起去的滇军将军金汉鼎说，“我可以答应你们的是先付10万大洋，作为军饷，以你们之影响回到滇军去，重振滇军。然后进军广东，打倒陈炯明……”
金汉鼎有些喜形于色，朱德却沉默而又不安。许久之后，他嗫嚅着说：“我想到欧洲去！”他诚恳地陈述了自己对革命的认识，并承认自己已读了一些共产主义小册子。“我愿意到欧洲是听说社会主义在欧洲最强大。”又说：“当然欧洲的国家也是一丘之貉，但欧洲已经出现了新的社会力量，这也许对我们有好处。”
孙中山又提出要朱德到美国去。朱德说，他的兴趣是去德国研究军事科学，亲眼看看世界大战的后果。
此时，正值孙中山同俄共代表、中共领导人的多次接触后，实现国共第一次合作的前夕，因此受到孙中山的赞许和同意。
几天之后，朱德终于找到了渔阳里，这里是陈独秀居住的地方，也是中共中央的活动场所。在这里，他见到了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
陈独秀见来了一位大老粗样的人，没有什么激情，不冷不热地接见了朱德。
朱德倒是满怀激情，原以为共产党会接纳他的，只要自己提出加入共产党的申请，就可以被接受，因为国民党就是这样的。
这位大学教授点着烟，听着这位滇军名将的自我介绍。当朱德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时，教授犹豫了。朱德并不知道，陈独秀这个堂堂的总书记看人却是喜欢“以貌取人”的。陈独秀非常讲究直观印象，他对朱德外形看不上眼，黑黑的，颧骨太高，其貌不扬，是国民党党员，且已经结婚四次，太复杂了，旧习气太浓了。
陈独秀认为，共产党就应该与鱼龙混杂的国民党迥然不同，他多次与中共中央组织委员张国焘说过，共产党的队伍是要“纯而又纯”的工人阶级的队伍。眼前的朱德是一个难题。
的确，在此之前，还没有见一位在旧军队中有这么高职位的人要求参加共产党的。陈独秀拿不定主意，便岔开话题，问朱德：“你是国民党党员，共产党与国民党是有区别的，你知道区别在哪里？”
朱德见闷了半天的陈独秀终于对自己说话了，提高声调对陈独秀说：“辛亥革命的成果被那些反革命分子窃取了，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用军阀混战的办法来解决中国的问题，是脱离劳苦大众的，解决不了劳苦大众的生存问题，我认为这是死路一条，在中国不可能建立资产阶级的共和国。所以，我不想再与任何军阀发生关系，要求参加共产党。”
陈独秀心中大惊，想不到这位其貌不扬的军人还颇有理论能力，讲的话也是剀切中理的，但他还是冷冷地说：“要参加共产党，是没有什么荣华富贵可享受的，不要说酒色财气了，几乎是苦行僧，参加共产党，必须以工人阶级的事业为自己的事业，而且时刻要准备为革命理想和事业献出生命。”
朱德回答说：“如果为了个人的享受，我就不会来找共产党了。我可以回到军阀部队中去，可以成就个人的功名利禄。但我正因为要抛弃这些，为国家和民族的利益而奋斗，所以我才选择了共产党。而且，我一定忠贞不渝，决不叛党，随时准备为了壮丽的事业贡献出一切！”
陈独秀看着朱德，又一次沉默起来。他起身，踱到书架前，抽出几本书，交给朱德，说：“这是一些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你还是先拿回去学习一下，一定要学好了学懂了。”
“好，我一定认真学习，做一名真正的共产党员！”朱德赶紧表白，以为接下来就是陈独秀同意他加入共产党了。
陈独秀却摆摆手说：“共产党是极为严密的组织，与国民党不同，不是申请一下或者经人劝说就可以加入的。我们现在发展党员，都是在一起参加革命活动经过考验认为合格才发展的。共产党员必须有坚定的革命意志，必须经受严峻的斗争考验。而且这样的考验不是一个很短的时间，而应该是长时间的。像你这样的人，就需要长时间的学习和真诚的申请。当然，你坚定地要求入党，我们是欢迎的……”陈独秀将朱德送下楼去。
陈独秀没有立即答应朱德的入党要求，因为中国共产党对吸收党员的规定很严。要想入党，首先必须有党员作介绍人，要让党了解他；尤其朱德是从旧军队过来的，还需要考察他，同时，朱德并没有介绍人介绍他入党，只是直接向陈独秀提出了入党申请，当然不能入党；朱德也没有提出让陈独秀做他的入党介绍人。即便提出让陈独秀作他的入党介绍人，陈独秀也要对他进行了解，而当时陈独秀对他还不了解。所以，陈独秀没有立即答应朱德入党，这不仅符合党章的规定，也完全是正常的。
陈独秀没有立即答应朱德入党，使朱德感到有些绝望和痛苦。他想，自己一只脚站在旧秩序中，另一只脚却不能在新循序中找到立足之地。
朱德在欧洲加入共产党
1922年9月初，从吴淞口起航的法国邮轮“阿尔及尔”号载着朱德和朱德的希望前往欧洲的巴黎。
1922年10月中旬，朱德与孙炳文到了法国巴黎。经打听，周恩来正在德国柏林筹建中共旅欧总支部柏林支部。他们便赶赴德国柏林会晤周恩来。在柏林，朱德和孙炳文向周恩来陈述了各自的经历，以及在北京和上海寻找中共的情况，提出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要求。
那一天，是1922年10月22日，当他在一座公寓里见到眉清目秀的周恩来时，他们的眼神沟通了。周恩来与朱德作了彻夜长谈，听他介绍了自己的身份、经历及对共产党的认识之后，周恩来对他有了深入的了解，才在两个月之后即11月，周恩来和张申府介绍朱德加入了旅德中共组织。
由于朱德不是工人，依据党章的规定他的入党必须经过中央执行委员会审查通过，方可成为中共正式党员。陈独秀后来认为朱德经受住了党的考验，又有周恩来和张申府的介绍，所以他代表党中央批准了朱德的入党申请。但朱德的党籍对外是保密的，这说明陈独秀是经过深思熟虑且卓有远见的。因为在当时的环境下，党很难接受一个像朱德这样曾在旧军队身居高位的人入党，在群众中可能产生不良影响；同时，他考虑到朱德的党籍对外保密更有利于革命。所以对朱德采取了“秘密党员”的方式来解决问题，这也是一个创举，为日后中共吸收了不少秘密党员开了先河。
就是从这一年开始，朱德同他未来的战友们一起，站到了同一个信仰的起跑线上，一直走到他们生命的终点共同的1976年，始终没有分开过……
1923年秋天，孙炳文同张申府、刘清扬回国。
1924年春，孙炳文再次赴德，完成改组国民党旅德支部后，来到格廷根会见朱德。孙炳文向朱德传达了中共“三大”和国民党“一大”的内容，带来了两个会议的主要文件。朱德兴奋地说：“两年前我们在上海会见孙中山，他谈到正在酝酿新的政策，事过两年，新政策果然出来了。”朱德紧紧地握住孙炳文的手说：“咱们一起把国民党支部的工作抓起来，给它来个脱胎换骨的改造。”
朱德出任由孙炳文主持改组后的国民党旅德支部组织主任，他以老资格国民党员的身份团结、教育留德学生中的国民党员。
张申府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的创立、黄埔军校的筹建、民盟的成立等重大政治活动，是他介绍周恩来、朱德加入中国共产党，但他自己不久便退出了共产党。
1925年1月，中共“四大”在上海召开。与李大钊、陈独秀联系密切，又参与过组建中国共产党活动的张申府，在讨论党的纲领时，因意见分歧而负气离席并提出退党。尽管李大钊、赵世炎等人反复劝说挽留，但他仍执意持“在党外来帮助党工作”的立场。
1935年，张申府参加著名的“一二·九”运动任总指挥（张申府与清华学生姚克广即姚依林、女一中校长孙荪荃、学生郭明秋组成一个临时指挥部），并因此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入狱（后由冯玉祥保释出狱）。国共内战爆发后，他在1948年发表《呼吁和平》一文，受到中国共产党的严厉批判，并被民盟开除盟籍。1957年“反右”时顶风支持章伯钧，结果连带自己也遭到批判。
有人这样评价张申府：“他半生徘徊于学术与政治之间，本可以创立自己的哲学体系，也可以成为政治领袖，但最终两者都没有结果。他有心提携了一位伟人（周恩来），也无心忽视了一位伟人（毛泽东），栽了花也栽了棘。他参与筹建了一个政党，中途退出后仍与之合作；但当这个政党即将在内战中获胜时，他却又呼吁和平。为此，他在共和国成立后坐了20年冷板凳，晚年才成为‘出土文物’。”
1986年6月，张申府去世。7月，《人民日报》刊发讣告，给予他最后的评价是“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和“中国共产党的老朋友”。香港出版的报纸则加上了“学者耆宿，文章楷模”。
从1979年11月起，美国女历史学家舒衡哲开始访问张申府。这位86岁的老人给她的第一个印象是十分虚弱，然而谈起话来却是精力充沛，谈笑风生。“张申府的记性，好得令人惊奇。”经过了5年的访谈，出版了《张申府访谈录》。
朱德在德国两次被捕
毛、朱、周都以不同的形态走近共产主义信仰。在德国马克思的故乡，朱德真正接受了共产主义理论的真谛。正如他后来的回忆：
“坐在帝国主义国家里来看帝国主义倒是清楚一些。在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方面也有很大的进步。我读了许多这种书籍。在休养时期、重新准备的时期里，我把自己的思想、行动，都重新检讨了。现在想起来，那时的确是有了很大的进步。”
朱德在德国从马克思主义的ABC开始学起……
朱德在毕生的求索中，一刻也没间断过他在军事领域里的极大乐趣。
朱德租住在一位前德皇军队当过将军的男爵家中。他在这里享受了计时收费的学习，男爵向他详细讲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法和战例。
朱德在柏林呆了一年，然后去哥廷根，进了一所大学，学了两学期的社会科学部分原因是为了掩护他继续呆在德国。这期间，他坚定地干着党的工作。1924年，他们在柏林组织了一个国民党支部。朱德主编了一份油印的《政治周报》。邓演达当时也在那里，后来他组织了第三党。朱德出席了世界学生大会。
朱德在德国参加了20万人的红色前线战士同盟的检阅、野营训练和实战演习。
1925年4月间，一名保加利亚的反动分子钱柯夫在寓所里被农民党人杀死。为此，德国政府抓了许多保加利亚人。为援助无辜被捕的人，朱德参加了在柏林一家咖啡店举行的秘密集会。会开了不久，德国警察就闯了进来，把他们都逮捕了。
朱德经中国留学生会多方设法营救，在被监禁了28小时后，由中国驻德国公使保释出狱。
1925年5月30日，上海发生了英国巡捕在南京路以排枪扫射游行学生，造成了数十人死亡的“五卅惨案”。
这个震惊中外的消息传到柏林后，激起了留德学生的极大愤慨。中共旅德支部组织中国留学生展开声援活动。6月下旬，在德国共产党的帮助下，中国留学生在柏林某校集会。散会时，朱德、孙炳文等遭到德国警方的抓捕。德国共产党发动工人团体向法院起诉，称中国人是应邀请参加的，警方无权逮捕中国人。法院迫于压力，不得不把囚禁了两天的朱德等人释放。
这是朱德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被捕，那是因为他参加了共产党为声援“五卅运动”而召开的大会活动。第二次被捕只拘留了30个小时。朱德说：“我为革命而坐牢的纪录是没什么了不起的，总共不过58小时。那时候，我跟许多在德国的印度人一起工作。许多国家的学生出席了那次的学生大会，我结识了不少朋友。由于这些活动，我终于被赶出德国。”
1925年7月4日，朱德离开柏林，乘船德去了苏联。他来到莫斯科东方大学为中国共产党人培训军事人才的秘密基地，对苏俄的战争理论进行了系统学习。在那个莫斯科郊外以农庄掩护的莫洛霍夫卡营地，他找到游击战与中国革命之初的战争联系，尽管他提出的战法“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必要时拖队伍上山”，当时受到批评，但后来事实证明他的论断是正确的。
朱德在苏联学习期间，孙炳文于1925年8月离开柏林，转道莫斯科回到祖国。回国不久，受邓演达等人电邀赴广州，就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上校秘书兼广东大学教授。第二年6月，调任总政治部秘书长，住中共广东区委军委办公处。国民革命军挥师北上，邓演达随军出征，孙炳文升任总政治部后方留守处少将主任，负责筹备经费、器械、药品和补充战斗人员、训练骨干等工作。1927年4月，孙炳文接邓演达电令赴武汉，就任军事委员会总务兼军事厅厅长职。
然而，孙炳文刚抵上海，就遭法国巡捕逮捕。这时，蒋介石已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4月20日，年仅42岁的孙炳文遭敌人杀害。朱德闻此噩耗，放声痛哭，悲愤至极。
朱德说服杨森参加北伐
杨 森
北伐战争开始后，1926年7月，朱德从苏联回到了中国。
朱德一到上海，陈独秀就在上海闸北区党中央处所会见了他，同他作了两次交谈后，立即委以重任，派他到四川军阀杨森处做统战工作，争取杨森易帜支援北伐。与此同时，朱德在上海逗留期间，陈独秀又要他利用在滇军中的老关系去调查军阀孙传芳的实力。
1926年8月11日，朱德以国民政府代表名义，从上海来到四川军阀杨森司令部驻地川东万县，对原先想勾结吴佩孚的杨森展开统一战线工作，争取他支援北伐。
朱德乘坐的客轮抵万县港时，杨森领文臣武将在江岸迎接。“兄弟”相见，格外亲热。
杨森设宴为朱德接风洗尘。席间，杨森举杯说：“我杨子惠有今日，多亏玉阶兄相救，兄于我恩如父母。一别数年今相见，定痛饮尽欢！”数杯热酒下肚，杨森便吩咐手下：“今夜，我与兄抵足而眠，不许打扰。”说着，携朱德向寝室走去。
杨森坐于床榻亲切地对朱德说：“当初玉阶兄出洋时，弟承诺虚席以待。今日兄来，弟不食前言，定委托重任。”
朱德问：“今国民革命正值北伐，子惠，有何打算？”
杨森说：“多事之秋，风云变幻。北伐军攻打的是吴佩孚，而吴大帅有恩于我。兄出洋后，刘湘与我反目，挤我出蜀地，是吴大帅助我一臂之力，使我再返川东。不瞒兄长，小弟昨接吴大帅手谕，要我援鄂抵挡北伐军呢！”
朱德问：“你如何办理？”
“大丈夫长在天地间，以识时务者为俊杰。一个月前，我派贴身副官持信面见蒋介石、邓演达、吴玉章……”杨森沉默片刻又说，“小弟欲同北伐军一道攻击北洋军，可是迟迟下不了决心呀！”
朱德微微笑着说：“子惠，不要瞻前顾后了，应当干一番轰轰烈烈为国为民的事嘛！”说到这里，朱德从怀中取出委任状，说：“子惠，这是国民革命政府给你的。”
杨森接看，国民政府委任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军长兼川鄂边司令。朱德接着说：“子惠，把话说明吧，我是国民政府派来第二十军的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你欢迎吗？”
“玉阶兄，我当然欢迎！”并将兄脯拍得“咚咚”响，“玉阶兄，我北伐定了！不过……”摊开双手，“国民政府给我多少军饷？”
“子惠，北伐军正艰苦奋战，哪来钱呢？军中所需就地筹集嘛。你的部队吃遍川东，粮赋预征了20年，不但收老百姓的苛捐杂税，而且还收了货物过境税，手里有的是钱哟！”最后，朱德十分真诚地说：“子惠，我到你这里来，一是为了革命，二是念你我旧交情谊。作为兄长，在风云变幻无常之时不能不为你指明出路。我坦率告诉你，革命一定成功，如果执迷不悟，继续助纣为虐，就会走上绝路！”
1926年11月2日，杨森发表通电，宣布易帜，正式就任国民革命军军长，朱德任党代表。朱德不负重托完成了陈独秀代表党中央交给他的使命。
朱德在沪州会友时，写了几首诗，其中一首是：
中山主义非无补，卡尔思潮集大成。
从此天涯寻正道，他年另换旧旗旌。
一天，朱德忆及早年在成都瞻仰武侯祠的情景，挥笔撰写了一副七字联，献给汉军师武侯祠堂：
千古文章出师表；
一腔忠义八阵图。
梁启超给女儿写信
1922年11月29日，梁启超给他的大女儿梁思顺写了一封信，他称女儿是“我的宝贝思顺”。那时，梁思顺跟随时任马尼拉总领事的丈夫在任上；梁启超在南京东南大学讲学，主讲《中国政治思想思史》。梁启超和女儿感情很深，双方经常通信，有时候一天能写两封信。
信中说，四五天前，陈伯严请他去吃饭，结果喝醉了。他在信中解释道：“你勿惊，我到南京后已经没有吃酒了，这次因陈伯严请吃饭，拿出五十年前陈酒来吃，我们又是二十五年没见的老朋友，所以高兴大吃。”
梁启超详细叙述了在南京讲学的情况，除了每星期六讲《中国政治思想史》外，还要到各学校进行演讲，讲义都是临时撰写的，一个月内就写了十万字，“此外各学校或团体之欢迎会等，每来复（每星期）总有一次以上”。
信中叙述最多的是张君劢如何阻挠他上课的事。在南京期间，张君劢做他的陪同。信中说，在前几天的一个星期二，梁吃醉了酒，星期三感了风寒，回来大吐，星期四，张君劢请了一个外国医生给他看病，说他心脏不好，要停止一切工作。梁启超不听劝告，认为自己没病，继续讲学。“那天晚上是政法学校讲期，我去了，君劢在外面吃饭回来，听见大惊，一直跑到该校，从课堂上硬把我拉下来，自己和学生讲演。说是为了国家干涉我。再明日星期五，我照例上东南大学的讲堂，已见有大张通告，说梁先生有病放假，学生都散了。原来又是君劢捣的鬼，他已经立即写信给各校，将我所有讲课都停一星期再说。”
张君劢天天和梁启超理论，说他的生命是四万万人的生命不由他一个人做主，张君劢要对四万万人负责。梁启超感叹道：“医生不准我读书，著书，构思，讲演，不准我吃酒（可以），吃茶，吃烟。我的宝贝，你想这样的生活我如何能过得。”
两个人经过激烈争论以后，还是签订了工作契约。梁启超发牢骚说：“我想好好的一个人，吃醉了一顿酒，被这君劢捉着错处（呆头呆脑，书呆子蛮不讲理），如此欺负我，你说可气不可气。君劢声势汹汹，他说我不听他的话，他有本事立刻将我驱逐出南京。问他怎么办法。他说他要开一个梁先生保命会，在各校都演说一次，不怕学生不全体签名送我出境。你说可笑不可笑。”书呆子说书呆子，更显得可爱。
这一年，梁启超49岁。
叶剑英刀术降服东洋教官
叶剑英之父叶钻祥有8个子女，叶剑英排行第二。父亲很喜欢这个儿子，按照叶氏族谱，给他取了个名字叫叶宜伟。
1916年冬，叶剑英漂洋过海，经过汕头、香港、新加坡来到马来西亚的怡堡，找到了四位在南洋做豆腐、牛肉丸、蔬菜生意的伯父，谋职求生。他靠学英文打字，当小学教员谋生。正当他苦闷彷徨为微薄的收入发愁时，云南都督唐继尧派特使到马来西亚怡堡一带宣慰华侨，招收一些华侨子弟回云南陆军讲武学校就学。云南陆军讲武学校原名云南陆军讲武堂，创办于清末，位于昆明市翠湖边。蔡锷为了扩建，改名为云南讲武学校。1915年，蔡锷和唐继尧首举义旗，出师讨袁，取得胜利，云南陆军讲武学校由此闻名。叶剑英闻讯十分高兴，庆幸自己的求学愿望即将实现了。他立即前往报名，并于1917年夏回国，叶剑英等几个同学冒着盛夏酷暑，长途跋涉乘火车来到昆明，考入云南讲武堂。为了表示投笔从戎的决心，他特意把自己的名字“宜伟”改为“剑英”，立志做“民之利剑”，为国为民，英勇奋战。
叶剑英来到云南后，被云南陆军讲武学校第十二期炮兵科录取，学习攻读步兵、骑兵、炮兵、工兵四科军事本事。
叶剑英原名叶宜伟，入校后，为了学到文才武略，将来一展英雄豪气，报效国家，特意将“宜伟”改为“剑英”。在校期间，叶剑英资质聪慧，刻苦好学，深获同学们的爱戴，引起了炮兵科科长兼教官王柏龄、骑兵科科长林振雄的注意和重视，他们加倍地向叶剑英传授知识，使得叶剑英的武艺大有长进。
当时的云南讲武堂聘请了不少日本教官，其中有一个日本教官极其狂妄，满脑子大和民族至上的观念，根本不把中国学员放到眼里。此人擅长刀术，来到中国后自以为天下无敌，给学员上课时，经常找人比武，以打败别人为乐趣，中国学员敢怒不敢言。
叶剑英看在眼里，气在心头。他决心杀杀这个不懂尊重其他民族的教官的威风。他不动声色，悄悄与一个精于刀法的朝鲜人为伴，每天早起晚睡，勤学苦练，一丝不苟。半年过去了，叶剑英娴熟地掌握了刀术。
毕业日期临近了。这天，突然一个消息震动了讲武堂：叶剑英要和日本教官比武。一个中国学员竟敢向日本教官挑战，人们纷纷涌上比武场。
比武一开始，日本教官举着刀就“哇哇哇……”地向叶剑英冲过来，叶剑英避实就虚，以守为攻，消耗对方体力。而对手求胜心切，不顾一切地猛扑。半小时过去了，日本教官矮冬瓜一般的身子已明显不如刚才灵活，气喘如牛。反攻的机会来了，叶剑英把刀舞得“呼呼”生风，一刀快似一刀，日本教官慌了，顿时陷入被动。当日本教官一刀劈过来时，叶剑英轻轻一闪，顺势将对方的刀牢牢按住，日本教官拼命反抗，无奈筋疲力尽，只好气喘吁吁地求饶：“不要压了，不要压了。”
看到平日骄横不可一世的教官的丑态，围观的人们一齐哄笑起来。
日本教官为了表达对胜利者的敬重，双手恭敬地把跟随他多年的战刀送给叶剑英作纪念，叶剑英非常珍惜这把指挥刀，一直随身携带，完好地保存到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