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农”问题这么严重,农村不能发展的问题是农村市场不完善不活跃,在产品市场看起来基本上是自由交易的,但仍欠缺期货市场和大宗市场。
我们一谈到“三农”问题就会想到农村缺钱,农民很苦很穷,所以我们要帮助他,怎么帮?党中央国务院想到给钱,给很多钱,连续几年都是一号文件,聚焦“三农”问题,今年又来了,今年搞水利,中央出钱帮农村搞很多水利设施,但在我们看来,“三农”问题不在于缺钱,“三农”问题的核心在于市场不完善。我一直想成都是怎么做的,以及概念上的东西哪个放到前面先讲,我想了想还是先讲概念上的事,这部分会讲以下几点:
一是解除管制、开放市场带来经济发展;二,产权是市场的基础;三,产权的核心是交易权;四,市场活跃程度是由市场中最不活跃的要素决定的,我们所有事情的效率都是由最没有效率的因素决定的。市场的不完善、不活跃影响了农村的发展。解除管制开放市场能够带来经济发展是显而易见的问题,也是30多年改革开放的主要经验,大家都有共识,不管是农村还是城市都是这样的情况。
农村经历的几次解除管制和开放市场
从农村来讲,我们经历过几次解除管制和开放市场:第一次以小岗村为代表的承包制,这个承包制实际上开放了传统市场、农产品市场。以前农产品是统购统销的,开放了农产品市场带来了发展的大跃进,1957年搞“大跃进”,没有跃进,开放市场是真正的大跃进;第二次是农民可以出去打工,这解除了对劳动力的管制,劳动力进入了市场,这次给农村带来的作用非常重要。现在大家都知道,农村青壮劳动力多半都在外地打工,农民收入多半来自农民打工。那为什么农村多半资金来自打工?很显然农村本身的潜力没有发挥出来,受到很大的限制,种地无钱可赚,最近菜贱伤农就有人自杀;第三次是土地产权改革,产权进入市场。产权是市场的基础,有市场的,首先必须要有产权,因为没有产权就没有办法去交易。产权要明晰,若农民没有土地的产权,土地怎么能够进入市场?怎么去交易?这是不可能的,所以,首先必须有产权,而且产权必须是清晰的,这是任何要素进入市场的前提。
在改革开放以前,农产品是统购统销的,虽然在名义上承认你有产权,承认地、粮食是你的,但有统购统销,不能自己卖。不能交易,这样的产权不完整,有缺陷,不是真正的产权。要吃饭怎么办?有公社,大锅饭让你吃,也不是中国市场来决定的,所以没有效益,没有办法进入市场。第二次改革解除了对劳动力的限制,落实了农民对劳动力的产权,以前劳动力毫无疑问是自己的,但不能自由运用,不能到工厂打工,只能种地,出工不出力,劳动力没有成为自己能够运用的产权,这个限制解除以后,劳动力要素进入了市场。
一个是产权市场,还有一个要素市场:劳动力、资本、土地。这里讲到了劳动力和土地,下面落实农民对土地的产权,后面还会讲到资本,资本要素不仅仅是农村问题。
产权的核心是交易权
产权的核心是交易权。产权是一束权利,包括所有权、使用权、收益权、处置权,其中最重要的是交易权。产权可以分割和分离,当然,中国说的所有权、经营权分离和国际上讲所有权、经营权分离出发点不一样,后来形式的一系列做法也不太一样,但说明这个产权可以分离。
另外一点,产权会受到限制,比如说土地的用途有管制,基本上我们不太赞成土地用途管制,但土地用途管制在世界很多国家也存在,但即便存在,也应该和土地交易并存,也就是说土地用途的管制不应该导致交易的管制,所以可以并存。现在的土地管理制度里面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埋了一个很大的陷阱,因为用途是管制的,所以农用地变成城市用地时只能是国家来征收,也就是说用途管制是管制农用地必须用于农业,不能用于城市建设,如果允许用于城市建设,土地性质就会变更,这里面是一个错误的联系。如果不允许土地性质变换、转换,那么,作为农用地就一样可以交易。
土地用途管理之下就派生了土地产权,叫地票或者建设用地指标交易(这在重庆和成都都有),它是产权的一种变化。在很多情况下我们需要人为的设置一些产权,比如说知识产权,地票也是人为设定的一种产权,但来源于土地管制,我们对建设用地指标的一种管制。当有了管制以后,指标本身就会产生价值,这跟火车票短缺、黄牛炒票一样,只要让他合法,指标可以有价值,包括北京机动车摇号,如果允许其交易,是有价格的,这可以通过市场来配置,地票也一样,离中心城市近的土地价值高,从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的差价就很大,远离城市的地方用于建设用地就没有什么意义,这类似于设定土地发展权,等于变成土地发展权的交易,不需要到建设用地指标的地方去购买这个指标,然后可以征用城市周边的土地用于城市建设。
农村发展滞后的根源是市场不完善
我们面临的问题是什么?“三农”问题这么严重,农村不能发展的问题是农村市场不完善不活跃,在哪些地方不活跃?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是:在产品市场看起来基本上是自由交易的,问题不大,但仍然存在一些问题,比如说缺少大宗交易和远期交易,也就是说欠缺期货市场和大宗市场。比如,猪价涨了,大家都养猪,来年猪多了,猪价就跌了,农民就亏了,农民亏了就把猪给杀了,杀了以后来年就没猪了,没猪猪价又涨了,猪价涨了,城市人喊救命,没有远期安排。
从劳动力要素来讲,基本上也是自由流动的劳动力要素,农民现在可以自主决定到哪里去打工,但受到一些限制和制约:户籍、土地、社会保障制度的制约。从户籍制度来讲,成都最近把这些都放开了,但不见得到外面都一样,因为这个人要出成都,认定你是城市人口还是农村人还不知道,从统一户籍以后没有城市和农村之分,户籍制度是一个障碍。另外户籍制度还包含土地制度,如果一旦不是农民了,就不能够拥有农村的土地。还有一个是社会保障,社会保障收入把城市和农村分开,给农村保障比较低,说土地就是你的保障,所以你不能卖。
土地和资本的不活跃决定了农村市场的不活跃
土地要素问题比较多,在成都、重庆,主要是成都,对土地权利进行界定,但还是存在用途的管制以及对交易的限制,也就是说,农民名义上拥有土地的产权,但实际上这种产权没有办法行使。
对于资本要素,主要面临的问题是金融管制,金融管制是各方面的,数量、行为通通要管制,开多少银行、银行怎么干要管制,银行能够接受什么样的物品作为担保、什么样的东西要抵押、质押也管制,保险也一样,什么样的产品,保险产品都必须拿到保监会去批,地方的创新不被认可。还有一点是财政资金投入,财政资金投入恰恰成为对资本的挤除因素,因为财政投进去了,不讲成本,但资本讲成本,所以把市场挤掉了,资本不能进来。市场活跃程度是由市场中最不活跃的要素决定的,土地和资本最不活跃,而它们恰恰决定了农村市场的效益。
农村差市场不差钱
成都是怎么做的?我们把成都的做法进行了总结:一个核心:发展和完善农村市场;两大突破口:农村产权改革、转变财政资金投入方式;三个平台:小城镇投资公司、现代农业发展投资有限公司、商贸物流投资公司;四大举措:第一,土地综合整理,第二,扶持农业产业化、第三,完善风险分担机制,第四,提升农产品流通市场;五大成果:居住社区化、土地规模化、农业产业化、金融多元化、收入多样化。
一个核心:发展和完善农村市场。农村缺的不是资金,而是市场,资金没有办法进去,没有办法获得资金,如果农村缺资金,而改革开放之前也是缺资金,干什么都没有钱,为什么发展到今天就不差钱了?钱多到不得了,没处去,多到通货膨胀,多到大家都去抢股票和房地产,房地产可以用“抢”来形成,所以现在限购,不让你抢,为什么会这样?就是依靠市场的发展,缺资金是结果,不是原因,如果是因为缺资金就去给他钱,那肯定是错的。政府的作用不是替代市场,而是要尊重市场和创造市场,还有一点是维护市场(对市场监管,为市场铺路)。
核心是转变农村资源的配置方式,市场恢复了资源配置过程中的基础地位。就农村要素配置来讲,劳动力和资本、土地(主要是资本和土地)这些要素,在改革之前是怎么来配置的?改革之前资本叫资金,资金从政府投入中获得,农民拿出来的有限。还有一个是土地,土地怎么配置?根据家里人口来划分,划分完了30年不变,现在是长久不变,划分以后能否把它重新组合?基本上不行,因为这涉及交易,土地不能入股,不能投资,出资也会有问题,出售更不允许,有很多限制,所以配置方式主要不是通过市场,成都的改革从这些方面进行了尝试。
资源配置方式的改变解放了农村生产力,实现了农村资源价值的提升,对于资源的重新配置,配置方式的改变,带来效益提升,这是经济学的基本道理,比如说生产可能性曲线进行。
还有一点是农村市场活跃程度,这主要涉及到农民的组织化程度,主要是规模。市场活跃程度和效率跟规模有关,如果土地不能交易,农业生产没有办法形成规模,现在还是坚持以家庭责任承包制为基本制度,这使得农村的经营都是个体化的,这种没有办法适应现在的市场经济,市场的作用也没有办法发挥。
从以上来看,成都涉农投资融资体制改革覆盖了整个农村市场存在的各个方方面面。
两大突破口:一是农村产权改革。把农村土地确权、登记、颁证,确权到户、到个人,然后跟城市的房地产一样进行登记,有一个专门的土地部门进行登记,然后颁给他相应的土地证,建设用地证还是住宅用地证以及能用地证、营地证,都确权登记颁证,有了证,下一步就进行交易。这样的确权登记颁证以后,证就是合法的,比如有了产权证就可以组织土地合作社,可以把土地作为入股,也可以投入农业企业或者出租给企业进行经营,还可以进行其它的一些安排。住宅用地整合以后可以变成指标,可以进行交易,这样一系列的安排就有了基础,明确土地的权利就落实到农民、农户个人,农民有了交易权利,可以行使交易权利,土地就进入了市场,土地进入市场并不等于市场就很完善。
二是转变财政资金投入方式。在这之前,成都和全国其它城市一样对农村的资金投入主要依赖政府投入,每年给多少钱。改革以后,不是说上级政府给的钱或者支农资金就不出了不要了,还是得要,但转变了投入方式,这个钱不能够不讲成本的投入,而是要转换成为辅助的角色来启动市场,把计划用于三农的资金注册成立了3个涉农投资融资平台,分别服务和支持于农地整理、产权流转、农业产业化、农产品流通、风险分担等各个方面,这些事是辅助化的事,是去启动市场的事,是对市场提供保障的事。通过以财政资金为杠杆,吸引了金融资本和产业资本对三农投入的逐年增加。
成都城乡统筹改革举措
四大改革举措:第一土地综合整理,这是小城投公司做的,针对的是什么问题?从农地来讲,因是家庭承包,分成一小块一小块,很分散,无法形成规模,另外农民宅基地散落在农地中间,农地没有办法连成片,很碎片化。从宅基地来讲,因为居住分散,显得没有效率,很多公用事业服务没办法提供,比如供水、燃气、电力,这些提供起来很困难,成本非常高。改革是利用“耕地增减挂钩”政策进行整理,首先小城投出资建设集中居住社区,之后通过自愿方式放弃你的宅基地,到集中居住的小区里居住,集中居住的小区有不同档次的房子,有四层、五层的楼房,有一个换算的方式,楼房基本上不需要你交钱的,还有一种联排别墅的房子,那个以后要补交一点钱。然后把原来的宅基地复垦,复垦以后,跟现在新占用的宅基地(集中居住小区)会有一个差,我的耕地增加了,耕地增加了,其实土地还在这里,没有跑掉,耕地增加了只能算是合作社的,耕地增加以后就有一个指标,就可以拿到市场上交易,成都市周围地价非常高,就去购买这样的指标,把成都市周边的一些农地转化为建设用地,这是就是所谓耕地指标挂钩,在成都叫地票。通过这样的改革以后,产生了两个影响:一是农民集中居住,很多公用事业服务就可以提供了,成本降低,新建成的集中居住小区公用设施比较健全;二是从农用地来讲连成片,之后可以通过组织合作社或者把土地租给农业企业这种方式能够走向规模经营。另外一个收益是耕地增加,这些增加的耕地给了村集体,村集体有些财力或提供公共服务。
第二,扶持农业产业化。农地确权,颁证,进行土地整理,这只是为规模化经营扫清了障碍,但并不代表真的规模化经营,规模化经营还需要其它的支持:一是要资本、企业的支持,要有企业来租你的地,合作社租给一个企业,租给谁?得有这样的企业,当地有一批很好的农业企业,原来是做流通的,现在直接进入上游,比如原来卖水果,把农民种的水果收上来,但现在直接深入到上游,把地成片租下来,然后引用统一的标准、统一优质的品种进行直接种植,雇用当地的农民给他种,这时候农民给他打工,他就有了一个企业;二是需要金融支持,这是农发投做的事,包括提供直接投资,直接投资主要提供一些市场不能够自动提供的一些东西,比如当地储存水果的库房,单个农户没有那么多钱建,甚至一个合作社都建不起来,因为体量大,所以农发投来建,建完以后出租给你。
另外有一些贷款,拿政府资金作为贷款,一个是委托,把政府的钱委托给农发投,贷给农业企业。还有一个是切块贷款,把钱切块给县里面的农发投去办,实际上是一回事,为什么他要去贷款?实际上是对银行的共同贷款,为银行分担风险的一个措施。这个财政资金不是把社会资本挤出去,而是把社会资本吸引过来。再一个农发投下面成立了担保公司、保险公司,为农业生产提供担保,担保品没有被正规银行认为是合格的担保品,这个没有办法,因为有银监会管着,他也管理不了,怎么办?就做一些反担保,即农户和企业向银行贷款,农发投(担保公司)向银行担保,然后你拿企业资产给担保公司提供反担保,通过这样的办法把信用链条建立起来,比如你的土地登记证到我这儿来做反担保,甚至他们现在开发的是苗木,苗木也可以担保,担保以后担保公司很辛苦,去跟每一块苗木绑上牌子,标上号,这就变成他的担保资产了,要去监管,植株可以作为反担保品,这在银行完全不可以,那就成了死局,所以他去解这个局。
还有就是保险,开发很多适合农村的保险,包括开发的气候保险,比如下了冰雹,不管有没有损失都给你,实际上不可能没有损失,但这是为了避免去核算损失,气温低于多少就给你赔,还有一种做法他和企业、农户三方成立共同保险基金,互保基金,各出1/3,政府出1/3的钱,农业企业出1/3的钱,农户出1/3的钱,成立互保基金,通过这种目的把信用链条建立起来,建立起来以后,社会资本、金融资本才能够进来。
农发投还做了一个事,有个产权担保公司,产权担保是为产权交易进行担保,主要是为过渡期提供一个担保,这涉及到成都地震以后的一些重建做法,类似有个过桥担保,如果没有这个,链条就转不起来。
第三,完善风险分担机制。农村金融服务供给与需求严重不匹配,风险分担机制不完善。他们做的一些事把这些链条给弥补起来,有些当地还成立了一些金融机构,比如说成都本地农商行在政府干预之下,可接受当地人快的一些担保品。另外,我国搞了村镇银行和小额贷款,为他们提供担保和保险,使得他们的业务能够开得更加顺利。
最后一个改革举措是提升农产品流通市场。目前来看,无非是把市场做大一点,档次更高一点,搞一些报价系统、信息系统,但是还不太完善,对于未来,大家有一些想法,规范大宗商品和远期的交易系统,在传统市场提供完善的价格信号,如果这套体系成功,这种价格引导和这种大企业比较有规模的企业行为而不是农户个体行为,会比较有效的避免价格波动和大、小年,能够解决这样的问题。
成都城乡统筹的成果
五大改革成果。居住社区化,农民获得更多的公共服务、生活条件得到实质性改善,政府的支农资金有一块是这么用的:每个村每年给20万,这个钱就是给村里的,怎么用?由于村民理事会来决定怎么用,他们也推行了这种公共财政,这个20万没有任何附加条件,但必须是村民理事会,他们有理事会、监事会、执委会(类似)、村民委员会来决定和使用这个钱。我们看实施了改革的居住社区都相当不错,有社区中心、卫生所、锻炼身体的地方。
土地规模化达到了现代农业发展的要求,降低了交易成本,实现了社会资本、金融资本与土地经营的对接。在这之前为什么它被屏蔽在市场之外?规模是个很重要的问题,如果解决了产权,规模是最重要的问题,因为从社会资本来讲,要去租农地进行经营,是不可能跟每个农户去谈的,只能是跟合作社来谈,农户要先组织起来,组织起一个合作社,然后跟企业对接,企业跟每个农户谈肯定是没有效益的。
金融这一块从我国管制、治理来讲,限制了银行数量,导致这几大银行从农村撤出,从农村撤出不是银行的错,因为这么大的银行做那么小的贷款没办法盈利,问题是我们要允许中小银行来生存,以不同的需求要跟不同的金融服务来匹配。数量管制以后,小的就没有了,那农村也就没有金融服务了,从银行业来讲,要放松管制,让各种不同规模和不同目的的银行、贷款公司产生。另外,农村也要扩大规模,因为即便是小银行也没有办法对单个的农户进行贷款,还是太小,对单个农户的贷款只有小额公司,银行做不了。两头都要努力,这样市场才会形成。
农业产业化。农业产业化发展在成都已经成规模。
金融业多元化,各层次的金融服务体系都有了,但还不够,只能说是初步形成,因为还有很多管制,像村镇银行必须有一个大银行做股东,一个县只能是一个,有很多管制,小的贷款公司不能吸收贷款,从银行转贷款不能超过1:1,有很多管制。
农民收入多样化包括出租土地、打工收入和股权分红,工资收入比较增加,城乡差距缩小。
农村发展滞后的根源是市场不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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