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是中国制造的吗？要回答这个问题，可比你想象的要难。乍一看，统计数据似乎简单明了。中国人制造iPhone、美国人购买iPhone——东京国立政策研究大学院大学（National Graduate Institute for Policy Studies）教授邢予青和亚洲开发银行（ADB）的尼尔？德特尔特（Neal Detert）称，这使得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在2009年增加了19亿美元。

　　然而，双边贸易逆差充其量不过是有趣的数字而已。例如，英国对中国的双边贸易逆差，等于英国从中国购买的所有商品的总成本，减去中国从英国购买的所有商品的总成本。它并不见得是什么有意义的数字。

　　要想了解原因，就想像一下世界上只有三个贸易国家：纳尼亚（Narnia）、魔多（Mordor）和普利登（Prydain），纳尼亚酿酒、魔多炼铁、普利登织布。然而酒的主要需求来自魔多，魔多人都饮酒无度；普利登需要铁；而爱打扮的纳尼亚人需要布匹。这样一来，魔多对纳尼亚会存在贸易逆差，而普利登对魔多会存在贸易逆差。但可能每个国家最后会发现，其总出口与总进口完全平衡。

　　先把魔多的贸易逆差放在一边，继续讨论iPhone的问题。19亿美元是个不小的数字，约占美国对华贸易逆差的1%。不过19亿美元这个数字有着极大的误导性。邢予青和德特尔特在对一些公司给出的手机拆解分析报告进行研究之后，估算出一部iPhone的元件成本约为172.50美元。与之相对的是，在中国把这些元件组装起来的成本约为6.50美元。苹果（Apple）拒绝对这些估算发表评论，但这两个数字听起来却颇为合理。如果谈到iPhone时发现，其元件成本超过组装元件的劳动力成本，这几乎不会让人感到惊讶。

　　但问题是，所有这些元件都是中国从其它国家进口的，一些来自美国，一些来自德国，也有许多来自日本，尤其是来自东芝（Toshiba）。中国人为这个组合增加的价值少之又少。

　　要理解这一点为什么重要，就请假设人民币大幅升值了25%。中国从日本等国购买的价格为172.50美元的元件，经过组装并出口到美国后，其价格仍是172.50美元——人民币升值对这部分成本显然毫无影响。受到影响的只是在中国本地产生的那6.50美元的成本，会使iPhone总成本“大幅”提高1.55美元。这对美中贸易数字几乎不会造成任何影响。

　　《德国商报》（Handelsblatt）经济编辑奥拉夫？施托贝克（Olaf Storbeck）指出，政策制定者总是纠结于美中两国的汇率，这种做法可能有些不得要领。

　　类似的说法对于就业似乎也成立。加州大学尔湾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Irvine）的格雷格？林登（Greg Linden）、杰森？戴德里克（Jason Dedrick）和肯尼思？克雷默（Kenneth Kraemer）对老产品iPod创造的就业岗位做过研究。他们的研究估计，2006年iPod在全球总计创造了近4.1万个就业岗位，其中美国制造业岗位只有30个。但iPod却在美国支撑着超过6000个工程或其它专业岗位，以及近8000个薪酬较低的、零售和分销等部门的岗位。林登和他的同事们估计，美国劳动力的总薪酬，要占到iPod价值链中所有劳动力的薪酬总额的三分之二以上。

　　许多美国工人可能的确受到了全球化力量的伤害，但iPhone和iPod却展示出了整个商业体系的复杂性。中国制造的产品实际上可能是在对日本和加利福尼亚的制造商、以及世界各地的消费者产生回报。一个有趣的悖论是：全球化越普遍，我们就越难通过贸易统计数字来了解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