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中国近代经济史，贯穿始终的首要问题便是对经济参与主体的定位与分工，即由谁来办企业、由什么来配置资源。有学者将中国近代以来的企业形态总结为官商合办、官督商办、官办三种形式（费正清：《剑桥中国晚清史》，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这三种形式之间是一个不断改进的过程，表明进入近代以后，中国企业的发展形式，由起初的政府和企业同时参与，退化到后期单纯的政府直接操控。但无论哪种形式，权力始终居于核心位置，既制定游戏规则、又直接配置资源。这种传承百年的官商结合模式，并没有因为中国在经济领域的市场化改革而有实质性的、彻底的变化。

中国古代的经济形态，宋代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此前重农抑商虽是官方基本态度，但多数时间段（特别是汉唐盛世和两宋）仍然有着较为辉煌的商业贸易，“丝绸之路”及宋代频繁的边境贸易无不喻示着经济形态的开放化。但也是从宋代开始，汉族和周边少数民族间矛盾的不断激化使专制集权制度逐渐走向巅峰，与之对应的政治体制与经济形态的结构性矛盾日深。明朝中后期的“海禁”政策和清朝的“闭关”政策，加上由来已久的“抑商”政策，严重阻碍了农业财富向商业资本的转变，权力在经济中的支配地位也更为强化，官员往往集权力、地位、财富于一身，而商人只能是权力阶层的附庸。

沿着官商关系这根轴线，可将晚清以来的百年中国经济史划分为五个阶段：第一阶段以“师夷长技以自强”的洋务运动为标志，中国真正开始产生企业和企业家。这一时期，企业形式涵盖了官办、官商合办和官督商办三种形式，而李鸿章、曾国藩、左宗棠、张之洞这些手握重兵的清廷重臣则成为官员、军阀和企业家的混合体，胡雪岩、盛宣怀等“红顶商人”不过是官商混合体的影子而已。可见，洋务运动为中国的官商结合模式定下了基调。第二阶段是“一战”期间民族工业“短暂的春天”。这一时期，在“实业救国”思潮的引领下，铁路、纺织、面粉等行业出现了一大批优秀的民族企业和企业家，张謇无疑是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但其由官及商的特殊身份依然是不容忽视的。第三阶段是国民政府时期。前十年，时局较稳，中国出现了一批非常优秀的家族企业，如荣氏家族；后十年，官僚资本垄断将官商模式推入极致，也埋葬了国民党在中国大陆的统治。第四阶段是公有制计划经济的极端时期。这一阶段，一切皆由政府直接经办，理论上不存在私有经济体。第五阶段是改革开放至今。不妨通过对国企改革的历史分析，梳理这一阶段官商结合模式的脉络。 

上世纪80年代至今，国企改革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自1984年至1992年。基于国企的大量亏损，1984年10月通过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的理论，随后对亏损国企实行“减利、免税、停息”等救济行为。这种“父爱主义”式的做法，不但没有救活效益较差的企业，反而使本来效益较好的企业丧失积极性，造成国有企业的亏损面和亏损额不断扩大。第一阶段的改革虽在政策上提出政企分开，但这种“父爱主义”的实质，则是对官商一体模式的肯定和保护。这一阶段，柳传志、褚时建、王石等踏出国有企业或国家机关，凭借第一个吃螃蟹的“探险”精神，成为中国最早的一批民营企业家，也是被称为“带有原罪的红帽子企业家”（苏小和：《中国企业家黑皮书》，2010）。

第二阶段自邓小平“南方谈话”至本世纪初。“南方谈话”后确立了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发展多元经济形态的战略方向。与此相应，对国有企业“抓大放小”的改革取代了“父爱主义”的救济，通过对一大批无关国计民生且长期亏损的国有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革，实现了国有企业的整体脱困。这一阶段，大批官员、知识分子纷纷下海，并借助与政府的人脉关系，迅速发展为私有经济的中坚力量。经济领域内的“国退民进”虽然符合市场经济的逻辑，但“抓大放小”中的“大”，既可以理解为关系国计民生的公共领域或资源垄断领域，也可能被理解为稳赚不赔的产业，对这些产业如何定位、如何管理，倘若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跟进，这些“大到不能倒”的国企必将成为最大的官商混合体。

第三阶段自2002年至今。这一阶段，可以称之为中国经济的“官进民退”时期（舆论往往从现象表面出发，称之为“国进民退”。然而，“国进民退”提法的确会有歧义，实质上应该是“政府进、市场退”，或者叫“官进民退”。参见朱敏与盛洪的对话：“用宪政改革制约‘官进民退’”，2009）。经过第二阶段的国企改革，其直接结果就是：政府通过行政垄断，将银行、石油、电信、电力等真正值钱的产业都掌握在手，私人企业要么经营鞋、服装、电器等低附加值，且无需权力资源的日耗品；要么依附于权力，与政府官员或者国企领导编织一条食物链，比如经营房地产，或者石化、金融等垄断行业的下游产业。然而，低附加值的行业不但不赚钱，而且备受需求市场的影响，相反依附于权力却能获得无风险的暴利。比如，2008年受国际金融影响，江浙粤等地大量亏损的实业资本转入房地产后，在接下来的房产大牛市中赚了个盆满钵满，其实就是从地方政府土地财政中分到了一杯羹。权力不直接创造财富应是常识，市场经济按要素分配也是常识，但权力通过垄断能让自身成为最“贵”的要素，这种权力造成的财富逆向分配反过来强化了官商结合的模式。

如此观之，“官进民退”造成国企改革的倒退，这也是权力越过界限，导致市场经济与强权政治产生非兼容问题的明证。现在许多人寄望于通过在国有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来深化改革，但有一点不可忽视：事实上，国企改革的首要问题，并不是国企作为一般意义企业的改革，而是国企经营管理权的改革，亟需解决国企的定位与监管问题。可以通过发生在近期的两件热门事件说明这个问题：2011年初，前铁道部长刘志军因涉嫌违纪被免职，随着他的落马，中国高铁“大跃进”热潮开始降温。刘志军无疑只是中国落马的腐败官员之一，不同的是，他不但是堂堂一国铁道部的行政首长，还是政企不分的“铁老大”的大老板。虽然这样的双重身份也意味着他有双重目标：既要提高铁路的运行效率和服务质量使全民享受交通便利，又要为铁路企业法律上的主人（全民）努力保值增值，但事实上，由于国有资产本身存在的所有人缺位，加上运行过程中的监督缺位，这两个目标他都可能无法实现、也不必实现，转而追求个人短期利益目标。另一件事，则是中石化广东分公司的“天价酒”事件。不妨换个角度看，此类事倘若发生在私企会是怎样，无论私企发生这种事情概率多么的小。如果是中国一家上市私企，为不影响股价也可能会做内部处理，但对当事人绝不可能降职留用，对“泄密者”则一定会有所奖励，无论泄密者出于何种目的；如果是一家未上市的企业，一定会通过司法途径追回损失，并将当事人绳之于法。但这种逻辑在中石化却变成了自查自清和严惩泄密者。更奇怪的是，这样的公司竟然能以每天上亿元的利润跻身“中国五百强”之首，同一个市场，不同的游戏规则、不同的利润回报，究其原因，当然应该看到，国家将具有巨大经济价值的资源无偿或低偿授予了垄断国企，只是象征性地收取很少的资源税和资源使用费。然而，除此重要因素以外，更深层次的原因应在于：权力集团为了完成对超级利益的瓜分，并形成权贵资本和家族垄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