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陪都"重庆发生一起"日本间谍案件"。这件事在当时影响很大，时过很久，仍然让很多人愤愤不平。当时，日本飞机对战时重庆的轰炸极其残暴，确实也有汉奸和日军派遣的特务潜入重庆给日机指示目标，进行各种破坏行动。但是，在对这些暗藏的日本特务、汉奸追查过程中，国民党政权的腐败、残暴在其特务机关中表现出来。这些特务向战时逃难到重庆的难民大肆敲诈、索贿，没有钱孝敬他们的，动辄就给人扣一顶汉奸、日伪特务的帽子把人抓进大牢，往往九死一生。
　　 一天，一家从武汉辗转逃到重庆的中年知识分子夫妇在重庆朝天门码头下船的时候，他们的7岁的小女儿因为年龄太小，不小心摔倒了，把手中的暖水瓶摔碎了。这本来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情，却马上被码头边转悠的便衣特务盯上了。一伙特务围了上来，硬说这小女孩是有意摔破保温瓶的，是要借机会用暖水瓶碎片反光给日本飞机指示目标。夫妻俩正为孩子摔坏了家里仅剩不多的财物生气，没想到飞来横祸，特务们包围上来了，当时赶紧辩解，说孩子太小，不懂事。但是特务们哪管这些，眼看敲诈不成，就不由分说将这一家抓进了集中营。
　　 事情发生时，很多人在场看到实情，但是，群众知道特务们的行径，大多敢怒不敢言。后来，重庆地方贤达，社会各界人士听说国民党政府准备以特务汉奸罪名处置这一家人，纷纷呼吁释放他们，并联名签字。当时，中国空军的很多飞行员也出面，以专业角度为这家人分辨，飞行员们以自己的实地经验说，日本飞机要突破重庆周边群山的阻隔，至少需要飞到3000米以上的高度，在这样的高度，小小暖水瓶碎片的这点反射光根本没有任何作用，不能传递任何消息，不要说天上根本看不见，就是看见了，也没有任何意义，把这个作为通敌证据实在荒唐、牵强。
　　 但是不管各界人士怎样努力，国民党的特务机关就是蛮横不放人，眼看这家人实在没有什么可供他们敲诈的了，就要以所谓战时紧急处置法"处置"他们。这家人的丈夫终于愤怒了，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在法庭上这样喊出了心中郁积已久的声音：
         为了抗战，我们全家捐出了最后一点值钱的东西为政府购买飞机，我的两个女儿一个儿子在汉口被日本飞机炸死了，现在我们家倒成了通日本的特务了！报纸上说，民众的捐款足够购买多少架先进的飞机！现在，日本人的飞机轰炸我们这么惨，我倒想问问，我们捐款买来的飞机在哪里？你们不去查这些捐款的下落，却污蔑我们家是给日本人打信号的特务，究竟还有没有天理了？
        后来，沈醉在他的回忆录里写道，面对这位中年知识分子的愤怒诘问，在场的法官面面相觑，理屈词穷，无言以对。国民党政府恼羞成怒之下，又给这家人扣上了"共党嫌疑"的帽子。天知道他们是怎样能把日本特务和嫌疑二者结合起来的，秘密将他们处决了，连那个7岁的小女孩也没有放过。刽子手们为了毁灭罪证，用匕首捅死了他们之后，将尸体浇上了煤油焚尸灭迹，将残骨投入了长江。
        沈醉写道，后来听在场的一个特务讲，凶手们动刀时，那个女的恳求刽子手们放过她的孩子，说自己情愿替女儿多挨一刀。但是，对于这帮毫无人性的魔鬼来说，这样的恳求是没有任何作用的。郑介民后来告诉我说，这是老头子的意思，因为涉及到夫人的事情。
　　那么，这位中年知识分子所诘问的，也就是刽子手们的主子最见不得人的东西的，事实上，这个事情之所以最后要闹到杀人灭口，就是因为他无意中涉及到了以宋美龄为首的四大家族私吞民众抗战捐款的事情。
　　当卢沟桥事变爆发时，蒋介石询问能用于和日本作战的空军飞机数量时，当时任空军司令的周至柔打开空军力量配属表，蒋介石才大吃一惊，当时中国空军能动用的全部各种飞机，只有305架！整整缺少了1000架以上。
　　这缺少的1000余架飞机到哪里去了呢？原来，购买飞机的事情是当时任中国空军航空委员会主任、挂中将军衔的宋美龄负责的。在向美国飞机制造商谈单子的时候，有人对宋美龄说，现在飞机更新换代的太快，现在买了，很快要落后，不如先把这些钱存起来，等战争爆发时再买。宋美龄觉得有道理，就把这些钱大部分存到了纽约中国银行的帐户上，而这些钱很大部分被她私下里划到了自己的名下。
　　上行下效，在购买回来为蒋介石首先用来剿共其次用来抗战的飞机中，很多也是缩水版的面子活。这些飞机的具体经手者就是孔二小姐孔令仪。在和美国飞机制造商讨价还价时，这位二小姐居然能把每架10万美元的飞机硬压到8万美元，而这每架2万美元的差价，也就堂而皇之地落入了孔二小姐的口袋。美国老板当然也不客气，把飞机发动机的功率从1000马力降到了800马力。
　　  对于这件事情，蒋介石知道后的第一反应是马上派人调查当时的经手人和飞机的保管人，结果发现，当时中国空军的绝大部分飞机上，都有着"Oct1928（1928年出厂）"的字样，得知此事后，蒋介石给戴笠签发了密令，将全部飞机机库保管人员杀人灭口。
　　 在蒋介石及其四大家族眼睛里，他们就是国家的一切，一切好恶都以他们的感觉为中心。军事对于他们，首先是服从于维护他们的统治和利益，只是因为日本的侵略威胁到了他们的切身利益，他们才要三心二意地进行抵抗。而对于民众，则始终是担心、防止他们组织起来。因为在他们看来，老百姓对国家事务的任何过问，都可能威胁到他们的统治。

附:沈醉（1914——1996），字叔逸，湖南湘潭人。国民党陆军中将，长期服务于国民党军统局，深得军统特务头子戴笠的信任。在军统局素以年纪小、资格老而著称。
　　18岁就参加了军统的前身——复兴社特务处。
　　先后担任少校行动组长、稽查处上校处长、军统局总务处少将处长（28岁）、国防部保密局云南站站长、国防部少将专员、云南专员公署主任、中将游击司令。
　　1949年12月9日被卢汉（原国民党云南省主席）扣押，参加云南起义，后协助卢汉逮捕了在昆明的大多数特务。
　　1960年11月28日被人民政府特赦（第二批特赦人员），任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文史专员。
　　1980年，有关方面经过调查证实，沈醉在卢汉起义通电上签了字，发表了起义广播，并亲笔颁布命令，要下属特务组织上交特务器材并到指定地点报到。根据党的政策，沈醉的身份由战犯改为起义将领，享受副部级待遇，并连续被选为第五、六、七届全国政协委员。
　　著作有《解放前夕军统在云南的活动》、《抗战前军统特务在上海的罪恶活动》、《我所知道的戴笠》、《中美合作所内幕》等九篇文章，登载在《文史资料》上、《爱国将领卢汉》（《新华文摘》1988年第5期）和《我这三十年》等多部作品。
　　1980年底，沈醉偕同他在大陆惟一的女儿沈美娟到香港探亲，成为海峡两岸关注的一件大事。沈醉在美国、加拿大及港台等地有许多亲朋故旧和学生，他们都劝他留下来享享清福。沈醉对他们说：“大陆的物质生活是差一点，但我不是为钱而来的。我母亲生前对我说过：一个人可以不做官，但一定要做人。在大陆，我才真正懂得了人生的道理。”他劝亲友们回大陆看看大陆的变化，说：“国家的分裂是在我们这一代身上造成的，应该在我们这一代身上结束。这样，生对得起后代，死对得起祖宗。尽管我们过去走的路各不一样，但从今天起，一个人是流芳百世，还是遗臭万年，就看他为统一祖国是出了力，还是相反。”
　　沈醉晚年的家庭生活也很幸福。由于国民党宣传沈醉早已“杀身成仁”，他在台湾的前妻粟燕萍女士迫于生计改嫁他人。1965年初春，经人介绍，沈醉与小他10岁的杜雪洁正式结婚，婚后二人相敬如宾、幸福美满。杜雪洁对沈醉体贴入微，每天早晨和傍晚，她陪沈醉去月坛公园和大桥下面散步，还帮助丈夫整理报刊与信件。沈醉患有冠心病，杜雪洁精心制作了一个牌子，写上医生叮嘱：“冠心病患者应多休息、少谈话，每次见客以不超过15分钟为宜，更不能连续会客。敬请亲友原谅。”沈醉对贤惠的老伴更是情深意厚，他外出开会或参观，总是细心地给妻子带回心爱的衣料或礼物，一次也没忘记过。
　　1996年3月18日，沈醉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82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