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制度与住房的陷阱  文/兰洪海

翻开中国历史，我们会发现很多有趣的事儿，而历史又总在不经意之间一幕幕的重复着上一轮的“经典”。似乎在很早以前，任人唯贤就关乎国家大计，国之大事也！在没有科举之前，中国的人才选拔主要是通过“察举”、“孝廉”等方式，亦不外乎像三十多年前公社推荐的“工农兵学员”。

实行科举以后，为政府从民间提拔人才，打破贵族世袭的现象，以整顿吏制，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相对于世袭、举荐等选材制度，科举考试无疑是一种公平、公开及公正的方法，改善了用人制度。即令日本、朝鲜、越南这样的藩属之国亦效法我们实行科举。十八世纪时启蒙运动中，不少英法思想家都推崇这种公平而公正的制度。十九世纪中末期英国建立的公务员叙用方法，规定政府文官通过定期的公开考试招取，渐渐形成后来为欧美各国仿效的文官制度。

有宋以降，“科举”便作到了不论出身、贫富皆可参加。这样不但扩宽了政府选拔人才的基础，还让处于社会中下阶层的知识份子，有机会透过科考向社会上层流动。明清两朝的进士之中，接近一半是祖上没有读书、或有读书但未做官的“寒门”出身。只要他们能“一登龙门”，便自然能“身价百倍”。历年来千万莘莘学子，俯首甘为孺子牛，目的多亦不过希望能一举成名，光宗耀祖。

科举制度是社会底层的人流动到上层的通道，“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早上还是种田的农民，没身份、地位、财富、声望，但只要他肯下苦功，十年寒窗，就有可能一朝鱼跃龙门，成为天子门生。科举制度一直在制造着这样的神话，现在贡院里还能看到记录这些一朝改变命运的人们的石碑。

科举虽不乏弊端，但对读书人来说，这仍然不失为一种寒窗苦读的最大回报，至少他让读书人看见了希望。而如今的高等教育却非但没有让更多的寒门学子，看到读书的“未来”，在某种程度上，更是成了“陷家庭于不义的元凶”。“读书”没用，是因为“书读完了”却没有工作，许许多多的家庭多年来的含辛茹苦节衣缩食，并没有换来一个所谓的“公平、公正”的良机，在这中间大量的“读书索费”成了一纸“改革成果”的“埋单”。全民共享教育改革的成果，在“扩招”那天起，就变成了“多数有机会读书没机会工作者”的梦魇。

我们并不鼓吹“学而优则仕”、“学而优则有工作”，我们讲“教育的投入产出比”，当“这个教育”让我们“一夜回到解放前”，已经不能够让我们“读书出来”以确保“安身立命”，还遑论“国家大计”还谈什么“为国之崛起而读书”，“教育”就变成了“拨皮”的周扒皮。这么说，我们有理由怀念科举制度。

与“教育”相若，住房的高价盘剥的并不是富人，而是这个社会的“中间层”乃至“基层”，他们是“新科举”制度下“可怜的孩子”，住房就像一个硕大无朋的陷阱，将他们裹足，将过去三十年他们父母创造的所有价值连同他们的“未来”，一起交付给那一套教他们立足城市的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