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是迄今为止最难创新的一种东西。难就难在，要改变一个人的固有思维模式比登天都难。不能把理论创新看做是一个国家或政党的事，事实上是，它更是一个企业、家庭、个体人成功与失败、贫困与富有的界碑。为什么？就因为一个人的行为是由其思想决定的。关于是否存在“中国式管理”的讨论为何一直不断？我想这与固守西方管理的学者缺乏理论创新不无联系。世界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理论、制度、管理不创新成吗？读者不要以为金融衍生品是在搞理论创新，而事实上市，欧美经济金融危机是其理论不创新的具体表现。

　　理论是什么？为何一定要创新？是谁决定了理论必须得创新？

　　首先须搞清楚，理论都是对研究对象运动规律、运动机制、运动管理的表达或者说描述。因为，从本质上说，理论就是研究者对研究对象产生与存在状态，发展与转化趋势的一种自我描述。由于不同的人对相同的事物有不同的认识、理解，这也就造成了不同认识、理解不尽相同，势必存在差异。

　　其次还须认识到，一个人、企业人、政党对客观规律、机制、原理的认识永远也不会完全等于客观规律、机制、原理的本身。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在于，人类对客观规律、机制、原理的正确认识不可能一次完成，须经过若干次；尽管如此依然也不能说人们已经百分之百地描述清楚了客观规律、机制、原理。

　　大家知道，就连罗马教堂还一而再，再而三地为其曾经给判了死刑或给否定过的科学家们平反昭雪呢，更何况我们这些肉身肉血的理论工作者？

　　那么，究竟、到底何谓理论创新？毫无疑问，就是固有认识、理论不断地否定进程……

　　恩格斯说，“事物在肯定的同时已经包含了否定的因素，辩证法从其本质上说，就是不断地否定。”就连“事物在肯定的同时”都已经包含了“被否定的因素”，有何况是人类对“事物”的认识呢？

　　固有理论之所以需不断地否定，是由不断变化中的事物决定的，并不是我们非得去否定某种认识、理论。

　　地动我不动成吗？世界在变我不变成吗？经济体在变知道经济体的理论不变成吗？

　　谁说“知识是没有国界的”？谁说理论是没有国界的？同样的种子种在不同的土壤中，用相同的知识、理论和方法能种得好吗？中国的荔枝在夏威夷为什么种不活而必须得把中国的土壤运过去以后才能种活？如果马克思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那我们为什么还要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难道管理学就不存在着一个“中国化”的问题了吗？这其实是很简单的道理了，不知那些从“西天”没有“取”回“真经”的人为何就是背着牛头不认账？

　　从严格的意义上说，列宁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俄国化，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中国化，而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又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能够与时俱进者也。为啥？就因为时间、地点和空间都在发生着相应的变化。

　　作为管理者的我们，又该如何进行、实现、实践“理论创新”？

　　第一、须搞清楚，理论创新不是目的，而一定是为了能够去适应新情况、新问题、新世界、新时空——如果不是为了适应上述，我们也就自然没有搞所谓“理论创新”的必须。

　　第二、决定理论创新的物质基础是客观实际，决定理论创新的非物质基础是客观规律、客观机制、客观原理，而绝对不能再是某种理论、某种主义，即理论与实践必须得能够相结合，否则就谈不到“创新”。

　　第三、理论创新绝不是一句空话，必须能够把它落实到经济体的、经济社会的发展与可持续发展进程中，而又主要表现在管理创新、制度创新上，因为理论创新是管理创新、制度创新的思想源泉。但是，这绝不等于说理论就能够取代不断行进中的经济社会实践，就能够取代客观规律、客观机制、客观原理。

　　第四、理论创新的主体一定、绝对是人民，而不是某些天才的“偶然发现”，更不是拍着脑瓜子就能够“创新”出来的。就算是能够“创新”出来，那也是由于从人民的社会实践中受到了启发，是人民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正如毛主席所说，“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主人”。换言之也就是说，如果离开了人民群众的创造与可持续创造，就谈不到“理论创新”。

　　没有中国人民的革命实践，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创新吗？没有小岗村的“红手印”，有邓小平理论的创新吗？诚然，没有改革开放事业的伟大实践也同样不会有“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更不会有“科学发展观”这一真知灼见的震旦！就不要说任何理论都需要付诸实践，并需要用社会实践来证明。

　　这一切的一切，不正是胡锦涛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讲话》中所讲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