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逸枫:货币超发是通膨与房价上涨罪魁祸首

  提要:持续性的通胀压力迫使中国货币政策从宽松到稳健再到收紧的转向。“货币主义大师”米尔顿-弗里德曼认为：“通货膨胀无论何时何地都只是一种货币现象”。要抑制通货膨胀，就要减少央行的货币量或降低货币量的增长率。看来，中国央行这次采纳了这位古典自由主义大师的意见。央行对货币供应量有总的调控目标，不会放任通货膨胀。货币政策已转向稳健,2011年下半年将再收紧，通胀预期还会继续加强。央行将继续采用加息和上调存款准备金的方法来控制通胀以及回收流动性,今年六次上存款准备金和三次加息代表货币政策已经从适度宽松转向稳健再向收紧的趋势。央行通过公开市场操作进行对冲热钱流入,可能进一步收紧货币政策来应对流动性泛滥。

  亚太城市发展研究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谢逸枫表示：“货币政策转向就是要解决宽松政策带来的流动性过剩问题。目前我国货币供给远远超过了实体经济的实际需要。过量货币供直接推高了国内物价水平、加剧了通货膨胀程度。近半年来国内商品价格明显上涨，不是市场消费力旺盛的表现,也不是老百姓收入增长的表现。而是中国自2009年到2010年印钞机盲目多发贷款惹祸的结果,导致中国货币泛滥，到2011年，超发14万亿（不包括央票融资和老百姓私人贷款及地方钱庄等其他热钱和3万多亿美元中国外汇储备的资金）。

  到2010年底，地方不良贷款债务高达10.72万亿。2009年为应对2008年金融危机，国家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和9.59万亿贷款，以及2010年7.95万亿贷款，超过政府7.5万亿贷款控制目标。根据中央两会,2011年贷款没有具体的控制目标和额度标准,以参考GDP和经济发展及市场需求作为贷款数量的因素,2011年上半年贷款达到4.17万亿，导致市场流动性过剩，是通货膨胀罪魁祸首。通货膨胀无论何时何地都只是一种货币现象。所以，有鉴于此，货币政策必须要修正基调以控制通货膨胀预期。”

  亚太城市发展研究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谢逸枫表示：“2010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中央政治局会议及2011年两会政府工作报告等央行报告表示，2011年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和宽松的财政政治。自2010年新国十一条和新国十条及新国五条对房地产住房信贷口逐渐扎紧后。到2011年1月26日新国八条再次实施信贷差异化的规定，中国货币政策继续收紧。

  但是，2010年中国货币总量达到72.58万亿元，同比增长19.7%，超出2010年初设定的17%的监管目标，而GDP才30万亿多。都是超发货币导致的，2009年国家投入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的资金和银行信贷9.59万亿及2010年热钱达到355亿美元,占到外汇储备增量的7.6%。到2011年3月份，新增热钱流入高达3400亿～3500亿元人民币。另外是2010年信贷达到7.95万亿，超过了政府2010年信贷7.5万亿目标。”

  亚太城市发展研究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谢逸枫称：“2010年12月央行召开年度工作会议，2011年货币供给量M2增速被压低至16%左右。中央政治局2010年12月3日召开会议强调，2011年要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增强宏观调控的针对性、灵活性、有效性。这是2008年11月中国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提出货币政策“适度宽松”之后，首次回归“稳健”。显然，应对国际金融危机而采取的刺激政策需要作出改变，以适应发展方式的转型，更加注重经济发展的质量。此次是继我国为应对亚洲金融危机转向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之后，再现“一松一稳”的调控组合。
 
  保持经济稳定增长就必须有相应的扩张手段，防控通胀压力要求不能再搞宽松的货币政策。应当承认，我们现在的流动性是过剩的。但也要看到，过去发放那么多货币信贷是不得已为之，而且为率先战胜危机冲击发挥过关键作用。随着形势的变化，货币政策到必须调整的时候了。过去两年‘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是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非常之举’，此时中国经济已经企稳回升，‘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就应及时退出。
 
  亚太城市发展研究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谢逸枫称：“今年M2增速被定在16%目标能够完成吗？2011年中国信贷不会过分收紧和实质性的扎紧，但是会控制货币总量。根据目前市场上最新消息，2011年预增信贷规模为7万亿-8.1万亿，其中四大国有银行行占2.85万亿元。在确定四大行新增贷款约2.85万亿元的情况下，照此比例反推，2011年，新增贷款规模在7.1万亿至8.1万亿元之间。8.1万亿元的上限与去年7.95万亿元的实际新增贷款规模相当；而7.1万亿元的新增贷款则与目前市场预计的规模相差不大。2011年1月信贷“克制”增长之后，四大行2011年计划新增贷款规模已基本确定

  以2010年为例，全年新增社会融资总量约14万亿元。新增人民币贷款7.95万亿元，同比少增1.65万亿元，但是实体经济通过银行承兑汇票和委托贷款从金融体系新增融资达3.47万亿元，占社会融资总量的24.2%，同比多增2.33万亿元。在2011年信贷规模继续收紧的情况下，债券融资等直接融资方式将飞速发展。2011年6月，广义货币增长15.9%，狭义货币M1增长13.1%。6月货币供应量增速出现反弹，2011年6月末，广义货币(M2)余额78.08万亿元，同比增长15.9%，比上月末高0.8个百分点，比上年末低3.8个百分点；

  2011年政府工作报告中，今年的M2增速被定在16%,但是真正实施起来面临一定困难。能否实现16%的增长目标主要取决于两方面：一是央行控制银行间流动性和金融机构放贷规模的能力，二是政府对社会上已开工在建项目能否真正做到有保有压。现在看，实现这两点都有难度，尤其是后者，目前在建项目规模很大，且70%以上都是中长期贷款，停贷面临的压力较大。

  亚太城市发展研究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谢逸枫认为：“央行之所以未完全放开利率，主要是担心商业银行尚未经过经济周期的考验，同时银行公司治理不够成熟，利率市场化可能引发恶性竞争，影响银行的盈利能力和抗风险能力。中国利率市场化的程度被低估，目前的存贷款利差并不影响金融机构根据市场对客户定价，也不会对金融产品的开发造成太多影响，在现有利率机构下，还有很多事情可以做。

  亚太城市发展研究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谢逸枫认为：“为什么房价上涨如此快乐？2009年我们信贷增长是9.59万亿，超发4.69万亿元；2010年是7.95万亿，超过政府预控目标7.5万亿，足足超发4500亿。尽管较2009年少增1.65亿元，但超过7.5万亿元的目标值，仍属较高水平。2011年一定会超过7.5万亿，到2011年7月13日，央行发布2011年中国金融上半年报告，2011年上半年人民币贷款4.17万亿，不包括老百姓私人贷款地下钱庄及央票的贷款等其他贷款。

  大量的钱从银行体系流出，去了哪里？一方面会促进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基础设施投资全面快速上升，另一方面，大量的流动性不足，仍然流入了国有资产，比如股市跟楼市，楼市2010年价格快速飙升，销售快速上涨。2009年房地产市场一片火爆，就是政府这种无限性扩张的信贷政策导致的结果，让房地产的价格在信贷的优惠政策下迅速飙升。

  亚太城市发展研究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谢逸枫认为：“为什么会超发货币？首先是中国外汇超储备，占款比例过大。2010年末，国家外汇储备余额为28473亿美元，同比增长18.7%。央行公布的数据显示，我国外汇储备首次超3万亿美元。2011年4月10日,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2011年第一季度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2011年第一季度国家外汇储备增加了1974亿美元，与2010年第四季度1990亿美元的增加额相比变化不大，截至2011年3月末,中国外汇储备余额为3.0447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4.4%。2011年7月12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2011年上半年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6月人民币贷款增加6339亿元，同比多增207亿元。今年6月末，国家外汇储备余额为31975亿美元，同比增长30.3%。

  现在我国外汇储备已经达到了3万亿美元。截至3月末，国家外汇储备余额为30447亿美元，年末人民币汇率为1美元兑6.6227元人民币。外汇储备已经超过我国需要的合理水平”，实际上,中国的外汇储备真正出现增长较快是从2001年开始的,那时中国刚刚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尤其是2005年、2006年、2007年这几年的外汇增长非常快。1998年,我们的外储规模在1400多亿,现在超过了3万亿。

  其次是信贷增长过快。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我国开启了4万亿的经济刺激计划方案。2009年国内新增贷款呈现井喷局面，全年人民币各项贷款增加9.59万亿元，同比多增4.69万亿元；截至2009年12月末，我国广义货币供应量(M2)余额为60.62万亿元，同比增长27.68%。对比2009年的数据，2010年的货币政策仍属于宽松之列。此前设定的2010年新增贷款额度为7.5万亿元。

  2011年1月11日，央行发布的《2010年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2010年人民币贷款增加7.95万亿元，2010年末，广义货币(M2)余额72.58万亿元，同比增长19.7%。在2010年新增贷款中，居民个人贷款占36.1%，非金融企业和其他部门贡献63.8%.居民个人贷款中，房地产按揭贷款达1.96万亿元，同比新增2600亿元。2011年7月12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2011年上半年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2011年6月，广义货币增长15.9%，狭义货币M1增长13.1%。6月货币供应量增速出现反弹，2011年6月末，广义货币(M2)余额78.08万亿元，同比增长15.9%，比上月末高0.8个百分点，比上年末低3.8个百分点；

  到2011年7月12日，央行发布2011年中国金融上半年报告，2011年上半年人民币贷款4.17万亿，不包括老百姓私人贷款地下钱庄及央票的贷款等其他贷款。2011年7月12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2011年上半年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6月人民币贷款增加6339亿元，同比多增207亿元。今年6月末，国家外汇储备余额为31975亿美元，同比增长30.3%。

  再其次是国际热钱的疯狂涌入和中国人民银行的反制措施缓慢。到2011年3月份，新增热钱流入高达3400亿～3500亿元人民币，而2011年4月20日央行将大型银行的法准率提高到20.5%，将冻结3800亿元。今后将以每月中下旬作为时间窗口，根据热钱涌入的体量决策调节力度，继续以提高法准率作为对冲外汇占款的主要手段。这就显示了央行保证人民币稳中有升的决心。

  最后是国家信贷结构性不合理，倒逼货币超发。中国是贷款总量发贷最凶猛的国家。按理说缺钱的中小企业和缺钱的企业，应该是获得贷款最有希望的。但是，往往很多缺钱的城市中小企业和农村企业根本贷不到钱。因为贷款结构不合理，官先民后，国进民退，保大杀小的思想。那么这些资金都流向什么地方去了？2009年之后，贷款第一大项是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到2010年底，地方政府不良贷款地方债务达到10.72万亿。第二大项是国有大企业和央企，我们看2009年到2010年央企和国企是抢地最凶猛的企业，如同到市场买白菜一样。2009年-2010年中国楼市爆发上百个地王，60%都是国企和央企制造的。第三大项是个人贷款，主要是集中在房贷。

  2011年上半年人民币贷款增加4.17万亿元，同比少增4497亿元。分部门看，住户贷款增加1.46万亿元，其中，短期贷款增加5965亿元，中长期贷款增加8588亿元；非金融企业及其他部门贷款增加2.70万亿元，其中，短期贷款增加1.34万亿元，中长期贷款增加1.43万亿元，票据融资减少1422亿元。6月份人民币贷款增加6339亿元，同比多增207亿元。外币贷款余额5018亿美元，同比增长22.2%，上半年外币贷款增加513亿美元。

  第四大项是房地产企业。房地产吸金吸引越来越多的企业进入房地产行业，到2011年中国有近10万几房地产企业（包括在售和未售，在开发和未开发。有地和没地的房企等参与开发的企业）。比如保险行和跨国企业及证券机构等矿产企业。由于房地产价格上涨和利润增长稳定，吸引跨国性大公司和大型民营企业经营业务都纷纷转向房地产行业。因为中国房地产项目资本金运作模式是低投入高回报。讲究的是财务杠杆，四两拨千斤。玩的借鸡生蛋，空手套白狼的游戏规则。

  亚太城市发展研究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谢逸枫指出：“目前中国保障性住房和普通商品住房的房地产项目资本金是20%。开发商投入20%的资本金，剩余的70%资金都是通过银行（土地抵押和商品房抵押及权利质押）贷款和建筑企业垫资施工以及商品房预售制（订金和预付款）完成开发建设的。大家会发现，房地产开发好比开印钞机，这就是开发商为什么暴利的秘密。表明房地产开发整体利润远远超过其他行业，在中国暴利行业排名第二是当之无愧。有的房企越做越大，利润越来越高。有的房企，不仅没获得高利润回报，越做越小，反而资不抵债，最后破产，甚至跳楼自杀的悲剧发生。说明高回报低投资依然有风险，所谓投资有风险必然有原因。”

  亚太城市发展研究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谢逸枫称：“我们看看我国开发商实施房地产开发，运作一个项目的资金来源组成：项目总投资（100％）＝资本金（20％）＋商品房预售制度：“订金和预付款”（50％以上）＋建筑企业垫资施工（12%）＋在运作过程中，向银行贷一些资金来周转运作（18%）；房子不好卖，订金和预付款回笼资金有困难，抵押商品房向银行贷款；贷不到钱就用推迟工程结算手法拖欠工程款；利用各种途径欠税。”

  （1996年房地产项目资本金是20%，2004年房地产项目资本金从20%调整为35%，2009年5月17日房地产项目资本金从35%调整20%）中国资本金制度是从96年开始的，从此，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资本金制度既是宏观调控手段，也成为一种风险约束机制。目的是是防止因房企资金链破裂，城市出现大量的烂尾楼，而银行出现死帐，威胁到国家金融机构安全。另外一方面是增加市场供应，抑制房价上涨过快。

  1996年，根据国务院公布的《关于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试行资本金制度的通知》规定，根据不同行业和项目的经济效益等因素，对投资项目资本金占总投资的比例予以确定。按照当时规定，交通运输、煤炭项目，资本金比例为35%及以上；钢铁、邮电、化肥项目，资本金比例为25%及以上；电力、机电、建材、化工、石油加工、有色、轻工、纺织、商贸及其他行业的项目，资本金比例为20%及以上。

  根据1996年，国务院出台《关于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试行资本金制度的通知》规定：投资项目必须首先落实资本金才能进行建设，房地产开发项目资本金比例为20％及以上。国务院1998年发布施行的行政法规《城市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条例》重申：房地产开发项目应当建立资本金制度，资本金占项目总投资的比例不得低于20％。

  亚太城市发展研究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谢逸枫表示：“中国是由央行购买外汇储备,这就会增加基础货币的供给。为了防止基础货币供给增加过快而导致的流动性泛滥,央行不得不通过发行央行票据、提高准备金率来进行对冲。当然,这种对冲是有成本的,大概每年两三千亿左右。这种滚动对冲的成本不是财政部出的,也是央行通过印钞票来弥补,这也会增加基础货币投放。目前,在谈到整个外储到底处于一个什么规模时,很多都是“从外储看外储”,其实3万亿美元仅仅是一个阶段。

  从局部范围看,外储超过了3万亿,现在,中国香港的资产就超过5万亿了,日本更不用说了,瑞士、卢森堡都排在前面,尽管它们的净头寸比中国低。比如美国,它有2万亿美元的净负债,14万亿美元的国债,但这对它来说有什么大的负面影响吗？美国国际投资有几千亿美元的净收益,而中国国际投资的净收益则微乎其微。对中国来说,持有的美国国债就是烫手的山芋,美国国债评级展望调为负面,除了约束美国滥发国债和财政纪律外,受损的还是持有美国国债的国家和机构。”

  亚太城市发展研究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谢逸枫表示：“海关总署的数据显示，2011年一季度我国进出口总值8003亿美元，同比增长29.5%。其中出口3996.4亿美元，增长26.5%；进口4006.6亿美元，增长32.6%；累计出现10.2亿美元的贸易逆差。这是中国6年来首度出现贸易逆差，中国外贸进出口达到基本平衡，将有效缓解人民币升值压力。

  中国银行副行长王永利表示,货币的超发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财政的透支，在目前这样一种全球主权债务危机的环境下，中国应当对自身目前的货币环境和货币运行机制以及财政运行机制进行更深入的思考。当我们说世界上有些国家不负责任、开足马力印钞票的时候，实际上增长最猛的非我们莫属，这是我们要注意的：今年5月份，广义的货币达到了76 .34万亿。2000年底只有13.25万亿。在十年多一点的时间里，中国代表社会购买力的广义货币总量增长了6倍多。

  那么中国的货币到底有没有超发？考虑到央行要有日常的存款准备金率水平，2002年9月之前，中国相当一段时间保持在了6%的水平，这也是日常的合理水平。扣掉这6%能冻结的4万亿元至5万亿元货币的话，央行票据加存款准备金，扣除正常的部分，额外还要再冻结14万亿左右。这14万亿资金闲置，就是货币超发的具体表现，也是通货膨胀的罪魁祸首。

  货币为什么会超发?主要是由于外币占款比例过大。这就带来另一个问题：中国的外汇储备是不是太多了？中国现在的外汇储备已超过3万亿美元，有1万亿美元就够了。中国的货币政策需要达到的目标功能很多，除了保证经济稳定还要保证就业和国际收支平衡，这些问题显然已经超出了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范围。这里面要区分哪些是中央银行应该持有的，哪些是不应该由它持有的，超发已经超出了它的范围，超出的14万亿元放在这里就可以了，正好是2万多亿美元。

  另一个原因是信贷增长过快。这是因为信贷存在结构性的问题，倒逼货币超发。中国的贷款总量在迅猛扩大，但很多中小企业，尤其是农村企业根本贷不到钱，究其原因要看贷款的结构。2009年之后，贷款的第一大项是政府融资平台，第二大项是国有大企业，第三大项是个人贷款，主要是房贷，还有是跨国性大公司和大型民营企业，但是这些大型企业的经营业务都在向房地产行业靠拢。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因为很多的房地产项目，只要投入30%的资本金，随后银行70%的贷款就跟了上去。不管是政府还是银行，大家发现，从来没有比这种方式来钱更容易的这样做的结果，单从个案上来讲不一定有问题，但是整体来说，由于项目主要是靠房地产、土地、矿产支撑，这样的发展就是不具有可持续性的，因为这些资源是不可再生的。对于应该怎样控制货币总量？在间接融资中，银行存款会转化为贷款，产生货币的乘数效应。如果这样无限放大下去，就没底了。衡量货币投放，仅有银行贷款是不够的，应该有广义贷款的概念，所有间接融资的方式都应该纳入进来。根据这一标准，“贷款派生的存款不能再贷款。”在王永利看来，这应该是一个控制货币总量的长期目标。

  亚太城市发展研究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谢逸枫表示：“房价飙涨源于货币超，把保障房做成一个良性的金融产品，将暴涨的流动性“分洪”到商品性保障房建设之中，是必须作出的战略选择。2011年1月26日“新国八条”和1月28日上海和重庆试点开征“房产税”，号称“几年来最严厉的政策组合”雷霆出笼。继2010年1月10日“新国十一条”和4月17日“新国十条”，到2010年9月27“新国五条”的政策出台，宣布停止三套房贷款后，再将第二套住房贷款购买首付款比例提高到60%，同时贷款利率不低于基准利率1.1倍。其中，全国性的“限购令”和“限贷令”及2011年3月份的“限价令”等价格控制目标，堪称房地产市场化改革以来，前所未有的严厉举措。控制房价，似乎成为房地产市场压倒一切的目标。

  2010年12月29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部长姜伟新在工作会议上表示，2011年将适时开展对省、市政府稳定房价责任的考核工作，工作不力的将进行约谈，和土地问责直至追究责任。

  2011年1月6日，央行召开的“2011年中国人民银行工作会议暨全国外汇管理工作会议”上，也将“稳物价”列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主要任务之首。 这两个目标，貌似相同，但置身当前的货币环境，其效果却可能南辕北辙。以抑制房价上涨为核心的住房政策已经持续6年，现在，我们亟需摆脱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应急式政策。只有从一个更加宏观的角度出发，才能知道在这场战役中，什么是必须坚守的，什么是可以放弃的。

  亚太城市发展研究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谢逸枫认为：“当前宏观经济问题的根源，无论是通胀压力还是房价飙涨，都是源于前一阶段货币的超发。所谓“超发”乃是一个相对概念。当货币供不应求时，货币的价格(利息)通过消费者(企业、个人)竞争决定，边际上出价最高的消费者，决定利息的高低；当货币供给供大于求时，货币的价格(利息)通过银行间的竞争决定，边际上效率较高的放款者，决定利息的价格。极度宽松的货币供给，必然导致银行间压低利率。而低利率则意味着原来回报率比较低的项目，也可以赢利。

  经济规模随之扩大。如果货币供给进一步增加，相对短缺的商品，就会升值。但升值的压力不会平均作用于所有产品，而是依不同商品收益率不同，从高到低，逐个涨价。一旦大部分商品的收益率都超过利率，就意味着只要贷款购买商品，就可以赢利，只要存款放债，就一定亏损，就会爆发全面性的通货膨胀。由于通货膨胀意味着货币收益率低于所有商品，因此，通货膨胀的过程必定是一个将债权人财富，变相转移为债务人财富的再分配过程。

  尽管对货币超发的规模有不同的判断，但是M2大大超过市场需求已经成为经济学界的基本共识。这就是本次房价持续上升的基本原因。增加供给，会降低住宅的收益率，改变住宅在涨价商品中的排序，但只要货币供给的大环境不变，无论什么样的政策，房价上升的基本趋势都不会改变。由于持续的顺差且汇率被锁定，因此，货币供给很难在短期内急剧减少。这就意味着，不可能通过大规模减少市场上货币的供给来恢复供求平衡。

  这就是住房政策面临的最大的战略环境。这个环境，决定了住房政策的选择空间，也为“好的”和“坏的”住房政策提供了一个基准——住房政策，必定是国家更大经济目标中的一部分，这个更大的目标，就是遏制全面的通货膨胀。经进入市场的货币，和任何商品一样，都是无法收回的。假设供需关系不变，吸收过量货币供给的唯一途径，就是货币贬值，或者说除了货币以外的其他商品升值。我们所能做的，只是选择哪些商品更多地升值，以保护其他商品较少地升值。

  提高利率、增加银行准备金等，实际上并没有减少货币的供给，只是通过人为提高存款的收益率，将流动性强行羁留在银行。显然，靠水库调节洪水的作用是有限的，也是要付出代价的。在货币供大于求时，无论是商业银行还是中央银行，都必须付出高于市场的资金成本。银行充其量可以削减洪峰，却不可以减弱洪水。简单地打压房价，看似和抑制通货膨胀是一致的政策行为，实际的效果却是其他商品升值得更快。这就是我们看到的去年打压房价的实际后果。这次“新八条”全面限购的政策，如果严格执行，立即会将巨大的投资需求赶出房地产市场。如果不能及时推出收益率更高的“资金池”，必将造成远比去年“9·29新政”更大的通胀压力。

  通货膨胀和再融资加剧风险，谁为巨额地方债买单？央行、审计署、银监会相继发布的地方债规模的数据有着数万亿的差距，的确是不争的事实。虽然由于各地举债融资渠道多样，程序不透明，偿债责任未落实等问题给审计工作带来客观上的难度，但数据背后体现出的统计口径差异值得深思，而这笔巨额地方债又该由谁以及如何“买单”？

  地方政府债务的形成，作为中国国情体制而言，地方政府不能作为发债主体，当然也不能是负债主体。不能作为发债主体是因为地方政府不能公开发债，而不能成为负债主体是因为地方政府管辖地区的所有资源，包括土地资源，是属于这一区域的“全民”所有，因此负债主体是“全民”，而非地方政府。假如说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准确地讲应该是这一区域属地的所有老百姓人人负债了。地方政府既无资产，更不能对外承担债务。

  与华尔街“做空中国”相呼应，中国本土债危论者的核心同指地方政府债务。这是一种前所未有的内外一致“共识”：中国地方政府债务真的出现了问题，问题到底有多大？譬如“资不抵债”则是一种观点，而与此同时，有政府背景的中国投资银行则认为地方政府债务属于可控范围。譬如对地方融资平台的4.97万亿元债务口径，则是财政部、央行、银监会和发改委四方所认定之数。审计署审计的原始“依据”，应该是来自银行监管部门的12万亿或14万亿(以央行2011年6月1日发布《2010年中国区域金融运行报告》中有关地方政府贷款负债额相当于银行贷款总额30%计算，约人民币14万亿元)。审计署根据这一“数据”开始对地方政府进行债务审计，会首先来自地方政府的拒绝并最终讨价还价，由此得出双方共同认可的一个极点，即最后审计署公布的10.7万亿元。

  根据2010年审计署、银监会、央行公布的地方融资平台贷款额，CCVI认为，对于审计署得出这样的一个数据，已经相当不易。但与金融监管部门所统计、而不是摸底“摸”出的数据相比，显然是少多了。而金融监管部门已经非常清楚，即使这样一个不被审计署认可的数据，已经是有意无意疏漏了很大一部分，其中包括审计署与金融监管部门“不谋而合”的乡镇一级政府债务。尽管地方政府知道“资不抵债”并不可怕，即使财政为负数，上级政府部门也不会坐视不管，概念上的破产在现实中是实现不了的。

  因此，地方政府更倾向于将债务作为一笔糊涂账处理：昔日商业银行的债务可以豁免，地方政府的债务同样也仅仅是个数字而已。无论是地方政府债务，或是疏漏领域的债务，以及难以厘清的负债主体形成的债务，都很难说明负债所投资的项目已经完成，可以不需要继续贷款支持，因此，这些投资已完成周期对资金的依赖，需要继续输血的当不属于少数。一旦停止再融资，前期信贷很有可能血本无归。

  当审计署对地方政府债务责任主体进行审计时，更直接地可能会牵连到地方政府主要官员的仕途、行政业绩考评等方面，这就出现了譬如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统计数据的差异：截至2010末，审计公告显示全国省、市、县融资平台公司数量是6576家；银监会公布的数字为9828家，而央行对此数据统计则为万家以上，之间相差缺口3000余家。照此统计比对估算，审计署对地方政府债务的10.7万亿因其融资平台数缺失之约1/4那部分补齐，应在3万亿左右；再加上对什么是融资平台主体的界定标准不一的人为放宽，疏漏的政策性金融机构的授信额度等叠加，接近20万亿应该是一个比较合理的约等数。

  如同负债运营已经成为市场经济条件下一种常态那样，市场经济体制的样板美国，即是畅快淋漓地对全世界进行负债运营。任何负债主体负债本身并不可怕，关键是偿债能力，以及偿债的可持续性。因此，无论是华尔街出于“做空中国”的目的，还是中国本土与之相呼应的地方债务危机论者，异曲同工的目的则是人民币加速升值以及全面的通货膨胀。

  如何化解目前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固然重要，而使地方政府能够真正步入减少不良负债的损失更加重要。比如首先要将所有投资方向明晰化，以及出具负债投资项目清单，通过对负债投资项目进行产业投资价值评估，初步划分良性负债和不良负债或可能不良的债务投资。在此基础上，建立自下而上的政府债务监测评估机制，是控制和把握未来地方债务风险并对其实时预警、防范的关键性措施。国际金融报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表示，货币超发和消费不足是中国经济面临主要问题。第一，我们长时期存在的过度储蓄和消费不足这种不平衡的情况继续存在。保持GDP的持续平稳增长，缺乏内在的动力，就是最终需求不足。第二，同时存在的一个问题是过去多年，不止是过去两年，也许是过去十年，货币超发和流动性泛滥。因为有一个时间的滞后期，它的后续效应开始显现。首先是资产价格，房地产的价格、股票的价格居高不下，接着发生的就是从去年开始显现的CPI的增长速度超过了温和的通胀水平，达到了5，甚至是5以上的水平。

  中国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曹远征教授表示，中国经济增长可能减速，因为中国当前很可能会面临凯恩斯的流动性陷阱考验，一个明显的表象就是当前金融工具的效力与过去已经有所不同。要从长远中求得平衡，就需要从保增长、保民生中得到平衡持续的发展。第六次人口普查中人口结构变化的速度超出研究者们的想象，过去，大家一直认为中国总的生育率在1.8‰左右。但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得出的数据，生育率在1 .4-1 .5‰左右，中国人口高峰大概在2014年出现。所以要特别注意中国未来家庭结构变动和房地产的变动所导致的新问题。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联席所长毛振华表示，目前中国经济最重要的两难不是“控通胀、去泡沫”和“稳增长、防下滑”的两难，而是市场调节和政府管控的两难。从宏观经济学上讲，政府的调控是必要的，但它主要应对的是短期或临时出现的问题，市场机制才是配置资源的长期制度平台。然而在中国，因为不停地遇到新问题、临时问题，所以政府总是在运作临时管控措施，且有常态化发展下去的趋势。政府的管控从领域到力度都降不下来，是因为我们对政府作用的认识存在四大误区。”

  具体来说，第一大误区就是认为政府的操作能力是万能的；第二个误区是认为政府的信用最高，而且还把中央政府的信用延伸到省政府、县政府、国企等，使得国家的信用被无限放大；第三个误区是认为政府工程可以持续拉动经济增长；第四个误区是政府的分配比市场的分配更公平。在这几大认识误区之下，政府的功能被无限放大，政府的管控范围在扩大，力度在加大，并且政府在整个社会分配中攫取的利益更大。

  经济生活中每出现一个困难和问题都会成为强化某个政府机构的机会，也会成为强化一个部门获取灰色收入的机会。要解决政府功能持续扩大、公共工程持续扩大、地方债务持续扩大的问题，就要加强对政府的监督，通过学术监督、媒体监督和制度建设，“让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不要成为闲不住的手，更不要成为永远闲不够的手”。

谢逸枫

2011年7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