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理论沿革

　　

　　本轮金融危机爆发以来，许多当代名家，包括一些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甚至被标榜为西方经典教科书式的经济理论，纷纷声誉扫地，几同彻底破产。成为强烈讽刺的是，它们既没有预见、阻止这场危机的爆发，更没有在危机爆发后给出解析和对策，目前仍处于无所适从的境地。

　　这场金融危机对西方主流经济学提出了严峻挑战。首当其冲的是是“新自由主义”，被指责为导致这次金融危机的深层次原因。

　　出生纽约布鲁克林工人家庭的犹太裔美国人，20世纪最重要的经济学家之一，诺贝尔经济奖获得者，主张新自由主义而闻名的米尔顿. 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1912—2006），有两位最著名的“粉丝”---美国前总统罗纳德·里根与英国前首相玛格丽塔·撒切尔；他关于政府不应过度干预经济运行的自由放任资本主义教义，对美国、英国和许多其他国家的经济及货币政策有极大影响。有人说：“假若我们说20世纪的前三分二是凯恩斯及马克思的世界，那么我们可以说这世纪的后三分一是属于弗里德曼的。”今日金融海啸冲击全球经济，弗里德曼被指难辞其咎。

　　不同于逻辑严密和实验验证的应用科学理论，现代经济学理论常常同哲学或社会学的意识形态倾向性相联系，不同门派可以一个说东，一个说西，各说各话，甚至连一些基本定义还闹不清楚；即便用了数学手段和电子计算模型，其假设条件往往有很大的主观性或随意性，实践结果可能同立论南辕北辙，于是令人大跌眼镜的什么咄咄怪事都可能出现了。

　　在货币理论领域，由于货币的物化特征明显，比较接近自然科学的对象，所以货币理论较之宏观经济理论的意识形态差异性小些，较少直接的极端化排他性，更多交错继承发展的因素；但一旦用诸于宏观经济，仍然可以导出大异其趣的货币政策。

　　最早见诸文字的货币理论可以上溯至周景王21年（公元前524年），大臣单穆公（单旗）提出“子母相权论”，主张国家既铸造重钱（大钱），也铸造轻钱（小钱），重钱和轻钱同时流通，相辅相成，以适应大宗商品交换和小额商品交换的不同需要。

　　春秋晚期纪录齐国政治家管仲言行的《管子》（约公元前723-645），对货币问题有相当系统的阐述。

　　

　　《管子》以为：

　　1. “货币通施（通货）说” ：认为货币乃“民之通施（通货）”，是古帝王为方便商品交换而人为设计制造出来的流通手段，共设计制造了“三币”：“以珠玉为上币，黄金为中币，刀币为下币”。

　　2.“人君铸钱立币说”，或称“货币国定说”：认为货币铸造权属于国家所有，强调国家要掌控货币，不可假于私人。

　　3. “工商业作用说”：将人们按职业划分为士、农、工、商四民，充分肯定手工业和商业的作用，认为手工业可以提供生产工具、作战武器和生活用品，商业则可以沟通有无，沟通生产者和消费者的联系，打破生产和消费的界限。

　　4.“货币工具说”：认为货币是国家手中的一个工具，国家铸造货币的目的是“以守财物，以御民事，而平天下也”；国家不但要垄断货币铸造权，而且要运用好手中的“货币工具”。具体做法是通过国家对货币的“敛”与“散”，即通过“回笼”与“投放”来调节以粮食价格为主的各类商品价格的高低。认为“币重而万物轻，币轻而万物重”；就是说流通中的货币太少，通货紧缩，物价就会走低；而流通中的货币太多，通货膨胀，物价就会走高。或者说流通中货币数量的多少，与货币购买力的大小成反比，与商品价格的高低成正比；国家要随时通过货币的“敛”与“散”，来调控流通中的货币量，使物价保持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浮动，维护社会稳定和政治稳定，实现治国安邦。

　　《管子》的货币理论，特别是关于“敛、散”和国家责任的学说，已经把握了货币流通规律的精髓。汉以后中国社会发展渐趋停滞，虽时有涉及货币理论论说，但不见其超越《管子》的总体水平；《管子》中强调王权主宰的唯上观念，则备受后日王朝肯定和绝对化。

　　在世界另一端的希腊，苏格拉底的门生，雅典的文史学家色诺芬（Xenophon，约公元前427-355）在《经济论》中首创经济一词，他拥护自然经济，反对雅典所采取的发展商业和货币经济的方针；但指出了货币所具有的两种基本职能，即“流通”与“贮藏”功能。著名的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Plato，约公元前427－347）在他的《理想国》一书中从分工出发看到了分工、交换、货币和商人之间的关系，认为货币是为交换服务的，意识到了货币可以作为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古希腊另一位著名哲学家，柏拉图的学生、亚历山大大帝的老师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公元前384-322）对货币起源更有十分深刻的认识和阐述；并且谴责高利贷放债取息，指出以货币繁殖货币是违反自然的行为；他的言论还涉及到了对“高利贷资本”、“商业资本”的初步认识。恩格斯对古希腊人在货币、金融领域里的贡献高度评价：“在这一领域，他们也和在其它领域一样，表现出同样的天才和创造。所以他们的见解就历史地成为现代科学理论的出发点。”

　　现代西方经济学的系统性发展源自亚当. 斯密，历经大卫. 李嘉图、西斯蒙第、穆勒、萨伊等，逐渐形成了一个经典的经济学理论体系，称为“古典经济学”(Classical Economics)。

　　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主要代表人物亚当. 斯密（Adam Smith，1723－1790）被奉为现代西方经济学的鼻祖。1776年他出版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国富论》（The Wealth of Nations），认为“看不见的手”（An Invisible Hand）会有效地调节经济运行，意谓个人在经济生活中受自己的利益追求驱使，但通过分工和市场的作用，可以达到国家富裕的目的；市场经济最重要的特征是它容许生产力快速增长，市场的茁壮刺激了分工，而这又反过来加强生产力。他的学说为实行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提供了理论根据，标志着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的到来。

　　在货币理论方面，亚当. 斯密尽管也看到了货币的储藏、支付、价值尺度等功能，但是他强调的是货币的基本功能：流通功能。

　　亚当. 斯密基于人性自然规律的的自由市场经济理论，曾经促使选择了市场经济体制的国家的经济得到长足发展。

　　马克思主义的缔造者，德国思想家，卡尔. 马克思（Karl Heinrich Marx，1818－1883）在19世纪中叶，提出了以社会生产关系为研究对象创立的经济学说。马克思的经济学说以当时主要的英国政治经济学家为起点，其中包括了亚当. 斯密、托马斯. 马尔萨斯与大卫. 李嘉图。马克思在其重要著作《资本论》中提出了剩余价值理论，认为劳动的付出没有得到同样的回报，剩余价值被没有付出劳动的“资本”所剥削。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和产品的社会化必然会导致产生周期性的经济危机，解决的办法是实行计划经济。

　　马克思的经济学说中，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从货币的产生、货币的职能到货币的本质，逐步展示出一个以现实资本主义经济或市场经济关系为分析基础的货币理论体系。

　　马克思的货币理论是金本位时代的学说，尚未扩展到信用纸币的范畴。马克思在讨论货币产生与货币形式发展的基础上，为当时的金本位制纸币归纳了5项职能，即价值尺度、流通手段、贮藏手段、支付手段和世界货币。马克思批评了只是强调货币的流通手段即交易媒介职能，而忽视或否认货币其他职能的观点。他指出货币数量论有基本的错误，由货币流通量决定商品价格的观点其实是一种“错觉”；相反，恰恰是流通中的货币需求量取决于流通中商品的价格总额和货币流通的平均速度。其关系式为：

　　M＝Y／V

　　M--货币需求量

　　Y--商品价格总额（社会总产出水平）

　　V--货币流通速度（同一单位货币的平均周转次数）

　　马克思以为，在资本主义体系中，货币不仅是资本的前提条件，而且是资本追逐的唯一目标。因此，正是货币贮藏与信用功能所产生的市场价格和经济运行的不稳定，导致了现实资本主义的宏观经济波动与经济周期的变动；所以，货币的贮藏和支付（信用）职能在马克思货币理论中具有核心作用，同时也是其价值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进入20世纪，1931年的德国、英国，1933年的美国，1936年的法国等相继在国内放弃了金本位制。至1971年8月，美国尼克松政府也宣布放弃了金汇兑本位制。至1973年，“布林顿森林体系”解体，世界金本位制纸币时代结束。

　　信用货币取代金本位制后，货币供给不再是市场自发的均衡过程；政府可以通过货币政策，经由中央银行发行货币和商业银行放大功能调节货币的供应量。

　　在信用货币体制中，整个货币由“现金货币”和“存款货币”两部份组成。银行在存贷过程中对“存款货币”有一种放大能力，其放大的倍数为“存款准备金率”的倒数，货币政策可通过控制“存款准备金率”控制银行的货币放大倍数。此时货币供给量可表示为：

　　M＝H／r

　　M--货币供给量

　　H--中央银行发行的现金或基础货币量

　　r--存款准备金率

　　因此，信用货币体制使政府掌握有极大的货币供给权力，政府不但可以通过基础货币的发行，而且可以通过“存款准备金率”调控整个社会的货币供应量。这种货币供给机制对宏观经济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20世纪以来，西方经济学历经了“张伯伦革命”、“凯恩斯革命”和“预期革命”等所谓三次大的革命，形成了包括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的基本理论框架，这个框架被称为新古典经济学（Neoclassical Economics），以区别于先前的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集中而充分地反映了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过去100年间的研究成果和发展特征，它在研究方法上更注重证伪主义的普遍化、假定条件的多样化、分析工具的数理化、研究领域的非经济化、案例使用的经典化、学科交叉的边缘化。

　　--- 自20世纪80年代以后，以澳大利亚华人经济学家杨小凯为代表的一批经济学家，用非线性规划和其他非古典数学规划方法，将被新古典经济学遗弃的古典经济学中关于分工和专业化的经济思想，变成决策和均衡模型，掀起一股用现代分析工具复活古典经济学的思潮。研究的主要任务是对技术与经济组织的互动关系及其演进过程的研究；旨在重新科学的寻找经济增长的微观机制，建立起宏观经济增长的微观模型；杨小凯等人提出的新学说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认可，并逐渐形成一个新的经济学流派，这个流派被称为“新兴古典经济学”（New Classical Economics），以区别于新古典经济学（Neoclassical Economics）。

　　1929年，由美国开始引发了世界性的经济大危机。1933年3月，美国总统罗斯福临危受命，不得不扭转传统的自由放任，实行一系列旨在加强政府干预的新政。然而所有这一切如果没有凯恩斯精辟的理论概括和说明，包括扩张性财政政策在内的政府干预，可能只是一种偶然的应急措施，而不会成为此后各国政府长时间的经济政策选择。

　　英国杰出经济学家梅纳特. 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1883－1946）在1936年1月出版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一反古典经济学把生产放在首位的传统，认为消费是第一位的，一切生产的最后目的都是为了消费。他发问道，如果不消费、生产还有什么意义呢？由此出发，他认为所以发生经济危机，是因为有效需求不足，即购买能力不足，或者说消费不足；因此光靠市场自发调节很难恢复经济，于是他一反传统的自由放任的思想，主张政府要积极地干预经济，在萧条时政府应放银根，增加开支，维持高水平雇和生产，甚至赤字预算为主，以补偿私人消费的衰减；如果荣景过头（过热），带来投机和通货膨胀，则反其道而行之。相信现代政府可能利用其权力化钱、征税以及控制货币供应等以缓解（而非消除）资本主义的经济盛衰期顽症。

　　在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学中，现代货币需求理论是它的基石。将投机性货币需求纳入货币总需求，是凯恩斯对货币需求理论的重要贡献。

　　凯恩斯提出了如下经济政策建议:

　　1. 应当更多地采取扩张性的财政政策、而不是货币政策。

　　2. 扩大政府的直接投资，以期发挥乘数效应，即一定数量的政府投资可以带动更多的民间投资，一个就业岗位可以连带地创造出更多的就业岗位。

　　3. 可以举债，特别是通过发放国债，可以多发货币。只要发行的货币能够把闲置的生产要素带动起来，产品源源不断地生产出来，供给大于需求，就不用担心发生通货膨胀。

　　4. 鉴于收入低的群体边际消费（指消费变动额和收入变动额之间的比率，也就是每变动1单位的收入中用于消费的变动额）倾向高，主张通过收入的重新分配，如以采取税收和转移支付制度等，提升整个社会的消费倾向。

　　5. 人们对未来的预期和信心非常重要，治理经济萧条最主要的是振奋人们对未来经济发展的信心。政府应制定强有力的鼓舞人心的措施，与公众保持密切的联系，全方位振奋人们的信心。

　　凯恩斯的学说催生了有政府调节的追求社会公平和大众福利的现代资本主义，这就是所谓“凯恩斯主义”型资本主义。许多西方国家通过一系列立法，逐步接纳“凯恩斯主义”成为经济国策，美国国会於1946年将凯恩斯学说纳入立法，从而放弃了亚当．斯密以来流行的反对政府实行计划控制的概念。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种演变岂非相当马克思主义的计划经济和资本主义自由经济的优化结合？

　　在凯恩斯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潮影响下，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学说中有关社会公正的许多经济要求，包括高额累进所得税制、高额累进遗产税制、社会失业保障制、全民义务教育，以至生产资料公有制，几乎都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和平演变中以各种不同形式一一实验。在充分自由市场经济，私有经济，小政府、大社会，低税收，限制福利重自由而非平等，在自由中寻得相对平等的传统资本主义经济思想和社会理念基础上，西方社会展现了越来越多的政府控制，越来越多的国有化，大政府，高福利，高税收和平均主义。

　　1929年大危机后，凯恩斯主义一度成为挽救西方资本主义的主导政策，在上世纪50、60年代大为流行。

　　1965年越南战争升级后，通货膨胀成为美国社会的主要问题，特别是70年代的“滞胀”出现，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政策受到了越来越大怀疑和非难。

　　在凯恩斯货币需求理论中，货币需求有3种形式：交易性货币需求、预防性货币需求，和投机性货币需求。

　　交易性货币需求与预防性货币需求是一个国家产出水平和收入水平的增函数，用公式表示为：

　　M1＝f(Y) (并满足条件dM1／dY＞0)

　　凯恩斯货币需求理论的重要特点在于，将投机性货币需求引入宏观分析框架。随着债券、股票等投资工具的发展，人们不必从事实业投资，通过买卖有价证券就可获利；在证券市场，人们更注重的是差价的投机。决定投机性货币需求大小的因素主要是利率水平，因为利率是投机行为的机会成本。因此，一般情况下投机性的货币需求是利率水平的减函数。可表示为：

　　M2＝f(R) (并满足条件dM2／dY<0)

　　R—利率

　　凯恩斯的总货币需求表示为：M＝M1＋M2＝ f（Y）＋f（R）

　　弗里德曼早在五十年代凯恩斯主义占统治地位时就开始利用美国的统计资料进行经济学的计量分析，继承与发展了美国新古典经济学家费雪（Irving Fisher，1867-1947）、剑桥学派（Cambridge School）等的货币数量论，研发实证货币数量变化与物价水平变化的关系，提出了他的“现代货币主义”理论，在反通货膨胀的大旗下，获得广泛流行。

　　费雪将货币需求概括为：M＝PY／V

　　P--商品价格水平，Y--社会总产出水平，V—货币流通速度。

　　这个公式与马克思的货币需求理论的区别在于对PY有不同的解释。在马克思看来，PY是不可分割整体，而且其价格水平P是在流通领域以外的生产过程中决定的，与货币流通没有直接的关系。这符合于金本位货币制的特征。而在费雪的公式中，商品的价格水平P是个可变参数，它本身还受到货币流通规模的影响。

　　20世纪初由马歇尔（Alfred Marshall，1842-1924）、庇古（Arthur Cecil Pigou，1877-1959）等剑桥学派人士提出了新的货币需求公式，与费雪公式的主要区别在于增加了人们以现金形式保留的资产部份。

　　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货币主义学派认为影响人们货币需求的主要因素有四个：

　　1. 总财富

　　2. 财富构成

　　3. 持有货币和其他资产的预期权益；预期收益率越高，持有货币的机会成本就越大，人们保持货币持有的数量就会减少。

　　4. 其他因素

　　弗里德曼在修正凯恩斯理论的基础上，从费雪和剑桥学派的货币数量公式中推演出新的货币需求量公式：

　　M= f[P,rb,re,(1/P)(dP/dt), w, y, u]

　　式中P--商品价格水平；rb；re；(1/P)(dP/dt)分别为债券、股权和实物资产的预期收益率；w表示人力资本与实物资本的比例；y为“恒久收入”（统计收入的几何加权平均值）；u为其他随机变量，如偏好、与货币有关的制度变化等等。

　　显然，弗里德曼的函数式进一步反映了现代社会经济生活中信用纸币功能的多样性和复杂性。经弗里德曼重新解释的各项自变量，通过他的学生提供的货币数量分析框架，对货币数量的变化制约收入变化等命题进行实证的检验，力求改正以往学者们在经济理论尤其是在货币理论中只顾抽象演绎的缺陷，但其结果受到同行激烈的挑战。

　　弗里德曼提出了他的著名论断：“通货膨胀是一个货币现象”(或者更直截了当地说，“通货膨胀由钞票印刷机制造出来”。当时欧美许多经济体正遭受严重的通货膨胀，人们纷纷指陈出于这样那样的原因，例如国际石油价格飙升，工会势力太强大，企业主太贪婪，以至世界人口爆炸等等。持有这类看法的人士有新闻评论员、政府官员、各种社会团体，还有知识界人物等，其中不乏货币研究的专家学者。

　　弗里德曼的观点是，这些关于通货膨胀的说法都不对。通货膨胀现象只有一个责任者，那就是中央银行（在美国是联邦储备银行）。如果这个机构能适当控制货币供给量，通货膨胀便不会发生。上面那些种种说法不过是中央银行借以放松货币供给控制的借口罢了。

　　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认为货币至关重要，货币供应的变动是影响产量、就业和物价的变动的主要的、根本的原因。他把通货膨胀、失业、生产停滞、经济波动等简单地看做是货币这个最重要的因素所起作用的结果，因而他的政策主张也很简单，即只要货币供应量大致上按照潜在的国民生产总值（GNP）的增长率有计划地增长（比如4%--5%），就会取得物价稳定。

　　弗里德曼货币主义学派提出了自已的反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政策主张：

　　1. 主张实行单一的货币政策。稳定的物价是货币政策的根本目标，国家的宏观调控只要控制货币的供给量就可以实现。货币当局按照平均国民收入增长率规定一个固定的货币年增长率，使之与该年实际产量增长的幅度相适应。

　　2. 既反对凯恩斯主义为维护充分就业而实行的财政政策，认为扩张的财政政策必然产生通货膨胀，又反对相机决策的货币政策，认为为熨平经济波动而实行的货币政策因为时滞，反而会产生加大经济波动的后果，主张经济自由主义。

　　3. 在已产生通货膨胀的情况下主张收入与物价指数挂钩，使之与物价指数的变动而作调整。

　　4. 主张用“负所得税制度”替代凯恩斯主义的“最低生活水平维持制度”，以克服依赖政府补贴生活的懒汉思想。

　　主张浮动汇率制度以解决通过美元输入通胀问题。

　　弗里德曼去世两年后，不少人指责先前美国所奉行的自由放任经济政策是本轮金融危机成因之一，而支持自由主义的经济学者则反驳说，次贷危机是政府干预的结果，因为酿成次贷祸根的房地美、房利美属于政府资助型企业（GSE,Government Sponsored Enterprise），而并非是弗里德曼所提倡的自由放任的过错。

　　弗里德曼的理论的缺陷无可遮掩，但责任在于决策者的选择。

　　自2005年起，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要求信贷提供商在向次贷抵押借贷者提供贷款时，必须运用计算机技术分析工具和风险评估模式。自此，金融企业所做出的商业决定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计算机演算得出的。但是，信赖新技术的格林斯潘却忽略了两点。第一，整套计算机评估体系中有关风险管理的数据都是近20年以内的，但这20年是经济空前繁荣的20年，而计算机又不会像真人一样具备风险意识。第二，计算机评估体系中的数字未必是准确的。在这次金融海啸中，不少评级机构给予AAA级评价的优质债券随后都被验证为一钱不值。

　　这样的的蹊跷事也怪得上经济学理论吗？

　　弗里德曼理论包含的真知灼见，特别是货币理论方面的发展，毕竟瑕不掩瑜，仍应受到重视。他在著名文集《货币的祸害：货币史片段》（Money Mischief: Episodes in Monetary History，1994）“序言”中引用了一段显然引为得意的旧作，对于一切有心探讨货币问题的后来者，仍然值得一读：

　　 “货币理论像一座日式花园，是个蕴涵着丰富多样性的美学整体。表面简单但隐藏着诡奇的实情，平面表象融有渐深渐远的前景。只有从许多不同的角度进行审视，并放松下来深入考究，才有可能充分领略这两个方面。两者皆有可被分别地加以欣赏的成分，但只有作为整体的一部分来看，才能达到切实圆满的境界。”

　　--- Monetary theory is like a Japanese garden. It has esthetic unity born of variety; a surface view that dissolves in ever-deeper perspectives. Both can be fully appreciated only if examined from many different angles, only if studied leisured but in depth. Both have elements that can be enjoyed independently of the whole, yet attained their full realization only as part of the whole.

　　本轮金融危机，给了世人一个认识论方面的严重教训：偏执于一得之见，一种倾向掩盖了另一种倾向，以至背离了一般的简单的公理性常识，绝顶聪明也会变得无比愚蠢。

　　今天当我们试图探讨世界货币问题时，显然没有一种现成的成熟理论可供简单套用。我们尽可跨越时空和门派，从单穆公、管仲、色诺芬、亚里士多德、亚当. 斯密、马克思、凯恩斯、弗里德曼……先人大师们不同高度、层次、角度提供了的理论，统筹和吸收智慧精华的营养，发挥与时俱进的前瞻性和创造性。但是，公理性的常识永远是不可须臾脱离的理性逻辑思考基础。

　　如果我们需要一种百试不爽、不抱成见的优化创意方法论，何不问道于孔，请教中国圣哲孔子言之凿凿的优化决策方法论 --- 人称“孔门心法”的“中庸之道”（参见附录）。人类历史上每一个进步里程碑，都铭刻着这种方法论的丰功伟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