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连大部分的台湾人都不知道，台湾保有过一项特殊的世界纪录──从一九四九你年持续到一九八七年，长达三十八年不间断的戒严状态．

　　很多国家有戒严法，很多国家实施过戒严，却没有任何一个社会曾经处在这么长的戒严状态下．理由很简单，戒严是「非常状态」，是为了应付高度危机，危机过了，当然就要恢复「正常」了．

　　会创下这样的世界纪录，源自于当时国民党政府采取的基本态度──坚持自己拥有全中国的主权，不承认在北京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从这样的角度看，一个国家百分之九十以上的领土都被「占据」了，当然是在危急不过的局面，只要这个局面不「解除」，就有理由维持戒严．

　　长期戒严还有另一个连带的不得已．坚持主权与「法统」，使得国民党绝对不能修改，更不能放弃「中华民国宪法」，然而「中华民国宪法」开宗明义谈「国土」就和现实差距十万八千里，更不必讲后面规定的人民主权行使方式了．「中华民国」实质上只拥有「台湾省」，到哪里去找理论上该由「三十五省代表」所组成的「国民大会」和「立法院」呢？这方面的条款，只好靠戒严来予以冻结，才能符合现实．

　　当然，长期戒严还有更重要的具体需要──那就是退居到台湾的国民党，如同惊弓之鸟，不能承受任何政治上的风吹草动，要在手上掌握一切的工具压制真实或想象的敌人．

　　最可怕的敌人，当然是海峡对岸的中国共产党，因而戒严下主要的副产品，也就是对于「红色思想与组织」的严密监控．在戒严下，国民党采取了「宁可错杀一百，不过错放一个」的神经质反应模式，到处调查、搜捕「匪谍」．

　　戒严时期常见的标语之一，是「匪谍无所不在」，另一个是「保密防谍，人人有责」，这两个标语落实为作法，可就害惨了许多人．既然相信「无所不在」，任何被怀疑的对象，就很难证明自己不是；既然「人人有责」，也就变相鼓励大家互相告密，甚至以告密做为对付别人最有效的方法．

　　戒严同时取消了「宪法」上对于人身自由的种种保障，也取消了正式法律程序的必要．进而使得在戒严中被怀疑、被逮捕、被拘禁的人，完全无法预见自己的命运，是生是死、是关是放、要关多久，充满了不确定的任意性．

　　虽然国民党当年一直不断宣告：「戒严法只执行百分之三」，但戒严下政治犯的恐怖遭遇，在社会间秘密流传，让这样表面的「宽大」缺乏说服力．尤其是随着两岸隔绝愈久，看起来「匪谍」指控的具体证据愈薄弱．也就愈来愈多人感受到：那些被折磨、被处死的政治犯，不是穷凶恶极的「罪犯」，而是天真的理想主义者，左派思想的信仰者；要不就是单纯无辜被陷害或被误抓的人．

　　戒严防堵不了社会对于政治犯的同情，戒严多存在一天，对于国民党的不满与仇视就多一分．台湾民主的重要动力来源，正就是对于戒严的批判，国民党可以把写文章批判戒严的人抓起来，把刊登文章的杂志关掉，却无论如何消除不掉社会上对于长期戒严的强烈反感，以及比反感更强烈的──荒谬感．

　　至今，戒严时期的种种荒谬作法，仍然是国民党要争取选民信任的包袱．马英九清楚知道这份包袱的沉重份量，也清楚这段历史随时可能被政敌用来当作现实武器，所以他会利用不同的场合，不断表示反省与歉意，追思这些当年受迫害的人，安慰还存在的家族成员，同时表白──国民党记得这些错误，希望大家相信：因为记得，所以不会重蹈覆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