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听了两个故事，颇有感慨。

　　一个是《“黑色星期四”与“饥饿总统”》，一个可叫做《罗斯福新政与炉边谈话》。说得是美国在一战后那个席卷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中，1929年10月24日，股市大崩盘，一天之内，就有几千个经纪人和几十万小投资者破产。这一天是星期四，因而被人们称为“黑色星期四”。而不久前，就任新一届美国总统才一年多的胡佛，还在津津乐道地谈论美国的经济制度是如何如何“完美无缺”；甚至得意洋洋地预言：“美国比以往任何国家的历史上都更接近于最后战胜贫困。”但他万万没有想到，在他说这些大话的时候，美国的经济已经危机四伏，快要大难临头了。

　　胡佛当然忘不了，当选前夕，他还曾踌躇满志地向选民们保证：“不久就可以使每个工人家庭的菜锅里有一只嫩鸡，每间车库里有一辆汽车。” 然而，无情的现实给了胡佛当头一棒。从华尔街的“黑色星期四”股票狂跌开始，历史上最大的经济危机很快席卷美国与资本主义世界。生产急剧下降，工厂、银行大量倒闭，无数农民破产。由于大量的农产品卖不出去，价格低于成本，光1933年，美国就有一千余万亩棉花被铲掉，几百万头猪被抛入密西西比河；最严重的时候，失业工人的人数达到一千七百万。经济大萧条导致人民的生活水平降到了最低点。许多人食不果腹，流浪街头。有一天，西部一个旅馆的厨师把一些剩饭冷菜随手倒在厨房外的小巷里，想不到立刻冲出十几个人抢食了个精光。一些地方甚至出现了孩子与野狗争抢烂水果蔬菜，农民靠吃草根、野菜、蒲公英、紫罗兰过日子的悲惨景象。

　　胡佛的乐观和自信来自于美国经济繁荣的盛况，和他缺乏繁荣背后的真相认识不足有关。进入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美国利用它在一战中牟取的暴利，并向战后的欧洲大量出口它所紧缺的农产品和工业制成品，刺激了经济的快速发展。美利坚大地到处呈现出一派繁荣兴旺的景象。一幢幢摩天大楼拔地而起，一辆辆被命名为“新女神”的福特A型汽车在大街上骄傲地飞驰。洗衣机、电冰箱、吸尘器、无线电广播、有声电影等，也是在那时相继问世的。纽约取代伦敦成了新的世界金融中心。到1928年，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已经超过了欧洲资本主义国家的总和，成为令人羡慕的世界头号强国。

　　胡佛是以突出的才干使他在共和党内与美国民众中赢得了很高的威望，在美国将保持“永久繁荣”的一片沾沾自喜声中，轻易地一举击败民主党竞争对手，登上第三十一届美国总统的宝座的。在一战爆发后，他曾成功地主持了一个在伦敦的美国救济会，帮助十二万贫困的美国侨民脱离战火，回到祖国；随后，他又负责一个规模更加庞大的救济会，它使用的运粮轮船就有七十艘、救济费高达十五亿美元，从而援助了饱尝战火与饥饿之苦的一千万比利时和法国北部的平民。胡佛的才干得到了威尔逊总统的青睐，被召回国内担任粮食总署的署长。后来，他又在哈定与柯立芝政府中当过商业部长，领导修筑了著名的胡佛水坝和连接美国大湖地区与大西洋的圣·劳伦斯海道。  

　　    胡佛不甘心美国的经济一蹶不振，更不愿就此葬送自己的政治前途。胡佛自信，他虽然拿不出拯救美国经济的“秘诀”，但招数还是有几下的。他的招数是什么呢?发放低息贷款给大农场主，由政府收购他们的农产品；为大银行建立复兴金融的基金，等等。但是，这些“招数”根本遏制不了企业、银行的倒闭狂潮；对于千百万饥寒交迫的民众来说，则起不了任何作用。更要命的是，信奉自由经济政策的胡佛不懂灵活应变，不顾广大民众要求增加救济的强烈呼声，几次否决了在全国实行普遍救济的议案。而他过去正是以善于组织救济享誉欧美的。1932年，当退伍军人聚集到国会前请愿，要求政府发还拖欠他们的补助金时，胡佛竟然下令军队镇压，造成了五十多人伤亡。

　　    美国的经济在不断地恶化。昔日繁华的大街上出现了用破铁皮、纸板和粗麻布搭起的棚户区，老百姓把它叫做“胡佛村”，即使以富豪如云出名的纽约曼哈顿区，这样的“胡佛村”也有两个。人们还把流浪者手里拎的装破烂的口袋叫做“胡佛袋”；把无家可归的人夜里包在身上聊以取暖的旧报纸叫做“胡佛毯”；把抓来充饥的长耳朵野兔叫做“胡佛猪”；把身无分文而翻转过来的衣袋叫做“胡佛旗”。最有趣的是，有人把锯掉车头的破汽车套上骨瘦如柴的骡子，称为“胡佛车”；还“得、得、得”地赶着这种“胡佛车”，去迎接前来“访贫问苦”的胡佛总统。敢爱敢恨而又天性幽默的美国人，把经济大萧条产生的一切怪现象都与总统胡佛挂起了钩。后来，人们不叫他的名字了，干脆就叫他“饥饿总统”。等待这位“饥饿总统”的，只能是黯然下台的结局。（注：以上故事和文字基本来自《世界上下五千年》）

　　接替胡佛就任美国总统的，就是不幸于不惑之年因患小儿麻痹症被称为“轮椅上的总统的”罗斯福。当时美国民众已对胡佛政府失去了信任和信心，美国经济千疮百孔，极度萧条。为了挽回人民对政府的信任和信心，罗斯福总统开始了他的罗斯福新政和著名的“炉边谈话”。1933年3月12日即罗斯福就职总统后的第8天，他在总统府楼下外宾接待室的壁炉前接受美国广播公司、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和共同广播公司的录音采访，工作人员在壁炉旁装置扩音器。总统说：希望这次讲话亲切些，免去官场那一套排场，就像坐在自己的家里，双方随意交谈。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华盛顿办事处经理哈里·布彻说：既然如此，那就叫“炉边谈话”吧，于是就此定名。罗斯福在其12年总统任期内，每当美国面临重大事件之时，总统都用这种方式与美国人民沟通。一位虽然肢体残疾但是精神坚毅的总统，在黑夜，在微弱的炉火边，透过无线电波，娓娓地向自己的选民倾诉国家的艰难、需要和希望……

　　第一次“炉边谈话”，是罗斯福新政的开始，主要目的是拯救美国的金融。全球性经济危机，在胡佛政府时期，使美国经济在短短几个月内几乎崩溃，至1932年冬天，全国至少有1300万人失业，3400万人没有任何收入。人们依靠私人施舍、市和州政府少得可怜的公共救济，以及自己微不足道的积蓄度日。经济的萧条、信用的危机，终于导致1933年情人节晚上整个美国银行开始崩溃，各州的信托公司已到山穷水尽的地步，银行成批地倒闭，全国银行库存黄金不到60亿元，却要应付410亿元的存款，银行门前人山人海，挤兑风潮遍及全国，就在罗斯福宣布就职的那一天，全国金融的心脏停止跳动，证券交易所正式关闭。

　　罗斯福临危受命，宣誓就职，发表了经过长时间思考的、充满自信与激情的、简洁缜密的就职演说。就职演说取得了巨大成功，仅周末就有50万封信飞向白宫。人们热烈期待着新总统的“新政”。

　　罗斯福上任的第二天，发布了两条总统通令——要求国会于3月9日举行特别会议和宣布所有银行休假4天。国会特别会议赋予政府控制金融的权力和根据银行资产发行货币的权力，同时赋予政府对囤积和输出黄金的行为实施严惩的权力。银行休假则有助于打破充斥于金融界的恐慌和紧张状态，使政府扼制了挤兑风潮和有时间赶印货币。

　　为了争取全国人民的理解和支持，罗斯福于当年3月8日举行了第一次记者招待会，在轻松和谐的气氛中就金融业中的诸问题回答了记者提问。此举有助于在政府和新闻界之间架构一座沟通的桥梁，也达到了政府通过传媒稳定民心的功效。

　　白宫记者招待会从此成为惯例，每周两次，每次约120名记者参加。在罗斯福执政的12年里，共举行过998次记者招待会。

　　为了进一步得到全国人民的理解和支持，3月12日，即银行即将重新开业的前夜，罗斯福对全国6000万听众发表了第一次“炉边谈话”。他以亲切诚挚的声调、质朴实用的语句，对全国人民就银行暂停营业的问题进行了耐心的解释、劝告和教育，他说：“我要指出一个简单的事实，你们把钱存进银行，银行并不是把它锁在保险库里了事，而是用来通过各种不同的信贷方式进行投资的，比如买公债、做押款。换句话说，银行让你们的钱发挥作用，好使整个机构转动起来……我可以向大家保证，把钱放在经过整顿、重新开业的银行里，要比放在褥子下面更安全。” 他深知自己的责任，他以兄弟姐妹般的语气平静地请求人民信任银行，他没有命令，只是轻轻地、富有感情地说：“伟大的全国性计划能不能完全得到成功，当然要靠大众的合作——要靠大众对这项可靠的制度给予明智的支持和妥善的利用。”

　　简短的谈话，化解了长期郁结在人们心中的疑团和不满。第二天，部分银行开业了，人们携带着装有黄金和货币的大箱小包，在银行门前排起长龙，把就在不久前也是这样排着长队挤兑的通货存入银行。只过了3天，美国有574家银行开业，几天里，银行回收了3亿元的黄金和黄金兑换券，不出一周，就有13500家银行（占全国总数的3/4）复了业，交易所又重新响起了锣声。

　　第二次“炉边谈话”是为了复兴工业。在经济危机中，企业的恶性竞争、极度贫困的劳工及劳资关系异常紧张，使美国犹如处在一个火山口上，随时都有被摧毁的可能。新政如果不能解决这些问题，工业的复兴是没有希望的。而要解决这些问题，除了制定相关的法规外，还必须取得企业和劳工的理解和支持。1933年5月7日晚上，他“向大家汇报”政府对危机作了些什么以及还计划要做些什么。他的言行体现了他对法治的尊重，他的行动都“已向国会申请并获同意”，他赞扬了正处于苦难之中的人们的顽强精神。“我们全体国会议员和政府成员对于你们大家——我国的人民——深表感激。在整个萧条时期，你们大家很有耐心。你们授予我们广泛的权力；你们对我们的目标的广泛支持，鼓舞了我们。” 他要求“企业界和政府合作，共同拟订计划”，并强硬地指出，政府在各个工业绝大多数从业人员的协助下，“有权制止不公道的做法，并强制执行所订立的协议”。罗斯福的目的是要消除你死我活的企业竞争和对女工、童工的残酷待遇。随之，《全国工业复兴法》 出炉，它是对大萧条中美国工业中明显不适合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进行局部调整。

　　与此法规相配套的，有许多详细的行业法规，比如总统的再就业法规，该法规禁止雇用童工，规定产业工人最低工资为每小时40美分，每周工作时间为35小时，脑力劳动者为40小时。愿意接受这项规定的，雇主将得到一个“蓝鹰” 标志。许多小企业都自愿或被迫地接受了该法规，但是，绝大多数大企业在开始阶段都拒不加入“蓝鹰”行动。

　　为了彻底解决童工和劳动时间问题，1933年7月24日，罗斯福发布了第三次“炉边谈话”。 在交谈中，他说：“打起仗来，如果进行夜袭，士兵们都在肩上带上耀眼的标志，免得误伤自己人。根据这个原则，那些跟我们合作，参加全国复兴运动的人，也要被一望而知。”他的意思很清楚，要么合作，要么挨揍。他看到了复兴计划的坚实基础，这就是人民之间的“谅解与合作”、“共同的盟约”。“我们不拆伙”，“我正在要求工人们以谅解和协助的精神和我们同行”。广大的中小企业和劳动群众对此热烈响应，全国范围内支持复兴运动的游行接连不断。

　　工业复兴取得了一些成就，到1935年初“它使大约200万失业者有了工作；它帮助制止了通货膨胀的重新加剧；它有助于促进企业道德和提倡文明竞争；它建成了最高工时和最低工资的全国性样板；它部分地肯定了工人运动的斗争成果；它在很大程度上取消了童工和血汗工厂”。人们热情洋溢，连前总统胡佛都表示赞成。

　　实行新政的前半年里，罗斯福把美国的萧条局面扭转了。头4个月，工业生产指数由59上升到100。影响最大的《纽约时报》声称“罗斯福已经挽救了一场史无前例的绝大危局”，“从来没有哪一个总统能在如此短的时间里叫人觉得这样满怀希望”。  1933年10月22日晚，罗斯福向全国做了第四次“炉边谈话”，他关注人们秋天的收成，所以今晚的主题就是“我国普通公民的福利”。他依然“感谢大家的耐心和信任”，也坦陈了对他人误解自己的看法，然后坚定地强调：“国家复兴局的秘诀就在于合作。这种合作是自愿的，……”他回顾了3月份以来“足以自豪的事实和行动”，并高度概括了“第一次新政”所致力于实现的目标。

　　这样的炉边谈话，在他一直连任总统三届12年中，共做了30次。他称自己及政府是“受大家委托来负责的人”。这并不是谦虚，这是民主社会固有的原则，这是主权在民原则在政治精英心灵底蕴上深深嵌入的模板。他陈述自己的政治道德，让人们“把权利法案的每一条款都读一读，问一问你自己是不是个人在这些伟大的保证上遭受了一丝一毫的损害？”他不断地重复“今天晚上我接着那次汇报”，他说：“我相信亚伯拉罕·林肯的话——‘为人民群众去做他们需要做、但做不到、或者依靠他们分散的个别的力量所无法自己做好的事，这就是政府的合理的宗旨。’” 上任以来，他一直在殚精竭虑，不断果敢地推进经济和社会改革目标，但是对他的批评也是不绝于耳的，他并没有居功自傲，表扬与自我表扬，他依然恪守民主社会的基本规则——“大家和我一样，都不想听到出于吹毛求疵或党派偏见的批评，但是，我坚决维护一切公民的这项权利：随时提醒自己的政府怎样可以把公款更有效地用之于美国人民。” 他意识到：“文明社会和人类幸福的发展是基于个人之间在互相关系上接受某些基本行为准则的。世界和平的发展同样依靠国家之间在互相关系上接受某些基本的行为准则。”他说，“独裁不产生于坚强有效的政府，而产生于软弱无效的政府”；“自由得以继续存在的唯一屏障就是一个坚强得足以保卫人民利益的政府，以及坚强而又充分了解情况足以对政府保持至高无上统治的人民。”正如在南北战争时，林肯在国会咨询报告里说了类似的话：一个国家不能强大到剥夺人民的权利，也不能弱小到无法保护人民的权利！他说出了美国人久居心中的民主“野心”—— “作为你们政府官员的我们全体”，“不能姑息残忍的行为”；“强制的和平绝不是什么和平”；“我们必须成为民主制度的伟大加工厂。” “我们的决心是要使被征服的人民恢复人的尊严，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享受言论自由和宗教信仰自由、不虞匮乏的自由和不虞恐惧的自由。”但是，在慷慨或者居心叵测地救济世界难民时，没有忘记节约的重要性，罗斯福强调：“我们是一个大国——一个富国——但是，我们没有大到、富到可以掉以轻心，乃至浪费我们的财富和人民生命的程度。” ……

　　在华盛顿的罗斯福广场，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个塑像：一个穿着平常服装的平民，坐在房间一角，侧着脑袋，正全神贯注地听着什么，原来他是在听罗斯福的“炉边谈话”。（以上故事的文字，据百度百科文字改编，见http://baike.baidu.com/view/632074.htm）

　　总统代表着政府，不仅仅是个人。从胡佛到罗斯福，政府从民众的信任危机中得以挽救，政府形象得到重塑。政府得到人民信任，罗斯福新政得以实施，人民支持着政府共同走出危机。罗斯福本人，也成为唯一连任三届的美国总统。

　　这两个情节连在一起的故事，让我想到“政府的信任”这个话题。人民首先对政府信任，才对政府可能有信心。没有信任，便谈不上对政府的信心。政府失去了人民的信任，就会让人民唾弃。这又使我想到中国两千年前的孔子――当然是无愧于古圣先贤称号的孔子――说过的话，原文如是：“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出自《论语·颜渊》）意思是，子贡问怎样治理国家。孔子说：“有足够的粮食，有足够的军备，让老百姓对政府信任。”子贡说：“如果迫不得已要去掉一项，在这三项之中去掉哪一项呢？”孔子说：“去掉军备。”子贡又问：“如果迫不得已还要去掉一项，在这两项之中又去掉哪一项呢？”孔子回答说：“去掉粮食。自古以来谁也免不了一死，没有粮食不过是饿死罢了，但一个国家、一个政府失去百姓的信任就不能立足。”

　　孔子以“仁爱”为核心，从而“修身、治国、齐家、平天下”的思想，当然带有其封建宗法制度和礼教制度下的局限，那是属于时代的局限，和罗斯福时代资产阶级思想家和政治家不可比拟。但只要有国家和政府，“民无信不立”，就是真理。